1

四月，我把画架在窗前支好，打算画一画肖像,等调整好一切才发现都是徒劳。去年在都灵，我一直用一块油画板当背板，全然忘记离开时一块钱还是两块钱把它卖掉了。

于是我的画家梦很快破灭。但无论如何它都会破灭——我想要画一些人物，把他们的声音和面容都贪婪地吞噬进去，变成静物的动态，或者动态的静物，无生命的物体。通常是乐器、瓶子或死动物之类的。但我觉得人也可以被画成静物。不是还活着（still life），而是已经死了（natura morta）。不管活着还是死了，这一切都不再与我相关。后来罗马开始连日阴雨，我得到了解脱，因为我没有心情继续站在窗前，虽然那里的暖气仍然发烫。

整个三月我都在和达贝尔教授联系。我写三封邮件，他回我一封。他的句子是声带结节，或是没有清理干净就用画笔涂抹在画板上的颜料。他的段落像是雕塑，古典而崇高地立在威尼斯宫旁边的一栋公寓。他的问候似乎是冬天堆积在一起用来生火取暖的家具，吸收了透过窗户折射进来的光热，但是不小心被雨水淋湿而无法点燃。他间歇性的乐观反而是强行点燃这些湿掉的柴火而冒出的一股呛人的黑烟，企图把我的画布熏烤腌制起来。

要坚强地面对现在的状况。他老是这么说。可我发现他已经陷入了生活的更低潮。

复活节又一次大封锁期间，我每天都在仔细想我还需要在罗马完成什么画作，对着雨幕，或者忽然就射入屋子的透亮阳光。四月的罗马从未如此寒冷过，我指的一定不是心理层面。是吗？应该不是。我是在说天气。往年的四月，我已经开始准备过夏天了。这有很多的证据。因为我每一个复活节都要跑出去玩，在那些照片里我都迫不及待地穿上了裙子。可现在我还裹着毛衣缩在房间的软椅上，一整个冬天我都在穿短袖，可是现在反而要套上那件白色的、连扣子都是白色的毛线开衫。它还是新的，但是我最近不想穿了，因为它是H&M公司的商品。

断断续续封锁解禁，折腾了一年多，大家的耐心都像是衰老的皮肤，从生活上耷拉下来，显现了极深的纹路，在脸上沟壑纵横。达贝尔教授经不住我一次次的骚扰，终于有一天决定和我见面。大雨天，滂沱大雨，狂风暴雨，疾风骤雨。我歪歪扭扭从圣乔万尼走到了威尼斯宫的Tiger商店旁边，那里还有一家就要打烊的小酒馆。整个罗马是灰色的，湿蒙蒙的灰。我从圣母明圣堂后面走下来时还差点滑倒。这个教堂的名字还真难记。Chiesa del Santissimo nome di Maria Foro Traiano,但我还是很快记住了。我来罗马的第十三天，把它写在随身携带的线圈记事本上。那天我在这里遇到过一个骗子，他说他来自埃及，住在附近的酒店，晚上要和教宗共进晚餐。他展示了一张邀请函，上面有教宗的“签名”。我问他我们背后的这个建筑叫什么名字，就是图拉真柱后面的这个，他很快地答出来。我说抱歉我听不懂意大利语，也听不大懂英语。我真的很忙，没时间站在这里闲聊。而且我的背包里真的什么都没有装——这在我转身的瞬间就被你发现了不是吗？你看，现在它开着口，里面什么都没有。

现在这里一整天都不会碰到十个人。也许整个罗马都是。至少一路上我只看到了五六个行人。如果愿意，在晴天我完全可以走到红色的砖石旁边，坐在骗子还是小偷时常行骗行窃的图拉真广场前的椅子那儿，翻翻书什么的，会有海鸥陪伴我——尽管它们更喜欢在古罗马遗址中漫步。但是我会很高兴看到一些蚂蚁，沿着我不太明白的曲线爬着。

其实我这样做过几次。去年罗马几乎是一座空城，我从都灵回来，搬家到了拉特朗圣若望大殿旁边的一个住宅区。即便是几年前，这里的游客也不是特别多，人们来到罗马，首先去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可是拉特朗圣若望才是天主教罗马教区的主教堂，也是罗马的四座特级宗座圣殿中最古老、排名第一的一座，应该有一些朝圣地图的起点是从这里开始的。从拉特朗圣若望走十分钟就到圣母大教堂——四座主教堂的另一座，然后再走十分钟，就可以到斗兽场。当然时间是不固定的。罗马城的路径弯弯绕绕，选择走哪一条是随心所欲的。

