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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葱 ，原名李立丛。当代诗人、编审。著有诗集《生存者的背影》《世界的每一个早晨》《郁葱的诗》等十余部，散文随笔集《江河记》《艺术笔记》，评论集《谈诗录》《好诗记》等多部。《郁葱抒情诗》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尘世记》获塞尔维亚国际诗歌“金钥匙奖”。 苍穹无旧痕 郁葱 我是一个无趣的人，大半生没有什么嗜好，不擅交往，生活淡然而平静，没有拿过不干净的昧心钱，也没有贪婪过什么权力。当了几十年的主编，似乎是一种“权力”，但我当成一种义务、一种职业。别人说我发现、培养作者，而我只是想：在其位，就要做那个位子上的事儿，做事是为了别人，同时更是为了自己，自己能有一些兴奋点，能有一些心理支撑。由于性格生性沉潜，即使我做主编的那些年，也很少跟诗人们有工作之外、诗歌之外的交往，所以跟我吃过饭、喝过茶的诗人几乎没有。卸任主编以后，原来来往的人逐渐少了，曾经每个节日诸如春节、元旦、中秋、端阳都会接到数百个信息，但现在也少了，正好让我安得一隅，写字散步，安宁而惬意。前半生我为别人做事，现在为自己做事，内心悠然。至于钱，我这些年没攒下什么钱，当编辑的时候疏于创作，稿费并不多，基本上就是靠那点工资。而且我还买书，后来编务繁杂，要调整紧张的心情，又迷上了一些收藏，都是很需要投入的事情，所以把钱都用于买那些小东西了，微不足道的小东西。对于收藏家来说，连入门级的都算不上，但对于我来讲，帮我打发了那些无聊的、纠结的时光，所以虽然存折上数额寥寥，依然觉得很充实。当了几十年的主编，我敢拍着胸脯说自己“干净”，能让自己心安理得。而提到我的富有，自然就有更多的话可说，想起来就觉得，自己拥有的那么多的别人不可能拥有的东西，这对自己空寂的内心是一种安慰，也是晚年的一种寄托。而早年留下的那些诸如功名、声名、利益之类的旧痕，无论深浅，无论浓淡，便都渐渐淡忘了。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在《长城》《诗神》《诗选刊》编刊物，由于职业特点，自然就对刊物很经心。那个年代思想解放，人心向上、向善，各类报刊也陆续创刊。记得那一段时间，我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单位附近的报刊亭去购买各种创刊号，大概攒了一二百种。有文学、社会、时政类的期刊，更多的是生活类、儿童类和其他期刊，比如文学期刊，那时河北省每个地市都有公开发行的刊物，《花山》《滹沱河畔》《长城文艺》《热河》《无名文学》等等，真的是气象万千。经常想起那个年代的情形，想起那些刊物的创刊号，有时候再翻出来，应该也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最早收藏的创刊号应该是《艺术世界》，它创刊于1979年，在上海出版，是当代艺术类杂志，我主编刊物的时候，每年都要订这份杂志，它和《艺术与设计》杂志成为我的案头必备。我还有一个习惯：从来不往家里带刊物，生活是生活，工作是工作，我分得很清，但这两本杂志我经常带回家中。看过之后，就交给编辑部的美编看，这两本杂志总能把握当下的艺术设计热点，视野开阔，品位很高，时尚前卫的设计观念，沉着、包容的设计态度，都能在这两本刊物中找到。不知不觉攒了半书橱，临退休整理办公室的时候，我把它们交给了一位知己，这样的刊物，放几十年都可以再读。还买过一本《中国烹饪》的创刊号，与我的职业不搭界，但我喜欢。这个刊物应该在1980年创刊，它呈现着中国饮食文化厚重的历史，也展现了当时经典的厨师和佳肴。还有《时尚》《瑞丽》和《世界服装之苑》，当时在石家庄水源路和宁安街的东南角有一个报刊亭，老板娘知道我爱保留创刊号，去邮局和图书批发市场进刊物时专门给我找寻新创刊的杂志，这三本杂志的创刊号就是她给我找来的。那个年代刊物的印装还相对简陋，但这类生活杂志铜版纸、全彩色印刷，在刊物装帧上一下子打开了我的视野。