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初的一个周末，我正与女儿电话商量过年的事情。那头，上幼儿园大班的外孙抢过***的电话，稚声稚气地喊叫：“爷爷，我想您了。”“好哇！爷爷马上来。”我想都没有想地答应下来。说话算话，我也正想她们，抓起背包，我屁颠屁颠地出门。

从新洲城区到汉口，可走两条路。一是公交车从新洲客运站（原新洲县城）出发，经问津大道，走武英高速到阳逻开发区，上江北快速路，直达汉口新荣村。另一条线是到金台高铁站乘地铁阳逻线，到汉口后湖。

我走第二条线，乘公汽转地铁，一个半小时后与小外孙会面。今年暖冬，三九天的阳光还厚厚地覆盖着武汉三镇。汉口西北湖的垂柳下，小外孙脱下羽绒服扬起双手，来了一个飞翔的姿态，奔向爷爷的怀抱。小家伙什么时候学乖了，一个劲地表扬爷爷：真棒，这么快就来了。

我说：“爷爷是坐地铁过来的，当然快！”

小外孙的欢笑，让时光倒回四十年。

四十年前的那个秋天，生我养我的新洲县从黄冈地区析出，划归武汉市管辖，成为武汉市新洲县（后为武汉市新洲区）。天上掉馅饼，一夜之间，我成了武汉人。好久好久，脑子转不过弯来。隔壁麻城市的朋友搞笑，踏进新洲地界，便高声喊叫，我们到武汉了。

第二年春，我调任新洲县委宣传部报道科新闻干事，天天与报纸、电台打交道。当时，通讯工具相对原始，除了电话，就是电报（连传真机也在之后），为新闻单位投稿、发照片非人工送达不可，靠邮局投寄只能是新闻成旧闻。因此，隔三岔五地跑汉口（当时习惯把武汉叫汉口）是我的常态。而新洲县位于武汉市东北部，县城距汉口几十公里。如果用四十年后的眼光看，这点距离“分分钟”（武汉方言，算不了什么），可当时的情况就不一样，走318国道，绕黄陂县城，上一趟汉口，需要“起早贪黑一老天”。

通常，清晨5：30闹钟响铃，我便一个鲤鱼打挺地跳下床，穿衣洗漱。如果是夏天，单衣薄衫，背心加半截袖子衬衣即可，既轻便又快捷。如果是冬天就比较“啰唆”，上有棉衣，下有鞋袜，关键是天还没亮，又要顾及熟睡的妻儿，一切只能摸黑进行。打开宿舍大门，迎接我的是一轮明月和满天星星。

新洲——汉口的第一趟班车6：30始发，正常情况，9：30之后才能到汉口车站。

走下客车，肚子咕咕叫。我快步走进一家早餐店，不要十分钟，便吞下了最喜爱的早餐——热干面、面窝，外加蜜蜜甜的蛋酒。一抹嘴巴，精神抖擞地迈开两条长腿，直奔位于洞庭街的长江日报社。我必走两个部门：农村部和摄影部，时间一般控制在45分钟左右。接着，乘公汽到武汉人民广播电台，作为电台的特约记者，12：00前到达，便可吃上一份热腾腾的工作餐。吃饭的时间，也正是交稿并汇报工作的时间。结束广播电台的工作，脚不点地，小跑至六渡桥（公交车转换，耗时长，且不可控，步行约一刻钟），1路电车从六渡桥始发，经过长江大桥，武昌小东门为终点站。我在倒数第二站下车，步行十来分钟，抵达寄居在中南经济学院内的湖北日报社。

完成当天的工作，一身轻松地走出报社大院，我再一次跑动起来，20多分钟后，在武昌蛇山脚下的中华路轮渡码头排队购票，搭乘过江轮渡。渡船逆水斜行，穿越汉水出江口，至汉口四官殿码头起岸。