有一天我原本是要去圣彼得大教堂，但是路上下起了小雨，我只好走进斗兽场躲雨。意大利所有的考古遗迹的博物馆对艺术与考古系的学生全部免费开放，所以我们总可以随随便便就走进这样的地方。我在一道拱券下的石阶上坐好，打开了一本《生物进化史》电子书，这是我喜欢了许多年的书，反复翻阅过很多次，但我总会忘掉一些细节，也会记起一些。譬如一种捻翅目昆虫（strepsiptera），这是一种寄生在其他昆虫身体的小生物，雄虫有点儿像苍蝇，长有翅膀和腿脚什么的，而雌虫就只是一个装卵的袋子，没有眼睛，没有肢体，没有翅膀，甚至没有口器，它们都寄宿在宿主的身体里——那个可怜的不知道叫什么的虫子，等雌虫安居，就会戳破宿主的腹部，将自己的生殖器暴露在外。然后就有雄虫过来交配——一只还是多只我并不清楚，但是我知道会有数以百万计的后代在这个卵一样的母体里孕育，这个数字曾经使我震惊，接着就是常发生的事儿，这些小东西慢慢长大，然后从母亲的体内把母亲吃光，再然后离开宿主的身体——也不知道它们吃不吃它，反正最后的最后，它们走向了——世界。

走向了世界。

不能说是完全的不幸，比如说，有几个人会有机会走进空荡荡的圣彼得大教堂。或者那里，你走过来的地方。达贝尔教授站在雨帘下，声音嗡嗡地指着前面，斗兽场的方向，对我说。

是的，我回答。脑子里还在想着那个下午，等我在斗兽场二层的台阶上坐好，天忽然就晴了。阳光铺天盖地罩在建筑的上方，我在那里坐到天黑，望着圆形剧场上的洞石、凝灰岩以及混凝土，在云层里变幻着明暗色泽。明黄，金黄，灰褐，黄褐，红褐。陪伴我的只有一只黄嘴巴的海鸥。万籁俱寂，我简直觉得自己的程序出现了错误，一切都不真实，世界上原本应该有千千万万的人和我一起从囊袋中落地，可是那个下午只剩下一个我。这不真实。

这一刻也许也是虚构的。我和达贝尔教授站在酒馆外的凉棚下喝咖啡，服务员过来摘掉了挂在我们眼球下的所有灯管。原本还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昏黄的可以给人带来一点暖意的橙色调，忽然就被青灰色的雨幕吞噬。罗马灰败而可怜，天空发出赭石的色泽，我瑟瑟发抖，拿到了需要签字的文件。

哦，真难想象，这样的罗马，什么时候在这个点有人来摘下灯管。以前这里想要打烊都难。

节约能源。我牛头不对马嘴地说，想要扭转他阴郁的情绪，但显然并不高明。也许他觉得我不能理解他的烦恼，想要进一步阐释：这是罗马，也不是罗马。和所有的艺术作品一样，是又不是。

他放下手中的咖啡纸杯，轻拍指尖，陷入思考。我发现他的节奏被凉棚上方的雨带偏了节奏，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乱序无章的节奏。但很快我们都整理好曲折的思绪，就好像合上一个文件夹，紧接着打开了另一个，从各种疫苗谈到博物馆标签，从女性主义谈到人权，然后他又开始重申他的态度：我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法国人，我生长在意大利，受教育在牛津，我教世界各地来的学生。我没有偏见。我是一个没有“颜色”的人，但这个世界应该是一个有各种颜色的世界，正如你写的……这之后我们讨论了我的论文，我耐心听着，也尽力插嘴。因为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在此之后，记忆会随着时间慢慢软化，经历僵死之前最后的柔软。

他跟我道歉。说他应该更早一点把文件签给我的。但是因为注射疫苗，他在家躺了两天，还因为一些别的什么事，总之有很多借口。是的，他应该更早就给我这个文件，因为从三月开始，我写信或是发短信问他要了不下十遍。谢天谢地，他终于在递交文件终止日期的前一天把东西交给了我。这一整个月他都在说找一天我们一定见面，但他肯定没想到这个拖延使我们在一个月之内最坏的一天会面。

这不是您的错。我说。我撒了一半谎。这一个月内我至少打电话给三个人讲过达贝尔教授的坏话，其中一个回复我说：哦，我的天，从现在开始我对他所有的尊敬都会消失，没有一个教授会像他这样不能完成自己的工作。

也许只是因为他很忙。我假装大度地帮他辩解：而且这半年来情绪也一直不好，他说他每周都要做快速检测，从鼻腔戳进去那种。每周来一次，他快要崩溃了。

所有的教授都很忙。所有和学生接触的教授也都得测试，这是为了他们的安全着想，他应该克服他的心理问题，不能总这么陷入自己的情绪。

另外一个说：你知道的，在你选择他时我就告诉过你他个性忧郁，阴晴不定，可是你看上了他牛津大学博士的头衔不是吗？这是你自己的苦果。

我只是想要让他帮我好好改这篇论文，至少他的语言更加准确。这次我真的在辩解。

还有一个说：他身上简直兼具了英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所有恶习。

怎么说？

阴郁，粗鲁，懒散。

好像有些道理。我点头表示赞同。

……

我获得了安慰，在这些批评与指责达贝尔的对谈中，紧绷的神经被揉松了一些。但实际上我不怨他，或者说不能完全怨他。罗马从三月中旬进入红区开始封锁，直到四月七号才解除禁行。但他完全可以发电子版。他也许太古板了。英国人的原因吗？我不想这么认为，这也是一种刻板印象和偏见。我宁可相信他正在遭遇精神创伤。