也有一些刊物的创刊号是赠阅的，那时候它们刚刚出刊，需要做广告，就把刊物和广告一起寄了过来，比如后来产生很大影响的《读者》。从它的第1期（那时叫《读者文摘》），这份刊物一直给我赠阅，刚创刊，需要一些朋友。后来改成《读者》，不赠了，我就自己去报刊亭买。有些年不买不看了，不是由于刊物本身，而是觉得，我太熟悉它的风格、品位，甚至选稿的规则了。它平和、淡雅，也博大，是那种很浅的博大。到了我的这个年龄，再去读《读者》上的文章，有时就暗自笑出声来。都经历过了，都感受过了，那些很“情感”很细腻的小文章很少能再掀起心里的涟漪。好在，这类刊物总有年轻一些的读者在看，它的读者呈接力状，这使得它总会好好走下去。还有一些创刊号是朋友送给我的，比如最早的《诗选刊》，这本杂志1984年8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至1987年12月共出刊38期，后因某些原因停刊。1999年《诗神》月刊在当时的河北省作协党组主要负责人和我几位“同道”的运作下改为《诗选刊》，因为改刊非我所愿，我是不愿意再担任《诗选刊》的主编的，但受铁凝的委托，我又必须把这个刊物办下去，诗人刘小放便把他保存的内蒙古出版的《诗选刊》创刊号和其他刊物一并交给了我，对我说：“你看看，能用得着，可以借鉴的。”现在我的书箱里，放着百余种各类刊物的创刊号，有许多刊物当时一刊难求，现在也看不到了，像《民主与法制》《啄木鸟》《昆仑》《新观察》《中国》等等，世事沧桑，那个年代刊物的辉煌，终究不再。 还一直保存着近百枚旧钥匙，那些钥匙有的是铜质的，有的是铝质的，也有其他合金的，斑斑驳驳新新旧旧。再看那些钥匙似乎都很熟悉，但忘记了曾经用在哪个房门或者抽屉上，当时一定很在意，总把它们带在身边。一年一载，岁月更替，几十年各类锁子换了不少，钥匙自然也就更换了不少，但还是不经意间把它们保留了下来。许多东西就是这样，也许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了，但却是自己内心很深的痕迹。20世纪70年代我到河北省文联工作之后，第一把钥匙是办公室的，也是我的宿舍，里外间，我当时担任省文联的机要秘书，外面一间是机要室。除了办公室的钥匙，办公室主任还交给我几十把钥匙，是机要室保险柜、文件柜上的钥匙，那么多的钥匙，很乱，我用了一天的时间重新把它们穿在了一个钢圈上，顺序排列只有我自己知道，即使有外人进到机要室，就是拿到了钥匙，如果想打开文件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之后的几十年，我搬了五次家，搬了六次办公室，每搬一次都有不少新锁，也就有不少新钥匙，而且钥匙的结构越来越复杂。最早是偏平的那一种，后来其中的纹理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深，但总是感觉，越来越没有什么安全感。调动工作之后，我的办公室从机要室搬到了《长城》编辑部，搬到了《诗神》《诗选刊》，搬到了河北省作协二楼行政办公区，这时间最长的，是在省作协三楼《诗选刊》的办公室，我在那个房间里15年之久，那里留下了我大部分美好和纠结的时光。那么多新钥匙，不能都放在包里衣兜里，就分类放在自己能记得清的地方。后来我想，如果把这些钥匙按照年代，按照搬家的顺序放好，活生生就是一个人、一个家庭几十年生活的记录。记得有一年，我不小心把家里的钥匙弄丢了，妻子又在外地出差，无奈之下，只好请来开锁师傅，我认为坚固无比的防盗门在我还没有看清的时候，大概只用了几秒钟，师傅就把它打开了，我惊讶得目瞪口呆，看着他手里拿着的一个平日里没有见到过的金属工具，问他：“这也是钥匙吗？”他笑了笑，没有说话。从那以后，我重新修正了对钥匙的概念。 还有旧钢笔、圆珠笔。我最早用过的笔，是小学时候买的“中华”铅笔，几分钱一支，我爱咬铅笔头，铅笔的顶端总是被我咬得斑斑驳驳的，后来铅笔上面有了橡皮，就改了这个毛病。早年石家庄中山路北侧靠近火车站的地方有一个育新文具店，参加工作之后，那是我经常去的地方，买笔、买墨水，有时还买稿纸、信纸、信封，更多的是买钢笔。那里的售货员基本都认识我，每次去买文具都很热情。当时笔的品种不多，但他们知道我有个习惯：用最好的笔，用最重的笔。