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时候住的单位大院里有几口小水塘。离我家大约百米远的一处水塘，是我跟珍珍经常碰头的地方。那里远离大人们的办公室，经过的人少，附近还有几棵高高的白杨树投下绿荫，春夏时节，坐在塘边为洗衣服而设的石板上十分自在。风起来的时候，白杨树刷刷啦啦作响，也能遮蔽我和珍珍之间小女孩的私语。

水塘面积大约十平米，椭圆形，像嵌进地面的半个蛋壳。不知道为什么，一年四季中这水塘有时盈满清水，足够蹲在石板上浣衣裳，有时又忽然彻底干涸，滴水无存，塘底布满坚硬的裂缝。那时我还小，无法预料这个小池塘何时有水、何时干枯，就像无法把握我跟珍珍大起大落的友情。

二

珍珍是大院里唯一一个非职工家庭的孩子。大院坐落于五线小城六安市的郊区，属于一家水文单位，因为水文观测需要大量空间，建单位的时候，用红砖围墙松松朗朗圈了很大一块面积。珍珍家搬来很早，至少在一九九一年我家搬来的时候，珍珍家已经在院子里了。整个院子有一定的坡度，办公室、观测场、家属宿舍都在上坡，有七八户人家常住，珍珍家独在下坡底端。上下坡之间隔着一片树林，有一条石子路贯通上下，树林其他地方也有几条羊肠小径可以行走。蛋壳水塘就在树林西北边一条小径的末端、接近观测场的位置。

两种生存方式共存于这个大院子里。上坡是城市户口、独生子女、坐办公室；下坡是农村户口、非独生、自由务工。共同之处是都很清贫，要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不过我确实比珍珍过得好一些，毕竟我是父母唯一的女儿，珍珍还有个弟弟。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珍珍偷偷告诉我的：

“吴浩然，你可知道我是抱养的，不是爸妈亲生的？”

“啊……”我犹豫地答应着。

“我爸妈以为我不晓得，其实我晓得，”珍珍微笑着说，“六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家里来亲戚，半夜他们在外间聊天，我妈跟他们讲我是抱养的。他们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没有睡着，都听见了。”

那天是一九九八年，我四年级，她三年级。约莫是仲春天气，因为我记得有风，水塘里波光粼粼，但并不冷。我们两个女孩子坐在白杨树下，谈起这件重大的秘密，将我们的友谊推向了交心、严肃的层面。在哗哗的树叶声响里，珍珍细软的刘海在眼前被吹乱了。她微微眯起眼睛，带着一点儿若有所思、又有一点儿嘲讽的神情，好像自己经历了一件又赢又输的事情。

珍珍告诉我，不要跟任何人讲。我答应了。

但其实院子里所有家长都知道珍珍是抱养的。这在珍珍还是一个趴在木盆里的婴儿的时候，就已经是在大人间公开的秘密。在这个院子里，生活的分界不仅有上坡与下坡、城市与农村，还有成人与小孩。大人们在我们头顶上口耳相传的消息，往往很久都传不到他们俯视的小孩子的世界里。

妈妈曾向我讲述过珍珍身世更多的细节：珍珍严格来说连抱养都不算，她是半夜被生父母丢弃在现在这个家庭门口的。因为养父母结婚好几年没能生育，生父母打听到了这个消息，就选择把珍珍放在他们家。然而收养珍珍之后不久，养母意外地又怀孕了，生了现在的弟弟涛子。

我和珍珍的友情如何发生的，已经不记得了。当年院子里只有三个女孩，除了我和珍珍，另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女孩每天被关在家里做家长额外买来的辅导资料，性格越来越沉默，不怎么跟我说话。而珍珍，我一向她发出友谊的信号，她就立刻走了过来。从我九岁开始，大部分空闲我们都待在一起。春天捞蝌蚪，夏天钓龙虾，秋天在树林里找果子，冬天堆雪人，还有养猫、种花、跳皮筋、看电视。一个又一个中午、傍晚、节假日，她一次又一次穿过树林，顺着四季青小路走到办公区后面的家属区，敲响我小房间的门。

大院的家属区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建造的一排红砖黑瓦平房，我家住着最西边两个房间。一间作餐客厅，另一间原本是全家的卧室，三年级时爸妈找来泥瓦匠，按一比二隔成南北两间。我住朝南的小间，不到十平米，靠墙摆了一张单人床，床头放一个书柜，床脚有个杂物柜，妈妈的缝纫机摆在窗户下作为我的学习桌。这几样家具对我来说完全够用了，最重要的是房门直接通向走廊，不需要经过客厅就可以进来，所以我才能发展出完全属于我的私交。