毕竟这样的人不在少数。这一年的节奏太奇怪了。

回到家拧干头发，我一边喝牛奶一边在速写本上画了他：模糊的眼睛，拉到眼睛下的白色口罩，黑色风衣黑色伞，牛仔裤，一双棕黄的鞋。如此简单。不能比一只玻璃瓶更复杂了。我画完之后头发都没有干，当然不可能干。我只画了五分钟就画完了他，其中四分钟都是用最粗的黑色针管笔往衣服和雨伞上填色。但是画完之后我就后悔了，因为我发现不小心把他画在了另外一张画的背面。那张画我画了两个小时，是一对BL剧中的男主角。都是男主角的男主角们。好几年了我一直迷这种剧集，看了上百部。

有这么多电视剧吗？贝卡问。她觉得这个类别比较小众。

当然有。下个月还要出十一部新的。三部日本的，四部泰国的，两部越南的，两部菲律宾的。

你都在哪里找到这种片子？

各种渠道。你只要想找，就一定能够找到。

你是为什么要看这个？性？还是隐秘的刺激感？

我承认有一部分禁忌的刺激——不断的受挫会导致升华。但是我不喜欢看性，我觉得任何尚未产生性爱的东西都会更值得审阅，而一旦主角们上了床，我的兴趣就薄弱下来。

是的，我的兴趣薄弱了下来。我想起达贝尔教授喝咖啡时那一抹忧伤的底色。他说：所有博物馆里画作的标签都不应该冗长。浪费人们花时间去读。生平，风格。人们花五分钟去读那些文字，然后花两秒钟去看画。接着离开博物馆，什么都忘记了。你相信他们能够记得？

不相信。至少我自己记不住。我说。

这次我没有撒谎。因为当我合上给达贝尔画的肖像，关掉墨蓝色的宜家台灯，把书桌上散落的笔收进一只金粉色镂空笔袋，将椅子推进桌底，喝下一杯牛奶躺进被窝，记忆便从身体上滑落。我闭上眼睛，想着放在桌下紧贴椅凳的一只纸箱。那是还没来得及拆封的一箱Cult Beauty的美妆品。里面有一支It Cosmetic的cc霜，一支化妆刷，两瓶The Ordinary的烟酰胺原液，一小盒Hourglass的高光，一块Nars新出的腮红——我在官网上没有看到折扣，而这家英国电商打了八五折。还有……应该还有两三个小样，不是香水就是面霜。这盒子从英国到丹麦到荷兰到意大利，因为复活节假期以及病毒检测整整走了二十天。和达贝尔的迟滞会面并无差别。

我很想打开盒子看一看，但是太晚了，我想把这份不是惊喜的惊喜留在明天。也许只是打开折叠的另一面。

2

二〇二〇年年初，大封锁之前我去了一趟威尼斯。原本我在二〇一九年的十二月就想要去的，因为那时候古根汉姆博物馆有一个里奇尼的特展。里奇尼的画非常古怪，一开始我觉得自己读不懂，在罗马现当代美术馆揪住一个来看画的行人问：请问你觉得他想要表达什么？

哦，我不知道。他被陌生人叫住问了这么一句，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但还是大大方方地说：我不知道他究竟想要表达什么，不过他的画……令人感到恶心。

在蔚蓝或柠檬黄色背景上飞行的人，莫名其妙的大胡子，在红色、灰色或蓝色的背景下被裁剪的人脸轮廓，起伏不定的一线山丘，白皙的月亮，模糊的星星，奇形怪状的恒星穿过胸前领口轮廓上方的荒谬天空，被箭簇刺伤的丑陋的心。羽毛美丽的鸟并没有鸟的任何象征，画面里就只出现了两个眼睛似的圆点，还有一张更像一片叶子的嘴。

奇形怪状的一切，令人感到……恶心。

我也搞不懂他想要表达什么，所以看了大量的人物传记。后来我一直想要明白为什么会被这样的作品吸引，直到有一天发现里奇尼崇拜莫迪里阿尼。

原来如此。

我也喜欢莫迪里阿尼。我这么想，觉得终于找到了原因之一。塑造我们共同的审美的其实并不只是如此，更远的还有一票在那个时代活跃的艺术家们，一九一七年秋天他在巴黎圆亭咖啡馆遇到了那些诗人、艺术家、流氓，带来了一种叫做互相理解的友谊。尽管有宵禁，但他整夜都住在小酒馆里，与那些人混合着建立这一种深厚的关系。