“英雄”牌的稍贵一些，更多的是“金星”“永生”牌的，有了金属的、新样式的笔他们总是向我推荐。很多年以后整理办公室时，看到抽屉里放着二十几支旧钢笔、圆珠笔甚至还有蘸水笔、金笔，更多的是铱金笔。那时候爱把钢笔别在上衣兜，有时候还别两支。当时有两样东西最舍得花钱，一是买书，再是买钢笔，总是买尽可能好用一些的钢笔。最初写东西用蓝黑墨水，鸵鸟牌的，用笔写字的时候有神圣感，铺一张稿纸，下笔有序而缓慢。蓝黑墨水会变色，蓝色的笔迹一开始浅浅的，然后变得越来越深，留下的痕迹，就成了一个人平俗命运的记录，如果幸运，也许能成为一个人的心灵光点。蓝黑墨水的味道伴了我二十几年，成为挥之不去的记忆之痕。这种墨水文具店基本没有卖的了，书橱里还放着一瓶，也有些年头了。没有电脑的时候我用过不知道多少种笔，用那些笔写了很多很多的字。看到这些笔就想起了自己年少时的情形：在石家庄中山路邮局，我用钢笔一个一个写着投稿的信封，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信件、稿子都是在那里发出的。一直到1978年之后，报刊逐渐多了起来，也是去这里订阅。还曾经不知道多少次坐在这个邮局的桌子上写过信，写好了，就贴上8分钱的邮票寄走。那是年轻时的感觉，很怀念的。钢笔、圆珠笔，再往后，就是逐渐多起来的黑色水笔了。现在的笔好用，也不用费力去灌墨水，很多是一次性的，用完就丢掉了，也就很难从上面再看到旧日的什么影子。每次看到几十年不同时期用过的笔，觉得生疏、觉得遥远了，但一支一支仔细地看，就想起了许多旧事，想起了那个苦辣酸甜五味杂陈的旧年代。 早年的时候我收藏过许多导游图，记不清是从哪一天开始的了，20世纪80年代，在编辑部出门的机会多了起来，每到一地，都会去买一张当地的折叠式的地图，为了方便游览，也为了保存下来，就逐渐开始有意识留存去过的景点的导游图和门票，回来就随手放到哪本书或者哪个笔记本里。现在偶尔翻我的藏书，还能经常找到这些纸片，有的年代久远一些，也有的就是前几年的。更多的收藏导游图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1993年和1994年，我曾经两次到过大连，两次都住在旅顺口。当时旅顺是一个沉寂的、沉积的所在，我想，所有的历史都是沉寂的，沉寂才有重量。那段时间我一个人走过许多城市，每走到一个城市最早要找的是书店和博物馆。比如见到旅顺博物馆的藏品时，我激动不已，一个东北小城的博物馆竟然比许多大都市博物馆的藏品都丰厚，而且一个旅顺口本身就是一个博物馆，就是那里的下水道都盖着闪着金黄色光泽的厚厚的铜制井盖，上面印铸着年代与俄文。太阳沟路边的一座不起眼儿的小楼，也许就是当年震动中外的一段历史的发源地。所以博物馆无论大小，关键是看它的含量，这个道理跟评价一个人差不多。比如三星堆博物馆，比如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博物馆，并不是很大，但足以让人震撼。喜欢博物馆最初是喜欢那种静谧厚重的氛围，博大神秘甚至神圣。有时需要那种感觉来提升自己的状态，总是能从中找到独特的东西，许多闻所未闻，许多惊世骇俗。 在旅顺的那些天里，我平静地生活，体味、思考。当时住在部队的一个小型招待所，一套一套的单元房，像是一个真正的家。那里离海边很近，好像整个旅顺都离海边很近，在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听到海的声音。城市里的人很少，我和朋友晚上八点出去，就可以在太阳沟的马路中间肆意地抒情。在那里，你只要住上几天，就好像能结识所有的人。旅顺口含而不露。由于举世闻名的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都发生在这里，因此景点众多，像白玉山、万忠墓、旅顺火车站、友谊公园、海岸公园等；太阳沟景区有旅顺博物馆、中苏友谊塔、胜利塔、植物园、苏军烈士纪念塔；鸡冠山景区有北堡垒、松树山堡垒、望台炮台等堡垒炮台等等，我不知道还能有哪个城市在这么狭小的地域集中了如此众多的历史遗迹？由于景点众多，导游图也就众多，在那里，如果你能沉下心来面对过去，它就是无尽的资源、智慧和思想。旅顺口给人的所有历史和积淀，都是为了让人去回味和体味。