周末与寒暑假，我会约着珍珍在我家写作业，她在我家一待就是半天。她喜欢趴在缝纫机旁边，下巴抵在手腕上静静地看着我做事。我指导她读书看报，给她展示我自学的水彩画和各种手工作品，比如纸做的房子风车、冰棒棍做的坦克、小药瓶做出来的风铃。因为材料只能因地制宜，不能完全达到我的期待，这些东西在我看来都做得很粗糙，但珍珍总是赞不绝口。有些书我会借给她看，有些手工作品就送给她了。书隔段时间还回来，会比借出去的时候明显旧了一圈，手工作品也会在她家不知所踪。因为我知道她家的环境，一般也不太介意。

珍珍家的房子也是单位的，因为不是职工，每月要交少量租金。这几间房子盖得更早，结构更加陈旧：没有客厅，狭窄的门厅只能靠墙摆放一些农具，门厅内侧左右各有两扇门，通往两个房间。一个房间是储藏室兼吃饭的地方。另一个房间是卧室，有两张木床。珍珍没有自己的房间。她家的房顶很高，窗户也开得异常地高，屋里总是昏暗的，光线从高窗投到屋里的地面上，好像离外面的世界很远，有一种待在水缸底的感觉。珍珍爸妈终日忙忙碌碌，很少有时间收拾，家里常年有一股油烟混杂着霉尘的气息，这股气息总是让一切都很快变旧。

我每次去珍珍家都会受到她爸妈的欢迎，会给我倒茶，这是院子里其他小孩没有的待遇。因为我总是考班级第一，年年照片贴在学校光荣榜上，而珍珍和涛子的成绩一直普普通通。叔叔阿姨不会辅导小孩作业，非常希望我能帮到这对儿女，我也在尽力这样做。例如四年级末的那个暑假，我突发奇想在家里设小课堂，给姐弟俩上了好些天的课。本来只打算教珍珍四年级语文，结果涛子天天黏上来，赶也赶不走，我便也教他三年级数学。在大人看来，这件事有效地预防了两个小孩在漫长的暑假里乱跑出现意外，意义非同小可。叔叔阿姨为表感激，给我送来母鸡和鸡蛋。我吃着她家的礼物，心里挺高兴，但也没有更多想法。我所做的都是为了玩，只是我玩得一身正气，更符合大人的期盼罢了。

珍珍上来找我的成功率要大于我下去找她的成功率。她找我，我一般都有时间，但我找她，并不是次次都能邀她出来。她家的生计是一个水泥预制板加工厂，就开在下坡空地上，雇了几个工人，几乎每天都在开工。叔叔阿姨有时开拖拉机出去送预制板，出门前会交代珍珍一些事，比如煮饭、烧茶、给预制板浇水。我经常下了坡来，一出树林，就看到她站在加工厂的平台上，手里牵着水管，要把每一块预制板浇透才能走。珍珍也有没做完事就走开跟我玩耍的时刻，但如果我送她回家，她爸妈会忍耐一些，骂得不那么凶。也因此，珍珍更爱跟我一起玩了。

在大院里，珍珍只跟我做朋友。她好像跟上坡其他所有人都是疏离的。不仅不怎么跟其他小孩玩，背后提起那些家长也直呼其名。她狭长的单凤眼盯着那些大人时总有一丝质疑的意味。跟她分崩后我曾经想，或许她极其敏感的性格让她比我更早地意识到了那些成年人在一本正经下的平庸。但如今我觉得，一个小女孩未必有那么深沉的意识，她的敌意恐怕来自本能——上坡的大人们对待她，跟对待我肯定是不一样的。

三

珍珍多次向我控诉过爸妈对她的不公平。比如她要做家务，弟弟不用做。过年走亲戚带着弟弟，让她在家看门。她和弟弟打架，她打不痛弟弟，而涛子是个铁蛋似的非常结实的小孩，还起手来很痛，她也会找我哭诉。我说要么你告诉爸妈。她的回答永远是一样的：“我爸妈才不会管呢！他是他们亲生的，我是抱养的！”她的眼泪簌簌而下。这时我看着她的脸，总会觉得她很可怜。我感觉她好像在向我求助，可我对于大人的态度完全无能为力，我只能多偏向她，尽量不跟涛子玩。