请问现在没有里奇尼的展览吗？二○二○年二月转完整间古根汉姆美术馆都没有找到一张里奇尼的作品之后我问馆员。

哦，她仔细想了想，我们去年还有一个专展，但是很早之前就结束了。

我以为是一个长期展。

不是，是一个特展，但是好像展出了好几个月。

展出的作品都是哪里来的？

大部分都是私人收藏。

也就是说很难在别的美术馆看到大量里奇尼的作品？

是的。很抱歉，这个展已经结束很久了。

展览已经结束很久了。确实如此。我有多长时间没能好好再去美术馆看看了。疫情开始之后，这些公共场所关了开，开了关，每一次的开关都比一阵风还缥缈。

现在那些博物馆还是不开门？我问。

我想是的。也许得等到六月？上周我才好容易完成了在巴贝里尼宫的实习。贝卡说，你都不知道这个博物馆完完全全就是为了实习生才短暂地开了几天。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写记录以及安排标签。

哦，标签？昨天达贝尔还说过……我把和达贝尔教授的对谈简单告诉了她，顺带又讲了一遍达贝尔的坏话。

他真的要好好审视一下自己的状态。但我觉得他们现在都有点混日子的感觉。比如说索伦提诺教授，也是上周五才给我签了博物馆实习的文件……

她把已经告诉过我五遍的事又讲了一遍。我认真听着，就像她认真听我吐槽达贝尔一样。讲别人的坏话使我们感到放松。这是大家共同的解脱方式。

我们坐在哲学院外的草地上，享受递交完所有材料之后的松弛。真难想象，昨天还是一副阴郁的色泽，今天就晴空万里。意大利的大太阳把草地烘得干爽，贝卡喝了半个小时终于喝完了一罐七百五十毫升的咖啡，但是很快她又从背包里翻出来一只同样容量的随身杯：这是我的早餐，黑莓、樱桃、香蕉、坚果，还有牛奶打成的奶昔。你要来点儿吗？

你觉得这个时期问我这个问题合适吗？我指了指蒙在脸上的口罩。

哦不合适，当然。

那你还问。不过，也许哪天我去你家可以尝尝你现榨的。但是你的室友应该还是不会同意这样的串门的，对吧？

嗯。他还是不允许有访客来。因为他的身体不好，他做过心脏手术，免疫力比较低。

非常理解。有人来我公寓的话我也会很为难。比如说娜塔莉，她每周三都要在剧组工作，有时候收工早就约我出去走走，甚至有两次留宿，这些都让我感到紧张，但是我没能拒绝。

我明白。她点点头。现在任何的亲密关系都让人警惕。比如说你，到现在，哪怕这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你也不肯摘下口罩。

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来这里。我有些不好意思，试图扭转话题，指着前面的一棵树问：我们在这棵树前面至少坐过十次以上，但是你知不知道它是什么树？

不知道。是什么？

稍等，我用识图软件查一查……他们说，这叫Elaeagnus。

是拉丁文？

好像是的。我可以翻译成英文给你看。嗯……还是Elaeagnus。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

让我看看维基百科……这是在意大利威尼托和瓦莱达奥斯塔的某些地区自发地通过农作物的自然生长而生长的一种物种（E.angustifolia），俗名eleagno或olivagno……我还是不知道这是什么植物。我似乎没见过。

中国有很多。翻译成中文是沙枣。

是什么？

就是一棵树。讲真的我也不太认识。

话说你真的认为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来吗？

我想是的。我们还有什么必要来这里呢？

也许你说的对。这里现在空荡荡的，像是荒地。她回头看了看四周，语气里带着一点严肃。

我也回头望了一眼身后的草坪，空无一人。这是罗马的郊区，再往南不到两公里，有一片种着许多伞松的古遗址，三年前我常去那里坐坐，一边喝咖啡一边等待开课。考古学和古代史的课，听得人头晕脑胀。

这片土地在城市之外，除了植被和蓝天，似乎什么都没有。阴天的时候，整个景象都让人抑郁，以前我坐在巴士上经过这片荒原时还曾生出过极度的空虚感。有一天傍晚我独自坐车来上语言课，外面下着小小的冰雹，下车之后冰雹变成细雨，我在校园前面的门房换了通行卡，进入雨中漫步。洁净的清新的感觉并不能洗脱阴郁的心情，我只是发愁一会儿的语言课。

通常罗马除了冬季之外，并没有特别多的雨水，即便下雨，也痛快下一场，很快就会放晴。但是二○二一年显得尤其特别。几天前还下了一场大大的冰雹，从窗台往下看，街道、花园、车顶、阳台，全部都铺上了一层白白的冰碴。这场冰雹并没有简单下一下，而是在下午转为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有人在社交软件上写：这鬼天气，莫非总理答应二十六号重新开放，结果老天爷却不乐意了。

大区间的封锁已经快要半年，要不要解禁这种话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拿出来讨论一次。