但当时只顾惊叹和感慨了，忘记了留下导游图，回到石家庄之后，我想到了大连的一位朋友，她在旅游局工作，我就请她帮我找几张大连、旅顺的导游图来。没想到，她竟然一次用一个大箱子给我寄来了几百份各地甚至是国外的导游图。她对我说，由于工作原因，各地旅游部门印制了导游图之后，都会互相交换，日积月累，就攒了这么多。我收到后，喜出望外，从那时起，我就更加刻意搜集导游图。闲暇在家时翻出来的时候，发现除了有很多城市的导游图之外，还有几十张博物馆、艺术馆的导游图。看到那些导游图，就更想懂得那些城市、那些建筑、那里的人情世故，觉得里面总是有一种特殊含义与符号。记忆这东西可奇怪了，有的越久远越模糊，有的越久远越清晰，就看那个时代带给人的烙印深不深了。 也会偶尔翻到一些门票，比如20世纪90年代初的北戴河鸽子窝鹰角亭的门票，一角五分钱，正面图案是绿色的，背面用红字印着诗人毛泽东的著名诗篇《浪淘沙·北戴河》，这么多年了，它竟然还洁净如新。几十年，一张纸片都没有什么变化，而世事与人却沧桑了，有了那么多的皱褶。还有六张北京地坛公园的门票，时间不太久远，那是在2017年5月23日，我和林莽、刘福春、刘立云、子川、路也、张清华在北京和平里宾馆作为专家组成员为中国作协审批新会员，吃过晚饭，我们一起到地坛公园散步。当时我在日记里写道：“许多朋友距离并不远，但几年不见面也是常事。林莽还是那么沉稳，刘立云还是那么儒雅，张清华还是那么平和，刘福春还是那么健谈，子川还是那么书卷，路也还是那么纯粹......还有那么多的朋友，都变化不大，没有很深刻的沧桑感，这就挺好。”还有一张1994年位于辽宁锦州市凌河区北京路五段1号的辽沈战役纪念馆的门票，烫金字，编号是00045009。当时我和同事去盘锦参加全国诗歌报刊协议会，在锦州倒车，下车的时候是早晨，有半天的空闲时间，我和同事就到了辽沈战役纪念馆，在那里徘徊了一个上午。能找到很多这样的纸片，导游图、请柬、门票什么的，就想起一些人和事，有些东西的存在也许没有什么更多的意义，仅仅是为了记忆。这么多年，那些印制精美或粗糙的导游图有的已经旧了，而那些景致不会旧。图上的大部分地方我没有去过，就想，人的经历，其实真简单啊。 整理办公室书橱的时候，发现有七八个档案盒里装满了照片。我编《诗神》《诗选刊》几十年，每期的重点栏目和每年的“中国诗歌年代大展”“女诗人专号”“最新力作展示”等都要刊发作者照片，当时没有电子稿，都是稿子三审我签字确定发表之后，再给作者打电话或者发函，请他们寄来自己的照片，几十年竟然积攒了几百张，几代诗人的都有。由于许多作者并没有见过面，所以嘱咐他们在照片背面写上自己的名字，因此这些照片大多有诗人们的签名。当时想，虽然已经在刊物发表过了，但还是要把诗友们的照片好好留起来，就一张一张放在档案盒里，这些照片有老一代诗人田间、臧克家、公刘、牛汉、蔡其矫、屠岸、李瑛、郑敏等，也有著名作家徐光耀、韩羽等，还有书法家林岫、沈鹏、黄绮、旭宇等等，有的照片后面还注明“用过请退回”，但当时编务繁杂，无暇给诗友们寄回去，于是就留在了我这里。当然更多的是改革开放之后活跃的诗人，可以说，那一代诗人很少有没有在我这里留下照片的，不经意竟然保存了几档案盒，真的是一个年代的记忆。有时突发奇想，如果有机会，可以办一个当代诗人照片展，附上他们的个人创作简介和一两首代表性的作品，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创意。现在都是电子稿，能够保存下来这么多诗人的签名照片基本不可能，于是就更显得珍贵，现在再看那些照片，想起了那些熟识或者陌生的面容，也想到了那些很真实的年代。 跟这些照片的文件夹放在一起的，还有一些诗坛名家为刊物题的词，1993年11期《诗神》创刊百期纪念，我请诗坛泰斗臧克家、张志民等为《诗神》创刊百期题词，臧克家先生当时抱病，还是为我们写下了珍贵的题词：“诗要有神，必须贴近时代，贴近人民。贺《诗神》创刊百期。”张志民先生的题词是：“新人结千友，《诗神》庆百期 贺《诗神》百期纪念1993年秋。”1995年第八期，是《诗神》创刊10周年，我约来了臧克家、李瑛、公刘、牛汉、徐光耀、张志民、邹狄帆、谢冕、柯蓝、雁翼、严阵等先生的贺词。