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四川成都人，诗人、作家、编剧。1981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86年离职，后专注写作。1998年在成都创立独立文化品牌“白夜” ，亦为文化沙龙，策划、举办了一系列跨领域文化活动，经营至今。著有诗集《女人》《在一切玫瑰之上》《称之为一切》《终于使我周转不灵》《十四首素歌》《行间距》《随黄公望游富春山》等，诗文集《最委婉的词》，散文、文论集《纸上建筑》《坚韧的破碎之花》《正如你所看到的》《天赋如此》《毕竟流行去》等。作品被译为英语、法语、荷兰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阿拉伯语等，并在上述语系国家发表出版。2007年获“中坤国际诗歌奖”，2009年应邀参加美国旧金山国际诗歌节, 2012年获意大利“Ceppo Pistoia国际文学奖”，同年获得第三十一屆美国北加州图书奖（31st Annual Northern California Book Awards）翻译类图书奖， 2013年获第十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作家奖”，2019年获上海国际诗歌节“金玉兰”大奖。

2012年，威尼斯双年展，徐冰《凤凰》展晚宴。

根据内部消息，我知道前来参加晚宴的嘉宾里，有著名的艺术家阿布拉莫维奇。这消息，着实让我振奋了一下。这些年里，阿布拉莫维奇在全世界也许是风头最劲的艺术家。有时候其影响力，似乎超过了同时代的男性艺术家，这在艺术史上是罕见的。

晚宴开始前，我站在门厅里等待朋友。阿布拉莫维奇毫无征兆地出现了，毫无疑问是她。她身穿已经成为她标志的大红色连衣裙，衬出她模特儿般的身高，至少接近一米八。这使得她在人群中随便一站，便如鹤立鸡群，气场全开，你想忽视她都不可能。一阵忙乱之后，她被安排在我们这一桌，正好坐在我对面。这让我有了仔细观察她的机会，我早就知道她已接近七十岁，但是，坐在对面，却一点看不出她的年龄，仿佛最多五十岁。她鼻梁高挺，脸部光滑紧致，头发乌黑浓密。整个人不像艺术家，倒很像一位明星；当然，她其实就是一位明星。

当致辞一类的派对俗套结束后，晚宴开始了。这期间，川流不息的人前来与阿布拉莫维奇打招呼、聊天。这期间，我也不时地与我们这一桌的嘉宾交流。阿布很擅长社交，脸上始终挂着微笑，如果话题转到什么重大议题时，她会变得严肃。虽然我熟知她的作品，并在内心喜欢和钦佩她。但是，我内心是一个社恐症患者，所以，并不打算和她交流。这时，派对主持人看向我这边，向阿布拉莫维奇介绍了我，我们起身握了手。显然，阿布拉莫维奇听说我是一位诗人，便露出“很感兴趣”的样子。我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场面，在国内，当别人听见你是诗人，便一副不知说什么好的样子；但是在国外，情形相反，他们会“很感兴趣”。阿布拉莫维奇问我有没有出版英文诗集，我告诉她，在美国出版过一本，她表示以后会去买一本。我知道这是客套话，也没就这一话题多说。我们继续聊，当然，就年龄而言，我们拥有一段共同的记忆。当她得知我在纽约住过一两年时，突然很认真地对我说：“你应该好好地学习英语。”我觉得她很直率，显然，她听出我结结巴巴说的英语不怎么样。我知道她是一位国际艺术家，而我是一位偶尔出国的中国诗人。她是一位在全世界表演行为的艺术家，而我是一位作品需要翻译才能让别人读懂的作家。这中间，是有各种分别。所以我只是笑了笑，点点头。后来我拿出相机，问可不可以拍她，她相当痛快地点了点头，说没问题。但是，那天室内光线很差，我后来才发现拍出来的照片效果都不理想。不过，我还是抓到了三张她和别人谈话时的瞬间，非常生动，在场的朋友也主动为我们拍摄了两张合影。

临走前，阿布拉莫维奇在前厅，与几拨不同的人群合了影，耐心而真诚。最后，又与我道别。她握住我的手时，突然用了一下劲，嘴里很配合地加强语气说：“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英语，英语才能让我们走出去，走向国际，让别人看到你。”她用很简单的英语、很郑重的表情，对我这样说。我又一次被感动了，回答说：“一定。”我知道，她说的“我们”，是指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背景，在西方世界，既是颇受欢迎的人，也是不合时宜的人，只有努力理解他们的交流方式以及社会规则，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艺术家、作家。这一切，我在第一次出国，1990年的时候，就深刻地了解了这一点。