你觉得我们这个月底是不是可以解禁？贝卡问。

也许会。你很盼望解禁？

是的，这样我才能够去米兰。

哦，对了，你说过你正在和一个住在米兰的德国人暧昧。结果呢？

首先，他不仅仅是一个德国人，而是德国和意大利人。

好吧。

其次，这是很让我沮丧的地方。我告诉过你有一度我们几乎每天都要讲两小时电话？

是的，我记得。

但是现在频率越来越低了，有时候我们一周也只通话两三次。而且他开始不回我消息。

你认为他对你的热情消失了？

我不这么认为，我只是觉得因为我们不能够见面，这影响了我们之间的进度。我告诉过你，去年十月，我离开米兰时，他吻了我。

是的，那时候你还说你想要和他结婚。

现在也不是那么想了。

那么你对他失去了兴趣？

不，我觉得全然是封锁惹来的麻烦，它让一切交流都变得不通畅。而且连那个吻也模模糊糊的，我都觉得似乎是一场梦境。

你觉得我们现在像在梦境中吗？

超级。你看，这个公交站台前只有我们两个人。整条笔直的马路两端都看不到一辆车的踪迹。太阳那么烈，我们没有一点点影子，而且我跟你说话的时候觉得声音嗡嗡的，我耳鸣。我能在这么寂静的地方耳鸣，这真实吗？

我们要不要拍个照片？

好的。贝卡走到马路的中央。确实如她所说，这片荒原中只有我们两个，十二点钟，连风都是静止的。

一二三。好了。

你再拍一个空镜头。

我拍了。近景是八条粗犷的白线，中间一条细长的直通天边。大片的白云向地面压来，水泥公路的两侧是望不到头的黄绿色田野。还有一些刚刚了解到的沙枣树松散站立，草已经往高处长起来，一行白字在草丛中浮现：

Facolta di Lettere e Filosofia（文学与哲学院）

这世界上好像只有我们两个。

是的。

你会不会觉得那一行字就像是什么装置艺术？

如果它们软化一下，或者变形，就会让我想起达利。

那些软掉的钟表吗？

也不完全是。

或者说，软掉的时空？

嗯……不尽然。你知道我论文里提到了静物画？

是的，听你说过。

我认真研究过西方的静物画，包括每一个物件的象征意义。

然后呢？

我感到了无聊。

比如说？

比如说十七世纪在荷兰盛行Vanitas绘画，水果和鲜花，书籍，小雕像，花瓶，硬币，珠宝，绘画，乐器和科学仪器，军事徽章，精美的银色和水晶都是生命的象征性提醒，表示一种……无常，或者说关于感官愉悦的短暂性。此外，头骨，沙漏或怀表，燃烧的蜡烛和翻页的书也象征着死亡，或者时间的消灭。

你觉得后来达利的钟表也是在说这个吗？

我认为是。因为并没脱离时间的相关性。

不过他的想法肯定比十七世纪那些人更复杂。他不是简单地解答时间的流逝。你记不记得Dawn Adès说过，达利的那种软钟表是时空相对性的无意识象征，是对我们固定的宇宙秩序概念崩溃的超现实主义沉思。这是达利对于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所介绍的世界的理解。

他确实很喜欢研究这类物理学知识——我也喜欢。但是这个言论早已经被达利否定了，Ilya Prigogine问过他，他说这些软表的灵感并不是来自相对论，而是来自卡门培尔在阳光下融化的超现实主义感知。你知道那个吗，卡门培尔乳酪（Camembert），为了研究究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奶酪我还专门找了好几家罗马的超市。

结果你找到了？

并没有。说实话我那阵子吃了大概有二十几种奶酪，可是我现在一种都记不住。后来我想看看意大利到底有多少种奶酪，你猜多少？

多少？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吗？

有点。据说是四百多种。

哦，确实比想象中多。但我想也许大部分差别不大。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至少我吃的那二十几种都不太一样——从风味到外貌。不过唯一确定的是，我没有在罗马买到Camembert，而且我尝过那么多奶酪之后，仍然觉得马苏里拉奶酪最好吃，这是我在中国就常吃的。我丝毫没有接受新鲜的奶酪。后来我去法国又找了找Camembert，还是没找到。难道现在就没人吃这种奶酪？

应该只是你没有找到而已。不过你找它做什么，就是为了看看它化了的样子是不是达利描摹的那样？

大概是。但我有了别的新奇的发现。

什么？

我实际上乳糖不耐受。

我听说很多亚洲人都如此。

但问题是我以前吃乳制品从来没有这种反应。

那可能只是含量不够。如果你不耐受乳糖，最好在奶酪包装的成分表上确认一下含量：乳糖含量低的芝士每一百克一般含有五克或更少的乳糖，少于一克的则会被认为有痕量级。一般，发酵时间越长，乳糖的含量就越少。

