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着前辈谈论故宫文物南迁，我感到既荣幸，又惭愧。余生也晚，没有经历过那样一个波澜壮阔、艰难困苦的时代，我们不过是通过文献档案或者实地调研去向那个时代靠近，然而我们用文献和档案构建起来的南迁与真实的南迁并不是一回事，与我们前辈所经历的南迁更是有着很大的距离。

身为晚辈，我们也只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更伟大的是我们的前辈。当我们喝着咖啡、眼睛盯着电脑里的文献的时候，他们正穿越风雨与战火奔走于道途；我们的困惑或许只是资料缺失怎么办，他们的困惑则是明天一早日本飞机就要来投炸弹，他们带着数千箱的文物何以全身而退。我们的两位老院长——易培基、马衡先生，我们的前辈——庄尚严、梁廷炜、那志良、欧阳道达等先生，为国家、民族作出的贡献不可车载斗量。

关于故宫文物南迁的意义及其深远影响，我在这儿只想谈一点细微的体会。这几年我陆续到访过一些南迁途经地，没有全部到达，但是去过一些地方，还写了《故宫文物南迁》和《国宝》这两部书稿，心里或多或少有一些感怀，与诸君分享。

我最想说的一点，就是在整个南迁的过程中，文物存放的条件是特别讲究的，尽管当时战火纷飞，物质条件非常艰苦，经费不足，马衡先生担任代理院长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就是哭穷，但是我们的前辈绝不亏待文物，竭尽当时最好的条件来存放文物。

比如南京的朝天宫库房，1936年底建成，钢筋水凝土的建筑，在当时就有空调设备，我想，放眼当时整个亚洲，这样的文物库房也是首屈一指的；重庆川康平民银行，主体构造是钢结构的，大厅里柱子一律是由厚厚的钢板打造，一楼库房的密码门是德国造的，一发炮弹打不透；最惨的是安顺，为了防轰炸，文物存放在华严洞里，但还是仿照日本正仓院的格局在洞内修建了文物库房。可见在那样的条件下，我们的故宫前辈对文物的安放是何等的精心。

再看他们的生活条件，却已到了最低水准，比如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就在底层百姓居住的居民区里，怎么看也不像故宫的办事处。我想，故宫的办事处怎么也得在国际饭店吧。我还记得一个细节——文物东归以后，我忘了当时是哪个机关，因为迁走了，就把他们的宿舍给了故宫，把被褥也留下了，故宫的老先生们以为捡了一个大便宜，要不然连被褥都没有。没想到他们把被褥掀起来一看，背面全都是臭虫，密密麻麻的一层臭虫。但他们依然舍不得丢掉，只能在有太阳的时候晾晒被褥。在南京，文物依旧贮存进了朝天宫库房，这些文物守护者住的，却只是四间铁皮活动房屋，说是房屋，比睡在马路上强不了多少，夏天热冬天冷，只是在刮风下雨的时候可以起一点遮风蔽雨的作用而已。可见我们的前辈当时的条件是何等的艰苦，这种艰难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

这两个极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方面是极端地讲究，对文物的存放条件尽其所能地讲究；另一方面是极端地不讲究，对自己的生活条件丝毫不讲究。他们没有任何怨言，这是我在寻访南迁遗迹过程中留下的最为深刻的感受。

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李舫总结了故宫文物南迁的六种精神，我觉得十分准确。这是故宫人的精神，也是民族精神。我再补充一个精神，就是乐观主义精神。前辈们虽然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但他们并不悲观。他们不觉愁苦，没有抱怨，是发自内心的无怨无悔。我们看庄尚严先生的诗词，写得那么恬淡、优美；刘峨士在安顺给庄尚严先生画的像，身着长衫，头戴斗笠，手握一卷书册，丝毫没有流落异乡的仓皇之感，却别有一种脱尘处世的洒脱，我记得李霖灿先生说过：“我们都欣赏慕老（指庄尚严）那一种风神飘逸之美”；他们留在照片上的表情，也是那么静穆而平和，最典型的是黄居祥先生，脸上永远挂着微笑。黄居祥是在安顺加入故宫的，安顺生活的艰苦，我们看徐森玉先生的日记就会感受到，但身在困苦中的黄居祥，脸上始终洋溢着微笑。

这些都表明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充盈的，他们从内心里相信抗日战争能够胜利，文物南迁一定会取得圆满结局，因此在漫长的南迁旅程中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

故宫的前辈们在战火中保全了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当然离不开坚韧与顽强，但仅有坚韧与顽强也是不够的，还有乐观主义精神。目前，“国宝的长征——故宫文物南迁纪念展”正在上海历史博物馆举办，前辈们这种乐观精神充溢着他们的字里行间，我们今天通过他们的书法、绘画、诗词、日记都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