大人们提到他们姐弟俩，总是说：“其实珍珍爸妈对她算好的了，谈不上偏心。”他们的“好”意思是：那个年代抱养女儿不是什么稀奇事，很多养女是明显不如儿子受待见，相比之下，珍珍和涛子的生活都是一样粗糙，涛子没有比珍珍过得更好。确实姐弟俩都是一年四季翻来覆去穿着那几件旧衣裳，书包拉链总是坏的，鞋子布满灰尘，只有过年的时候有点零花钱。但两个孩子在同样的条件下长出了截然不同的相貌：涛子像妈妈，黑红的脸，身材结实，盛夏天敢赤脚跑在滚烫的石子路上。珍珍很瘦小，虽然只比我小一岁，但看着像我三年前的个头。一张单薄的瓜子脸，脸颊总是黄黄的，细眼睛，薄嘴唇，小小的鼻子。头发泛黄，扎着两个简单的小鬏儿。细胳膊细腿，细细的手指，因为常年没用护肤霜，手上的皮肤一直干巴巴的，和年龄很不相称。我认识她的那些年，她的模样一直是这样，很暗淡，但暗淡中又深深藏着一点东方的秀气，犹如深巷小花，默默开放。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郊区小学有很多这样灰头土脸的孩子，大家都司空见惯。但我乐于打扮珍珍，让她快乐一点、漂亮一点。我教她手上沾了水以后要拿雅霜擦手，这样手背就会慢慢变得滑滑的。我用家里的发油给她润头发，帮她换发型。我夸赞她的头发很顺很直，是我想要的。我的头发虽然乌黑浓密，但是自然卷，只能梳起来编辫子，不然就会满头乱飞。

我告诉她，有一种处理头发的手段叫“拉直”，可以把卷头发变得丝般顺滑，我很想试一试，但是挺贵的，而且爸妈肯定不允许。

“吴浩然，你的头发那么长、那么多，要是拉直了，肯定能垂到脚跟上，像古装电视剧里的仙女一样！”珍珍笑眯眯地说。

我笑着纠正她，拉直只是让头发变直，不会像拉面条一样变长，不过她没有听懂。她坚持认为，如果我去做个“拉直”，我的头发会垂到脚跟上。

有一天我让她坐在走廊上，给她做一个我自己喜欢但是做不了的发型：把两鬓的头发编成两条细细的麻花辫在脑后固定起来，其余头发披散着。做完以后，我跟她说这叫“公主头”，拿镜子给她看。她左照右照，笑不拢口。我妈妈在旁边经过，看到了这一幕。后来她跟我说：“你对珍珍真是像亲姐姐对亲妹妹一样啊！”

“是呀。”我笑嘻嘻地答应着，心里很得意。

在小学中后期漫长的时光里，我一直享受着珍珍对我的依赖，珍珍也不停表达着她对我的需要。我让她做什么就做什么，读课外书、好好做作业、画画，都是我认为有益的事情。我想把我生活中最好的东西也引入她的生活。但从长远来看，我的举动对她而言更像是一种展示，并不能真的改变她什么。与此同时，外界的变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远大于我们自己的努力。

时间进入新千年，天边开始传来噪声。那是小城开始扩建环城路的声音，工程队从远及近，声音也越来越清晰，突突突是打桩机，轰轰轰是挖掘机。原本狭窄的柏油路被一截截翻开，准备浇筑水泥，做宽敞的大道。那段时间我们饱受出行之苦：自行车颠簸，公交车暂停，的士极少到这里来。只要一下雨，到处都是黄泥巴，走几步脚底就黏出一个大泥饼。最终我们大院靠近路边的一侧围墙以及大铁门都被挖掉了，整个院子失去保护，经常失窃。同时我也觉得，自己原本浑然一体的童年在逐渐溃散，有些事情越来越难以把握。例如我胸部开始发育，夏天让我不自在；莫名其妙喜欢上一个男生，搞得我忐忑不安；爸妈反复讨论我要上哪个初中，一直定不下来。珍珍的性格也变得有些古怪。

有一个周末，春光很好。我到下坡去找她，却见她披头散发地坐在门口痛哭，旁边一张矮凳上放着一盆水，热气腾腾的。我吃惊地问珍珍怎么了，她完全沉浸在哭泣中，谁跟她说话都没有反应。阿姨在旁边不耐烦地说：“水不搞热一点，怎么烫得死虱子？给你好好洗一下，以后不就好了么？哭什么哭！”涛子在旁边小心翼翼地跟我说，珍珍这段时间头发上出现了虱子，妈妈要用热水给她烫头、上药，还要她把头发剪短。珍珍不愿意，就崩溃了。