你很清楚这点。

因为我也不耐受，所以总是很小心地食用，不然会胃胀气很久。

我也是。

说完这一句，我们不约而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时间呼呼从肩头滑过。贝卡开始刷手机，而我低头看着脚下的蚂蚁。它们此刻在草丛中钻来钻去。达利经常在他的画作中使用蚂蚁作为腐烂的象征。绘画中出现的另一种昆虫是苍蝇，它们经常坐在手表旁或者手表上。当太阳照到它时，苍蝇似乎正在投下人的影子。坚硬的物体在这种荒凉而无限的梦境中莫名其妙地变得柔软，而金属则像腐烂的肉一样吸引蚂蚁。一切都是超现实的野心。

我从背包里抽出一支笔，在刚刚拿到的答辩通知单的背后开始画大量的蚂蚁。它们从一个九十度的直角开始爬行，我希望它们能够大大小小、密密麻麻地爬满整张纸的背面，但是我只短暂地画了一会儿，大约有三十只的样子，它们才刚从A4纸的一端冒出头，就停止了运动。公交车来了，贝卡拍了拍我的手，指着前方：真不敢相信，上面挤满了人。怎么会这么多人，这里不是只有我们两个吗？

这不意外。他们都是从前面一个个空空荡荡的地方汇集来的。他们从过去走向未来，而我们就是未来。现在我们是现在，然后一会儿就会变成过去。我说。

我下次会帮你找找那种奶酪。我刚才在网上查了查，它是那种柔软的白纹奶酪，食用时只需用刀切下三角形块，直接配单宁含量较少的红酒、淡红酒或白酒，或涂抹在面包上都行。我想也许值得试试。她一边说一边拿出酒精，为即将握住的把手消毒。

3

紫荆花一簇一簇开着，一种新鲜的黄绿色布满了罗马街头。虽然下了暴雨冰雹，春天还是不可遏制地到来了。贾尼科洛山附近的樱花也开了，我打算避开周末的人群再去看看。

下午穿过橘红和褐黄色的建筑物回到家，希望能够继续待在阳光下。这一个早晨我做了很多事，从罗马的眼睛跑到下颌，还不到一点钟，就像是度过了长长的一天。把钥匙放在置物架上，走到浴室，很快冲了一个澡，里里外外都焕然一新。然后把早晨的衣物放进洗衣机，在厨房做了三明治。这一切都成了固定模式。每一次从外面回到家中，就像是从病毒培养皿中归来，要做的消毒程序不止这些，比如说用消毒湿巾擦抹一切带出去的物件等等。

就着一些新闻把食物塞进喉管。整个公寓空空荡荡的只有我一个人。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测试哪一个光线更加充足。后来我终于决定坐在一张软椅上，盖着蓝色的薄毯刷手机，整个人快要被日光晒化，像熟透的奶酪一样柔软。我闭上了眼睛，时间在这里失去了所有意义。

一觉睡到四点一刻。冬天的时候，四五点钟天色就逐渐暗淡，但是春分之后，每天的光线都在增长。我喝完冷掉的半杯咖啡，把衣服从洗衣机里拖出来，已经是黄昏了，我放弃把它们晾上天台。

泽内普打电话来问我有没有在最后的期限交完材料，我说一切都弄好了，我还和贝卡在学院里走了走。也许是最后一次这么走一走。

这让我想起了我常想起的那个晚上。她听完之后说。

哪个？

我和你一起在荒郊野外走到巴士站的那晚。

我记得那晚好像很黑，我们没有想到考完试之后天已经那么黑了。我说。记忆如松动的石块从层叠的山丘上滚落了下来。

是的，从教学楼台阶上下来，我差点滑了一跤。

嗯。那时候你的手上还举着那个有二十多斤重的湿壁画。

我当时真怕把它摔坏了。

那么它现在还好吗？

很好。我已经把它安全带回了土耳其。现在放在我的客厅。你要不要看一下？

好的。

泽内普很快发来了一张照片，是临摹米开朗基罗西斯廷教堂天顶画中的一角的湿壁画。这么重的东西，她托运回了伊斯坦布尔。

这种壁画我们每人都有一个，是上了一年文物修复之后的工作坊产物。教授卫欧里尼是梵蒂冈文物修复专家，也是拉斐尔画室以及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修复负责人。除了在梵蒂冈工作，他也在大学任教，整个一年的课程都相当枯燥乏味，所学都是大量的化学式，以及各种鉴定分析成分表，讲真的除了死记硬背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通常里面都是又长又难记的意大利单词，课结束之前，我们要做两个月的手工实践，也就是运用课程上所学的知识，自己制作湿壁画。