过江途中，我祈盼听到江汉关的钟声，我把它当成武汉人特有的享受。古老的钟声，每一下都那么雄浑苍劲，足够碾压大汉口车水马龙的喧嚣；每一下都余音绕梁，重重地在心头落下，让我无法沉寂。听到钟声我不用抬腕看表，情不自禁地加快脚步，抢在王家巷码头下河跳板拆除之前，跳上最后一趟“汉口—阳逻”客轮的甲板。就这样，我一次次地险胜。因为，汉口至阳逻的最后一班轮船是下午4：30准时起航。如若没有赶上，就要去新洲汉办住上一宿。

阳逻镇位于长江北岸，是大汉口的深水良港，也是新洲西部的经济重镇，是我摸黑回家的必经之地。

轮船顺流而下，中间停靠天兴洲码头。船泊阳逻港时，已是当日傍晚。乘客们一个个归心似箭，早早地铆足了劲，潮水般地涌下窄逼的趸船，箭一般地冲向几百米之外的阳逻汽车客运站。车站内，浑黄的电灯下，多数乘客挤在车门口排队，也有人不守规矩，翻窗而入。我虽然年轻，有足够的力量挤车，但是我必须克制。我最后上车，不奢求车上有空座，能靠个座椅头站着就不错，通常只能站在车门口，而且，一站到底。

太阳彻底地落下了，客车开启了远光大灯，行进在墨黑的原野中。满满的一车人如夜色般地安宁，唯有车门和玻璃窗“哐当、哐当”的响声塞满车厢……

我胜利了，胜利地回到新洲——尽管到了吃夜宵的时间。

沐浴着冬日的阳光，陪小外孙在西北湖小游园中玩滑梯，幸福的滋味无法形容。我想开怀大笑，我想放声高歌，放眼望去，周边的一切都是那么可人。

有人说，因为爱上一个人所以爱上一座城。也有人反过来说，因为爱城而爱人。而我呢？爱城亦爱人。

当年，舟车劳顿地穿梭于汉口武昌，我有痛也有快乐。除了工作和事业之外，还有一群暖心的人在城里等着我。作为来自基层的党报通讯员，我每次走进长江日报农村部，当值的陈编辑——一位端庄的大姐当即放下手头的事情，递上滚烫的茶水，搬来椅子，我喝水，她审稿，并且，当面交谈对稿子的处置意见。那年头，长江日报摄影部的办公条件比较简陋，办公室隔壁就是暗房，一台窗式空调嵌进隔墙的洞洞里，空调冷气兼顾办公室和暗房两头。那天，德高望重的老摄影家梅村同志见我满头大汗进门，赶忙开空调，将冷气通风管移向我坐定的办公室，而他却顶着高温进暗房看我送来的照片和胶卷。望着他父亲般高大的身影，一股暖流从我的心头涌起，直冲眼眶……

俗话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一群城里人的热情善待，点点滴滴融入我生命的记忆，而且，不断地添加时间佐料，发酵成一坛陈年老酒，其甘甜的味道历久弥新。

也曾有一位朋友跟我说：“武汉太大了，新洲太远了。”

我反感这种抱怨式的赞扬，它实实在在地戳到了我的痛处。我当即作答：“会好的。武汉每天不一样！”

时光如白驹过隙，四十年物是人非。客观上看，武汉的版图还是那么大，新洲城区与汉口的时空距离依旧没有改变。不同的是，我变了，从满头青丝的年轻人变成了发髻稀疏的爷爷；不同的是新洲到汉口有了高速公路、快速通道，还通了轻轨地铁，上汉口若闲庭信步。不同的是，长江从“九省通衢”到“通江达海”，万吨级货轮从阳逻深水港码头起航，可抵达多个国家。不同的是，市民过江主要不再是搭乘轮渡，江面上的武汉大桥多得一口气数不完，加上两条过江隧道，地铁、公汽贯穿三镇……最为不同的是，如今的汉口城里有了我可爱的孙子辈。

从新洲到汉口，这条路，我走过了四十年，往后还得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