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有老鼠跑到家里来了，蛮大的。”母亲说完这些话，径直朝厨房走去。她好像不是对我说，而是对老鼠说的，又好像是为了告诉老鼠我知道你来到我家了。母亲接着说：“老鼠把阳台上堆着的书扒了下来，害得我捡了一个上午，才帮你堆好。”母亲又说，“老鼠还‘嘎嘎嘎’地咬书架和书桌，好像八九世没有吃饭。”母亲说这些时，手中没有停下来，她在厨房里忙着。

她告诉我这些，似乎是看我有什么反应。我表现得有点吃惊地说：“不会吧？我们住在这里二十几年，都没有老鼠进家里来。现在就有老鼠进家里来了？”母亲不吱声，把头扭向别处。照例这次我和母亲又聊不下去了。我觉得我的话好像不妥，感觉是我的话掐断了聊天的引信。

我知道要想与母亲续上话，非再次从老鼠身上说起不可。我起身走进母亲睡的房间。我猫下腰低下头，这里瞅瞅那里瞧瞧。我说：“没见书架哪里被老鼠咬过呀？也没见书桌哪个地方被老鼠咬了呀？”母亲突然激动起来，甚至有些愤怒。她说：“总有一天，老鼠会跑到床上来，把我这身骨头咬了吃了你才相信。”母亲又补充了一句，“吃了倒好，省得要人来收尸。”

不知怎的，我与母亲的聊天越来越少，我每隔两三天来看她，她要么是数落小区的哪位阿姨，要么就是责怪老家人连个问候她的电话都没有。我一开口，她就说我胳膊肘往外拐。我一听便不敢乱说话。我们之间交谈，每次持续不到十分钟就相对无言。这次的交谈照例不欢而散，我气得连招呼都没打便离开了。

三天之后，我去看望母亲。当我再次坐在她旁边时，她铁青着脸指着我屁股下的沙发说：“那只老鼠胆子越来越大了，现在跑到大厅来了。”我本能地拍了拍沙发，继续听母亲说，“它先躲在沙发下，我移开沙发，它又跑到电视柜下去了。”

母亲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但那只老鼠可能不知道，它如此目中无人，让母亲情何以堪？这次和母亲说话，我要吸取上次的教训，要小心应答，坚决不能让她生气。我甚至要替母亲宣泄怒气，最好能将上次的气消了。我接过母亲的话说：“这还得了？真是胆大包天。”我抄起一把扫帚，蹲下身子，将扫帚直捣沙发下的缝隙，左右扫荡。我说：“你这死老鼠，给我出来。你不出来，我就捅死你。”

我继续咬牙切齿：“我捅死你！我捅死你！！”母亲面无表情地看着我说：“兴许跑到电视柜下面去了。”我跑到电视柜前，将扫帚伸进电视柜底部，“复制”了在沙发那里的那套动作和那套语气。但大厅里除了我歇斯底里的号叫，没有其他动静。这次母亲连电视都没有打开，她只静静地看我“表演”，她看完了我的整套动作，没有再说什么。我认为我的角色还没有扮演完，或者说我的任务和使命还没有完成。我说：“下次我买些粘鼠板来，我不相信抓不到它，你等着瞧！”

我拎了六张粘鼠板去见母亲，我认为我的态度应该足以让母亲的神情缓和下来。母亲却不看我的粘鼠板，而是从厨房里拎出了一只油瓶子走到我面前，说：“你看看，连油瓶盖子都吃，它咬了一个洞。”我故作轻松地接话：“它是想吃油瓶里的油。”母亲又指着茶几上的一个塑料筛子说：“我怕它偷吃饭菜，昨天拿这个盖住盆子。就在洗手间蹲了不到十分钟，出来时，筛子被它咬坏了，菜也被它吃了一半。”我说：“它可能是饿得快要死了，竟要跟人抢饭菜吃。老鼠吃了的菜得全部倒掉，不卫生的。”母亲说：“以后我做菜每次都放辣椒，看不把它辣死！”我耐心地听母亲说话，我觉得这很难得。

我顺着老鼠的话题说下去，在一些地方放了粘鼠板，在卧室放两块，大厅放两块，在厨房放一块，在洗手间里放一块，在老鼠的必经之路上都放，看它往哪里逃。我特地交代母亲：“你今晚早点关灯睡觉，晚上起来上洗手间时要记得开灯，要看清楚哪里放了粘鼠板，要小心，不要踩上去。”母亲说：“粘板没用的，老鼠很聪明，它看得懂不会上当的。”母亲举例说，“你来城里后，老家那栋屋里不是老鼠多得打架吗？我放老鼠药，装老鼠夹，什么办法都试过了，一只老鼠都没抓到。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我花了十块钱去隔壁大根家买了一只小猫。起初，那只小猫会叫，能把老鼠吓跑，后来会抓老鼠了。再后来猫有好吃的，就懒了，就不再抓老鼠了。老鼠不怕它了，又都来了，白天、晚上都来，像开会似的。最后猫干脆连叫都懒得叫了，只会睡大觉。”