制作过程有够烦琐，甚至需要我们自己做一块墙体出来。比例成分都是提前学过的，所以在工作室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调制混凝土，每个人举着一把铲子和一只桶，排着队从原料前走过，然后坐在工作室外的草地上和泥。如果调配失误，就得重新来过。水泥做完之后需要放置几天等着干，这是墙面，接着就正式进入湿壁画的程序，通常是先在墙壁上抹上几层灰泥，有时多达四层。在倒数第二层（arricciato）上勾出要画的图形（sinopia）。然后刷最后一层石灰浆（intonaco）。刷完两层之后我们通常会把这个墙体拿出去晒，然后回到工作室制作底稿（Cartoon），把预计要画的壁画在硫酸纸上勾勒出来，戳好窟窿。有时候太阳好，做完这个灰泥层就干得七七八八——必须在这种状态而不能全干，但有时还需要等待。有一次我们真的就等了六个小时，那天是阴天。再往后就要将研磨好的干粉颜料掺入清水，制成水性颜料，趁石灰浆未干前，进入绘画程序，动作必须要快，也不容许犯错，没得改，这之后等一切干透，就大功告成。

于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湿壁画，是考试的一部分。这些湿壁画保管在教授的工作室，只有笔试与口试统统合格之后才能够拿到。我因为拖了许久没去考试，所以那壁画就一直摆到了二○二○年。

和我一样没去考试的是泽内普，理由当然也是一样的，我们记不住分子式以及一大堆意大利语。那天考试从下午五点考到晚上八点，考完之后，教授像是授奖牌一般把两块墙体颁给我们。

好了，你们现在都是米开朗基罗。他开玩笑说。

如果下个学期您的工作室还开放给学生，我还想要再去试一试。我说。

当然欢迎。卫欧里尼说。

我也要去。泽内普说。

当然欢迎。

这一切当然没有成真。工作室关了一整年了，我的壁画也早已崩坏。搬家的时候，朋友不小心把它摔在了大理石地面，所以龙和天使的身体发生了断裂。他感到惶恐,一直跟我道歉，说真抱歉摔碎了这么珍贵的东西。而我安慰他说本来就很发愁怎么把这么重的一块墙体带回国，现在好了，我再不用为此苦恼。我把经过简单向泽内普陈述了一下，告诉她关于那晚记忆的证明，我现在只能任它在我的基底神经节缓慢消失。

你的那个真的就丢掉了吗？泽内普惋惜地问。

是的。扔到了帕米洛托娅提大街某处的垃圾箱里。它的归宿虽然令我惋惜，但记忆永在我心。我半开玩笑地说。

我感到可惜。一切都这么过去了，我真不敢相信，那竟然是我们最后一晚见面。

是的，我也不敢相信。我记得我们俩抱着这些壁画坐公交地铁都有人看上两眼。你说你要把它放在你的书架上，我说这样会把你的书架压弯。

我记得。我还记得你跟我说等你从都灵回来我们要见一面，像圣诞节前的那次聚会一样，大家可以痛快喝一杯。

我们谁也不会想到那晚竟然就是告别。

是的。我不会想到我会被困在都灵大半年，等我回到罗马，而你却回了伊斯坦布尔。

是的，封锁时我还告诉你至少我们可以九月见。

你觉得我们这辈子还有机会再见吗？

当然可以。我去中国，或者你来土耳其，或者哪一天，我们在罗马。

我喜欢最后这个提议。

我也喜欢。

晚上在新闻里又看到了一个啼笑皆非的消息。在封锁期间，意大利的新闻里总是沉重夹杂着好笑。北部的几个陆军和骑兵团在Celline河滩地区武装部队训练场共同参加一场夜间军事演习。过程中一辆陆军坦克向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发射炮弹，误击中了维瓦罗市（北部维琴查省管辖的地区）的一家养鸡场。炮弹直接射穿养殖场外墙，继续砸向另一边建筑体，并导致鸡舍墙壁倒塌，大量动物在炮弹的冲击和轰塌的瓦砾掩埋中死去。本该立即发现炮弹没有准确发射的陆军中却没有任何一人发现他们竟然轰错了目标。当天演习结束后，军人们纷纷返回基地，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直到次日早晨，农场主来到自己的养鸡场，发现棚屋倒塌，建筑物上有被炮弹射穿后留下的奇怪痕迹，自己的鸡竟还死了一地。一开始时，农场主还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自己是得罪了什么人，还是前一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意外，才导致自己的农场和无辜的动物们竟遭此袭击。最后，担忧不已的农场主决定向斯皮林贝尔戈市宪兵求助。而直到受害者找上了门，军方和战士们才意识到：原来前一晚的炮弹居然打歪了！

下一则是说有位八十五岁的老人在一个半小时内因嫖妓两次被警方制裁。他将房车停在埃博利市一处海岸线旁，该路段常有站街妓女揽客。警方在看到老人的房车后决定前往查看，发现他正在和两名妓女交易，所以开出一张五百欧罚单。万万没想到，这位先生并没就此停手。过了一会儿，大约正午时分，这警察在Ponte del Sele桥附近巡逻时再次看见这辆房车。走近一看，发现他这次竟又和一名妓女滚在一块儿。而老人也认出了那两名警员，并且这次他还给自己找好了借口，向警员表示自己是因为刚刚接种了新冠疫苗，在疫苗的副作用下，性欲不受控制地被唤起，这才会一大早开了十几公里的车来这里嫖妓。再次被罚五百欧之后他还沾沾自喜地表示“这钱花得值啊”！这则新闻底下，意大利网友们也是极尽调侃之能，纷纷表示对老先生身体的关切：“这肯定要形成血栓的呀！”