后来的几年里，阿布拉莫维奇的名声，在国内越来越传播开，她的作品也越来越频繁地在国内展出，一度甚至成为网红打卡的必去地。我曾多次在美术馆看到时尚男女们，倚着、站着、躺着、蹲着或以各种奇怪姿势，在她的作品面前自拍，或由一个小团队拍摄。他们并不仔细去看阿布的作品，而是只看怎样拍摄才能“出效果”。这样的效果，也催生出了新冠疫情前风靡一时的“网红展”。观众喜欢打卡阿布拉莫维奇的展览，并不奇怪，因为她的艺术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探索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她的大部分作品中，观众都不再是观察者，而成为参与者。虽然刚开始他们并不习惯，但渐渐，观众会进入一种崭新的身份认知的新行为。有时候，他们也形成了一种与艺术家对峙的新方式。她用身体和行动进行创作，也让观众用身体和行动，而不仅仅是用眼睛来参与。

1974年，阿布二十四岁时，她以身体为媒介，挑战自己身心极限，同时也挑战观众的道德界限。她在画廊里作了著名的行为《节奏0》。在一张桌子上，放置了96个物品，有花、鞋、水、外套等。同时包含一些危险物品：刀、枪（枪里面附有一颗子弹）、铁链，旁边有说明：“我也是一件物品，你可以在我身上使用桌上的任何物品，不用负任何责任，即使是杀死我。时间是六小时。”这个行为艺术挑战的是人性中最恶的部分，阿布以自己的身体作为诱饵，试图撕下人类衣冠遮蔽下的暗黑嘴脸。在最初温情脉脉的气氛中，有人送花，有人送水。但很快就有人打破界限，有人用剪刀剪破她的衣服。于是，潘多拉魔盒被打开，有人用玫瑰尖刺刺她，还有人用刀割破她的颈部并喝她的血，终于有人拿起了枪，并对准她的头部，幸亏有人及时抢走了此人的枪，否则结果如何，无人知晓。六小时之后，阿布半裸走向观众，全身流血，衣服残破不堪，脸上不停流泪。就这样，她向他们走去。结果是：他们吓得奔跑、躲避，施虐者无法面对受虐者。

尽管如此，阿布仍然称之为“表演”。她解释道：“什么是表演？表演者用身体和心灵构建的状态，在某一时间、空间中，呈现在观众面前。然后彼此会有‘能量对话’的状态，观众与表演者一起创作出作品。”她借此也道出表演与戏剧的不同：“表演的核心，是我当下一定要在场，不能排练，绝对不可能重现两次。”阿布称自己的表演就是利用观众的能量，把自己推到一个极限，然后走出恐惧的状态。阿布后来说道：“我们一生中有三大恐惧——对死亡、痛苦和折磨的恐惧。”她在自己的创作中，一直在展现、探索和直面这三大要素，并且带动观众与她一起。

在这样一系列作品中，阿布拉莫维奇展现出惊人的勇气和超常的心智，以及成熟的思维、坚定的意志。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记忆里，南斯拉夫人民反对法西斯的电影中，那些英勇顽强的游击队员的事迹，惊人相似地与她的作品重合了。不同的是，她需要更大的勇气：因为这样的痛苦不是别人施加的，而是她自己亲自计划和试验的。

再后来的行为表演中，因为坠入情网，刀、武器变成了爱与信任；当她与乌雷（阿布十二年的爱人与合作者）共同表演作品《潜能》时，她已经完全充分地相信对方。当弓箭对准她心脏时，她需要把自己彻底交给对方。他们共同合作了许多年，直到合作最后一个作品《情人·长城》。这是他们为分手而创作的作品，我在美术馆大屏幕上认真持续地观看至结束。阿布从中国黄海出发，乌雷从戈壁滩出发，徒步三个月，走了三千多公里，穿越废墟、山岩，最后在一个点上相遇，互相拥抱说再见。那是1987年，中国刚刚开放不久。阿布的计划也许遇到过重重困难，但最终他们完成了。在1987年，这样的艺术消息是不为中国人所知的。我们要过了近三十年，才能在国内的美术馆看到这样一个特殊的表演。它不但记录了两位艺术家为艺术而付出的艰辛和困难，还意外地为我们记录下原生态状况下的万里长城，以及沿途近三千公里的山水地貌。

阿布在那一时期还有个震撼人心的作品《巴尔干巴洛克》，关于巴尔干战争的。她说，她希望这个作品，可以象征战争带给人类的所有伤害。她征用了两千五百支已死的母牛骨头，在这些血腥的骨头中，进行了每天六小时的清洗、表演、低吟儿歌。她说：“你无法洗掉血，无法洗掉战争的丑陋。”每天六小时，一共六天之后，那些鲜血渐渐变淡，而渐渐地，一种难以忍受的味道出现了，这种味道留在了她记忆里。观看现场的人都体悟到了：这就是战争的味道。这是一个充满血腥和暴力，以及战争记忆的作品，以各种正义或非正义之名重启的战争，随时可能发生，甚至有可能酿成毁灭性的世界大战。阿布勇敢地从自己的表演出发诠释这一反战思考，与那些前辈们一样。这个作品，并没有像《长城》《凝视》，和她那些表达人类终极情感的作品那样广为人知。也许因为过于血腥，让人不忍目视，但正是这样的揭露真相、直抵残酷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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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读完，全文刊载于2023-4《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