我说：“这事很多年前就听你跟我说过。”母亲说：“那时也是一个人守着一栋房子，差点连人都被老鼠搬走了。”母亲停了两秒钟，又说，“农村有老鼠还情有可原，想不到城里也有那么多老鼠，城里的老鼠也不怕人，还跟人抢东西吃。下一步，老鼠恐怕真的要吃人了。”母亲说着，摸了一下她右边的耳朵。那只耳朵缺了一小块耳垂，母亲说那是她在农村老家时，一天晚上一只老鼠爬到她床上给她留下的创伤。

我假装没看见母亲那个细微的动作，我语气坚决地说：“不管城里的老鼠有多凶，我一定要抓住它。”母亲不再搭我的话，她径直朝大厅一角的洗衣机走去。母亲打开洗衣机的盖子，从里面提出一袋红薯。我忍不住脱口问母亲：“你为什么把红薯放在洗衣机里呢？”母亲将红薯提到厨房，解开塑料袋，取出三四个来，放在盆里，打开水龙头，要洗红薯。我赶在母亲再次提起袋子之前，又一次提醒她，红薯不能放在洗衣机里。母亲睁大眼睛看着我说：“不放在洗衣机里，放在地上让老鼠咬掉啊？前几天买了三斤红薯，放在地上一个晚上被咬烂了两个。”我说红薯应该放在冰箱里。母亲说：“没有煮的红薯又不会发臭不会烂，干吗要放在冰箱里呢？放在冰箱里不会费电吗？”

我有点生气地说：“红薯上有泥土，会弄脏洗衣机的。”母亲嘀咕说：“脏了有什么关系？反正我不会用洗衣机。”我缓和了口气，甚至抻了一下脖子，轻轻吸了一口气，然后轻轻地吐了一口气说：“红薯放在冰箱里不会费电的。”但母亲好像没听到我的话，仍然打开洗衣机的盖子，将红薯放了进去。我探过头去一看，洗衣机里除了红薯，还有花生、桃子，甚至还有一瓶米酒。我不敢再说不要放，而是说：“你要吃掉它们，花生、桃子、米酒放在洗衣机里干吗？你要吃掉它们，吃掉了我再给你买。”母亲说：“我不想吃。”我说：“你不想吃，老鼠想吃，老鼠闻到味就来了。”母亲说：“这只老鼠见到什么吃什么，现在长得肥肥的了。”

母亲继续说老鼠，她低着头，剥着手指上粗糙的皮，有一句没一句地说。她好像是说给她自己听的，她说家里的老房子这两年老鼠可能在那里“大闹天宫”了，来之前在山上扒的几百斤松针叶，堆在侧面的房间里，又厚又暖，可能做了老鼠的窝了。卧室里的那些衣柜、床头柜，还有那些装衣服的木箱，可能都被老鼠咬碎了。挂在我们卧室天花板上的棉被，可能被老鼠咬烂了。还有端放在大厅神龛上我爸的照片可能也被老鼠踢下来砸烂了。母亲满嘴“叮叮当当”，我仿佛看到老家那栋一百四十七平方米的土坯房里成群结队的老鼠，在敲锣打鼓、打砸抢烧、无恶不作。我看见，心痛与悲伤写在母亲的脸上。我将母亲脸上的表情化成一句话：一定要抓住老鼠，并且要将它们千刀万剐。

我拎着三只老鼠夹走到大厅。我环视四周，不知该将这三个寒光闪闪、杀气腾腾的捕鼠器放置在哪里。我小心又谨慎，像拎着三颗地雷。我必须认真地分析敌情，专业地找准地形，让三只老鼠夹发挥最大威力。我首先排除了卧室，卧室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行，如放在卧室，对于一位七十八岁高龄、眼神不好、行动不便的老人太危险。大厅也不行，母亲晚上起来上厕所，大厅是必经之路，万一踩上了怎么办？厨房里的灶台下可以放一个，那瓶“鲁花”花生油需要保护。阳台上可以放一个，既然母亲听到了老鼠扒书的声音，那就安放在阳台的书堆上，看它还敢糟蹋我的书吗！