另外一则新闻更加诡异。几天之前西班牙警察追捕了一辆逆行四十公里的汽车后，在副驾上发现了一具被包裹在毯子之中，并仔细系好安全带的尸体。驾车者是一个拥有西班牙和瑞士双重国籍的六十六岁男子，而死者是一名八十八岁的男子。尸体的四肢已经出现木乃伊化，警察说死亡时间已有三周之久，没有发现暴力痕迹。即便是疫情让出行变得极端困难，这个人还是带着他的男朋友出国周游了一圈，甚至来过意大利。他说他想要带着男朋友旅行而已，而警方推测该男子是想要驾车将已经死亡的男友带回他的原籍瑞士。

我更相信六十六岁男的说法。他也许真的只是想要和爱人一起旅行而已，不然也不会开车好几周在欧洲兜转一圈。疫情和封锁让所有的旅行都变成不可能，我实在好奇他如何躲过检测穿越国境。

魔幻与超现实存在于每一天的日常中，和这漫长的无休止的疫情一样，连带了多种多样的梦境。晚间时分，窗外竟然又一次淅淅沥沥下起了雨，我在床上辗转反侧，企图将上睫毛粘住下睫毛，努力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放弃了，走到窗前去看了一小会儿夜幕。木质百叶窗没有关起来，被雨水打得噼啪作响。后来我用电水壶烧了热水，咕嘟嘟的沸水混着噼噼啪啪的寒气，让空气湿蒙蒙的。我的身上还穿着那件白色毛衣开衫，它成为了一件簇新的家居服。下身是一条蓝色灯芯绒裤子，带来罗马之后就从未穿过，迄今已经三年。脖颈里隐隐透露着蕾莉欧大丽花沐浴液的香味，走到了后调，和发梢涂抹的护发油的香气融合得很好，这让我有了些许安慰，喝着水，坐在扶手椅中，以寂静填补寂静。

我想起了一张画作，一只眼睛闭上了几根睫毛，表明生物也处于梦境状态。我有两只眼睛，好几百根睫毛——我并不确定，因为它们看上去如此稀疏，然而这些东西中间仿有什么支柱，撑着它们不肯闭合。也许是时间。人们在睡眠中经历的时间，或者在梦者的眼中停留的时间。

我从背包里翻出那张没有画完的关于蚂蚁的画作，就着对面墙体上支出来的铁艺路灯微弱的光晕继续画了两只，然而已经失去了正午时分的兴趣。贝卡的面容浮现在记忆中，还有一块奶酪，一杯七百五十毫升的灰褐色奶昔。我需要选择，于是打亮了台灯，翻出那本被我画得乱七八糟的写生簿。我试着以神来之笔描摹超现实的一切，和很多一百年前的画家一样，假装自己很特别，很有想象力。但人的想象总是匮乏的，我最后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模仿者。时间在软化，人的脸也是，上面爬满了蚂蚁。

上面爬满了蚂蚁。

早晨去厨房煮咖啡时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前一天的晚餐煮了玉米浓汤，有一块剩下的马苏里拉奶酪被我留在了水槽边的案板上，现在那里爬满了蚂蚁。我想它们来自最令人恶心的下水管道。除了那里，公寓里的每一个地脚线上都有驱蚁虫的药物，效果极佳，在罗马这个蚂蚁遍布的地方，我很少在家中发现它们的踪迹。现在在这个早晨，罗马天光明媚，它们大片大片地聚集在奶酪和水池上，享受着一场盛宴。我将奶酪与它们整个儿丢进垃圾袋，在水池和垃圾桶里喷射了大量的药剂，不一会儿，这些鲜活的生命开始迟钝，翻滚，表演无声无息的痛感与消灭。永久性随之而来：蚂蚁是很多超现实作品中的一个常见主题，代表着衰败，尤其是当它们攻击柔软的时间——或是奶酪，它们看起来像是奇特的有机物，充满战斗力，又如此脆弱。现在我终于有了绘画的素材——一只塞满半死不活的蚂蚁的垃圾袋，画中央怪异的肉体陌生而熟悉：抖动的触角像极了不肯闭合的睫毛，缓慢的蠕动像是每一个人在大封锁时期的行动，肥蜗牛或者鲸头鹤一样的缓慢。

这一切松软的、快要化掉的事物，都慢慢走向空白的页面。我把塞进角落的画架再次在窗前支好，一幅又一幅，着力表现，兴致盎然。它们通通叫做记忆的持久性，全是一次又一次超现实的抄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