后来珍珍还是用那盆水烫头了，抽抽噎噎地。妈妈一撩水在她头上，她就惊叫一声。我整个下午一直在安慰珍珍，但是没有效果，她心情很坏，时不时掉几滴泪。我说以后她头发还能长起来的，她说：“我头发长得特别慢，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说：“短发也没事啊，我三年级的时候就是短头发。”

“但是你长得漂亮啊！我本来就长得丑，剪了头毛更丑了！”她红着眼睛，又哭出来。

我很无奈，看着时间流逝，快要吃晚饭了，她依然沉浸在痛苦中，我只得上去了。

隔两天我再见到她，已经成了短发。她没再提头发的事。过了几个月，短发慢慢长成了童花头，重新扎起一个很短促的鬏儿。在这段时间里，她目光更加锐利，愤恨的言语更多。她不再那么热衷于陪着我采花弄草画画看书，对我的爱好开始表现出不感兴趣，更多地是拉着我说话。她说她不喜欢弟弟，不喜欢亲戚，不喜欢老师。她坐在我的写字桌边说这些话，坐在她家的预制板上说这些话，坐在我们的蛋壳池塘边说这些话。她小小的嘴巴说出这些言语的时候，总是眯起眼睛盯着前方，目光不知道落在哪里，像是一只充满怀疑的小鸟。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她的愤恨，便也跟她说一些我不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事。我们一起长篇大论地抱怨，但其实我不太喜欢这种没有创造力的事。

我们开始闹别扭，这在以前是极少的。她生气的时候会不说话，站在原地一声不吭，或者直接回家。一般很快就会和好，再见面的时候她先板着脸，等我开口说话，她就扑哧一笑，走过来问我：“吴浩然，我们去哪儿坐坐？”

这时珍珍对自己身世已经更加了然，她爸妈不再向她隐瞒，而且在她的追问下，告诉她生父母可能是附近某个乡的人。那个乡离我们大院不算很远，好像骑个自行车就能过去。有一天，应该是六年级最后那个春天的某个周末下午，我跟珍珍又闹别扭了，为什么吵架我已经不记得，但我们都不舍得走开。在冷战的时候，我忽然出现了一个幼稚的念头，拉起她说：“你想不想去找找你的亲生爸妈？”

珍珍愣了愣，未置可否。

“走，我陪你去找一找，试一试！”我双手叉腰，鼓起一种劲头来。

我带头走出院子，一直向那个乡的方向走，珍珍默默跟着我。起初脚下还是施工中的水泥路坯，不久就接上了旧柏油路。沿途是一片一片仿佛不断复制粘贴的树林、草丛、房子、小卖部、水沟，风景越来越陌生，我们开始有点儿不安。珍珍犹豫起来，说她不想走了。我有点赌气地说：“那我们做什么呢？”

又往前走了一段，她停在原地，说不要走了，她要回去。

我们面对面沉默了几秒。然后我说：“那好吧，回去吧！”

我们转身回去，西斜的太阳把我们拉出两个长长的影子来。一路上我们没有怎么说话，都有点儿五心烦乱，可能是怕天黑前回不了家。但没想到返程特别快，没走多久就看见了大院门口的泥坑与修了一半的路基。进到院子里，也没有谁问我们去哪里了，院子里晚霞高照，一切如旧，准备结束寻常的一天。

这次短促的探险，是那几年印象最深刻的事件之一。它就像一个隐喻：我们——作为小孩子的我们——的行动、欲望、思想，对自身来说乃如惊涛骇浪，但在现实的地图上可能只是稍微跳动了一下。同时我也有所预感，我跟珍珍完全契合的那种友情，因为彼此的耐心都在下降，可能已经走到了头，将要折返了。

四

二○○一年秋天，我上了初中。新学校离大院有七八里路程，而且强制要求上早晚自习。为了我的安全和方便，小学毕业后的暑假，我父母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两间房子，搬了一些生活用品过去，开始陪读。

甫上初中，我的心情并不愉快。虽然我的成绩不错，但我不喜欢学校的管理风格。它是毛坦厂中学在市区设立的初中部，把毛坦厂中学当年备受全国争议的那一套教学理念基本也带进了这里，管理非常严格。我的学习习惯并不需要这样密不透风的管束，但郊区能选的初中很少，而且已经交了三千多元的借读费，一时也不能再换学校。