臧克家先生的题词是“心系人民，诗才有神”；张志民先生的题词是“诗神10周岁 新秀几代人”；公刘先生的题词是“真正的诗人都是诗神”；李瑛先生的题词是“抒发真情，直面人生，迎接新世纪”；邹狄帆先生的题词是“诗神立足诗坛，律吕奏弄管弦，辛勤耕耘十载，百花洒向人间”；牛汉先生的题词是“帕斯捷尔纳克说：‘一部书是一种立体的、冒烟燃烧的良心——而非任何别的什么。’每一首诗都应当如此真诚。古今中外的传世之诗，无不是发自内心的冒烟燃烧的正气，而非任何别的什么。”“立体的、冒烟燃烧的良心”，我想，这是牛汉先生做人和为诗的最为真实的、刻痕一般的写照。徐光耀前辈的题词是“唤起良知，敲响警钟。祝贺《诗神》创刊10周年 1995年夏 徐光耀”。看着徐老写下的八个大字，我思考了很久，一般的题词，大都是祝贺之类的话，但徐光耀的题词如他的性格，坚实、坚韧而深邃。那次我收到的题词中，有两个印象最为深刻，一是徐老的题词，再有，就是牛汉前辈的题词。这些珍贵的手迹，我一直珍藏着。 前些年，每到元旦或者春节，都会收到数百张贺卡，其中有中式的，也有很多时尚一些的，甚至自己亲手制作的，我大部分都留下了。那时邮局每年都发行邮资贺年卡，有好几种样式，其他节日也有，于是请编辑部的通联编辑周澎去买一些给朋友寄去，作为年初岁末的祝福，也表达一份思念之情。去年秋天，整理办公室几十年的信件和资料，发现在书橱里有20多个大信袋，打开一看，里面分别装满了历年来朋友们寄来的贺卡，每年都有一二百张甚至更多。当时没有在意，虽然散失了一部分，但大部分还是留了下来。那时候才发现，原来没有觉得多么珍贵的东西，现在看来是那么值得珍视。几十年过去了，它们还都整洁如新，让人感受着这么多年的人生冷暖，世事沧桑，留下了许多似在眼前的记忆。贺年片肇始于先秦时期，时称“刺”“谒”或“帖”。最早主要流行于士绅阶层，后逐渐向百姓人家普及开来。贺年卡开始大量使用始于汉代，到了宋代，开始有人把贺年之辞写到名刺上，自此，名刺开始有贺年性质。据南宋人张世南《游宦纪闻》里记载，其家藏有北宋元祐年间“敬贺正旦”的墨迹。“正旦”就是正月初一，“敬贺正旦”就是贺年卡上印的“恭贺新年”的意思。当时士大夫交游广，若四处登门拜年，既耗费时间，又耗费精力，因此有些关系不大密切的朋友就不亲自前往，而是拿一种用梅花笺纸裁成的二寸宽、三寸长，上面写有受贺人姓名、住址和恭贺话语的卡片前往代为拜年。明代人们以投谒代替拜年。明朝杰出画家、诗人文徵明在《贺年》诗中描述：“不求见面唯通谒，名纸朝来满蔽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憎嫌简不嫌虚。”贺年卡用于联络感情和互致问候，既方便又实用，盛行不衰。1981年，我到《长城》编辑部以后，与外界的联系多了，春节或者元旦时收到的贺卡就多了起来。那个时候大多是中式、折叠式的，寄的时候外边还要再套一个信封。贺卡大多是对来年的祝福，如“新春吉祥”“春节万福”“新春顺遂”之类吉祥的话语。我的这个行当里，写“恭喜发财”的少，一来文人们甘于清贫，知道发不了财，就不去刺激人家，再一点，也可能是由于清高，不大乐意多提钱字。1991年12月1日，原邮电部在1981年贺年邮资片基础上首次发行“中国邮政贺年有奖明信片”。普通型的枚数与十二生肖相符，12枚一大套，按照十二生肖贺年片设计成12年为一轮。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如剪纸、年画、泥塑、刺绣等民间工艺在此轮贺年有奖邮资明信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内涵更加丰富。从梅、兰、竹、菊到笔、墨、纸、砚都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风采；2000年的极限型则表现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很有品位，而且不用写信封，邮寄方便。这个举动使得人们寄发贺年卡的热情更高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收到的贺卡就更多了起来。 …… （节选自《十月》202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