我拎着最后一个老鼠夹在大厅中团团转。母亲盯着电视荧屏说：“沙发下不放一个？不然白天躺在沙发上人都会被它搬走。那天中午，我躺在沙发上，眼睁睁地看见那只老鼠，就在我眼皮底下，就在身旁的茶几上啃我刚切开的西瓜。”母亲的话使我下定决心将最后一个老鼠夹放在沙发下面。母亲又嘀咕说：“老鼠都听得懂人话，我们说的话它们听得懂，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它们都记在心上，我看夹子放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枉然……”

母亲最后一句话显然掐断了母子关于如何成功捕捉老鼠的话题。我感到有些许扫兴，就像进行一场战斗，刚刚分析了敌情，摆下了阵势，布下了火力，有一个人却说：“别打了，这注定是一场败仗”，你说沮丧不沮丧？但我仍然说：“这次看你往哪里跑？”我的意思是，毫无疑问，对于母亲受到老鼠的干扰，我是十分重视的，我是坚决要解决的。我希望母亲当下这个最大的难题，能在我的不懈努力下迎刃而解，以证明我很在乎母亲的感受，并且希望她能够在城里生活得安宁、幸福。

再去看望母亲，我希望能看到那只老鼠在夹子里痛苦地挣扎，或者已经力尽毙命。我一进家门，母亲就对我说：“你去阳台上看看。”我以为老鼠的尸体在阳台上呢，我满心欢喜地奔向阳台。只见阳台上狼藉一片，原本堆得高高的书籍，塌下来一半，凌乱地铺满整个阳台。

母亲没有跟我到阳台来，她坐在大厅里说：“我实在没有力气再堆回那些倒塌的书了，死重。就是昨天晚上，一阵‘窸窸窣窣’，接着就是一阵‘哗哗啦’，我知道，又是那只老鼠在造恶了。”我不奢望母亲会再次帮我整理滑倒下来的书，我只能自己干，我将书一本本地捡起来，一本本地放好。当所有滑倒下来的书被我重新堆好时，我看见了那个放在阳台上的老鼠夹，老鼠夹的机关已经发动，但夹住的是一本书。我精疲力竭，我连老鼠夹都没有拿。

我满头大汗，奔向洗手间，想抹一把脸。我在经过大厅时，又听到母亲在轻轻地嘀咕：“如果不是老鼠，是不是你爸来了？这几天晚上，我总梦见他。”我又装聋作哑。在洗手间里抹完汗后，我回到大厅，我想到大厅的沙发底下放着一个老鼠夹。我整个身子伏在地板上，往沙发下探头看。母亲说：“昨天大白天在沙发上眯了一会儿，睁开眼，拖鞋就被老鼠衔走了。”

我恼羞成怒，决定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手段，不惜任何代价，不将老鼠捕捉到誓不罢休！两天后，恰逢中元节，这回我不管母亲同意不同意，一定要接她到我新房这边来过节。母亲果然不同意，说不想去，不想麻烦我们接去又送来。我只好搬出那只老鼠来说事：“你到我那边去暂住几天，我买了一些剧毒的老鼠药，在卧室、阳台、大厅、厨房、洗手间都放，你如果住在这里不安全。你先安心在我那边过个节，回来就等着看死老鼠吧。”

母亲听了，还是不同意，好像态度反而更坚决了。她坚决不走，而且坚决反对中元节期间在她住的房里放老鼠药。我只好妥协说：“好吧好吧，过两个星期吧。过两个星期，我带您回一趟老家，您想住多少天就住多少天，总可以了吧？那时再放老鼠药可以吧？”母亲露出了久违的笑意说：“你说的啊，你说话要算数啊，一定要算数啊。过两个星期，你要带我回老家看看啊。”我点了头后，接下来，便是确定请假时间，买往返火车票，联系老家那边来火车站接送的车辆。我每隔一天，就将回乡行程进行到哪一步的情况及时告诉母亲，并且向她保证，定在哪一天出发。这时母亲的表情反而很安静，脸上反而是少有的轻松。她不再说老鼠了，她说村里的某某某应该有八十岁了，她说这个时候回去正好可以吃到田里种的西瓜，她说乡下的家里再热土坯房里也不用开空调……她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她还说，昨天接到陈志伟妈的电话，说她刚刚回了一趟家，前几天才回北京。母亲说完，叹了一口气，又说：“她命好，她在老家还有一个女儿，回去可以先住在女儿家，慢慢地打扫老房子，然后再住回去。我呢，老家无儿无女，一回去就只能住在老房子里。老房子的门两三年没打开，可能早就倒塌了。”我安慰母亲说：“已经跟堂弟说了，先在他家住两天。老房子慢慢收拾、整理、打扫，再让日头晒晒，通通风，去了霉气，再住进去。”

我带母亲回到老家，土坯房四面完整。打开门，我仔细检视了一遍。由于风吹雨打，房顶有两处地方的瓦被掀开，漏雨夹带着墙体的泥浆倾泻下来，在墙根处堆积成小小的泥堆。当初离开老家时母亲遮护家具的薄膜蒙上了一层厚黑的灰尘，但屋里的一切都没挪动位置，仿佛凝固了似的，将时光定格在四年前的春天。四年过去，发生了很多事，人的心境也变了很多。我仰头看神龛，神龛上的父亲的画像还在，那张消瘦而慈祥的脸仍紧贴在冰冷的瓷板上，孤独而凄然地微笑着……

母亲走进房子里，第一次提及老鼠，是在踏入我以前住的卧室里。我跟在她身后，我俩都看到了，一堆东西躺在地上。那堆东西是一床棉被，是我在老家时盖的棉被。母亲说：“我猜到了嘛，老鼠连绳子都咬，它以为里面绑着什么好吃的呢。”我走过去说：“绳子没有断，可能是没有绑紧，掉下来了。”

此次回乡，母亲在老家待了九天。第二天之后，她再也没有提及老鼠。九天的时间里她奔波在村里的每家每户，自然也少不了上亲朋好友的酒桌饭桌。闲的时候她擦拭家具。她即使是抱着潮湿的松针叶去晒都没有提及老鼠，她没有在松针叶里找到老鼠的窝。午休的时候，她往往是放一块木板在北门的门槛上，倒在木板上便睡。我呢，在那九天里，要么睡在堂弟家里，要么在县城的宾馆里住，没有一次在老房子里住。

是母亲主动提出来要走的。回南宁的动车上，母亲说：“以前在一起聊天的人都老了，聊不动了，年轻的留在村里的没几个，又天天在田里干活儿没空聊天。”说着说着，母亲不说老家了。一路上动车每停一个地方，母亲就问我这是哪里。再就是看到车窗外的东西，总是左一句、右一句地问个不停。轮到我问她了，我像突然想起了什么，随口问她：“这次回家，你住在老房子里听得到老鼠叫了吗？看到老鼠了吗？”母亲想了两秒钟后说：“好像没听到，也没看到。”

回到南宁，一个星期后就是中秋节。我见母亲的心情不错，便邀她到我们住的新房去过节。母亲客气了一下，就答应了。

母亲在新家里没发脾气，她刚一进家门，就走到阳台上看风景。她在阳台上站了几分钟，就闲不住了，打湿毛巾，擦拭阳台上的纱窗。擦拭完纱窗，她提醒我，记得煮鸡。鸡煮熟了，她系起围裙忙着斩鸡，她将斩好的鸡一块块耐心地摆好。中秋之夜，母亲吃了很多菜，又喝了一小杯酒。放下碗筷，她淡淡地笑了一下说：“喝得太猛了，有点醉。”

待我们洗刷完毕，她说要回到那边去住。我说：“这里有你的卧室啊。”母亲说她认床，换床睡不着，何况没带换洗的衣物，坚持要回去。我儿子一听说奶奶要回去，先是挽留，见她执意要回，只好送她出门去。本来他要送到小区门口的，母亲执意不要他送，儿子只好送她进电梯。下电梯时，母亲再一次露出了笑意说：“孙子有良心。”这一次，她的笑意比刚才浓了一些。

补记：最后，我主动谈了一下老鼠。此次回乡，临行前，我将之前买的粘鼠板、老鼠夹及老鼠药通通用上了。我将它们放置在房子的阳台、卧室、大厅、厨房及洗手间等地方，我精心布下天罗地网，只等着从老家回来，将老鼠捉到。但事实上，当我们打开家门时，眼前一切都照旧，那些捕鼠器好像动都没动过。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无可奈何又沮丧至极。母亲在旁轻描淡写地说：“算了吧，留着它，闹闹耳根，做个伴……”

陈纸，本名陈大明，一九七一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西作家协会理事。发表长篇小说《下巴咒》《逝水川》《原乡人》，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天上花》《少女为什么歌唱》《玻璃禅》《问骨》《寻找女儿美华》，随笔集《拨亮内心的幽光》《舍陂记》等。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作品曾被《散文选刊》《小说月报》转载。曾获第六届《北京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