初一每周上五天半的课。我平常住出租房，周六中午放学后回大院，周末傍晚再回出租房。仅有的一天半假期我虽然可以身在大院，但整个环境都让我恍惚。好几家人都已经因为孩子上中学的缘故离开了大院，而且是全家彻底搬走，还留在大院里的人家不到以前的一半。院子变得荒疏了，出现了被遗忘的气息。那个秋天的阳光特别安静，照在小房间里特别闪我的眼睛。我伏在窗前不停地做功课，小小的缝纫机台面铺满了各科课本。而明明就在不久以前，我还能整天整天地用这张桌子画画做手工看课外书。为什么呢？我还是那个我，怎么忽然就进入了这样的苦役中呢？我为以后这样的日子漫无止境默默叹息。

每个周末我还是会出门跟珍珍玩一会儿，作为难得的放松。但是跟她在一起我总有点儿心不在焉，心里永远还有一篇作文没写、两张试卷没做，我不停地盘算还有多少时间，能不能在周末回出租房之前写完。珍珍一周没见我，自然有些话想跟我说，但都是小学里的人和事，我已经不认识或不感兴趣。珍珍对我的状态也渐渐不满意。有一回我们坐在她家堆起来的预制板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忽然她皱着眉头，确凿地说：“吴浩然，我感觉你才上初中一两个月，就不一样了。”涛子在旁边也附和着。我尴尬地笑道：“是吗？哪儿不一样？”珍珍没有回答出来。我自己想了一下，想不出除了功课变多，自己有什么变化——我说了什么？没什么啊。我做了什么？没什么啊。我坐在粗糙的预制板上，双手按着又脆又硬的水泥边，茫然起来。

从那天以后，我周末也很少回大院了。一是功课太多，来回要花时间，二是不想再在两个环境、两种心态中拉扯。

我们互相还是会想念，但一两个月才见一次。时间距离拉长以后，关系反而平复了一些。初一寒假，珍珍甚至还到我家的出租房住了一晚。第二天我跟她一起出门，先在路边逛街，又跟她一起回大院转了转，两人都很愉快。

半年后，珍珍小学毕业，进入了划区分配的初中，一所中考升学率很低的学校。

五

我初二这一年在记忆里很单调，无甚可谈，但对于珍珍一家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标志性的一年——他们也搬家了，不是搬到什么临时的住所，而是乔迁新居，搬入他们自己盖的大房子里。位置很不错，临街、交通方便，离我的初中不远。地皮是她家本来就有的，前几年叔叔阿姨终日汗如雨下地忙碌，不仅是为了赚钱谋生，也是在努力地修盖自己的新家。

我第一次去拜访这栋自建房时震惊不小。那是一栋崭新的两层小楼，有巨大的客厅、四个大卧室、明亮的厨房和可以冲水的洗手间，还有个宽敞的院子。他们一下子从之前陈旧局促的老宅里解脱出来，过上了非常舒心的日子。而大院上坡的几家人，此时则要么租房蜗居，要么刚买房，为微薄的工资还了房贷便所剩无几而忧愁，无人不羡慕珍珍一家。

即将升初三的时候，我家租的房子出现问题，打算退租重新再找地方。这次我们想找离学校略有点儿距离的房子，因为老师们都住在学校，这两年经常周末出门也碰到老师，让我感到压抑。有一天我妈在菜市场碰到珍珍妈妈，两人聊起这事，阿姨热情地邀我们就租她家一楼客厅旁的空房间，比外面租房便宜，两家可互相照应，而且涛子马上也要去我的初中上学了，以后早晚可以同行。尤其是下晚自习回家那一趟，有他作伴，我妈也无需操心如何接我了。

我妈有点心动，回家和我商量了一下，我也觉得挺方便。此时我爸爸已经调去外地，常年不在家，我和妈妈住一个房间也够了。趁着暑假补课前，我们搬了进去。阿姨家给了几样家具，我们也带来一些，足够生活所用。院子角落里有一个天棚，放下煤炉和餐桌，就成了我家简单的厨房。

初到珍珍家，确实和珍珍过了一段朝夕相处的时光。我们仍然很热络，但我发现珍珍长大了。当然，我们都会长大的。但在我被功课绑架的漫长日子里，她已经在向我所不熟悉、不支持的一种生活走去。例如她很少做作业，不想我辅导功课，父母也不再过问她的成绩，大约是默认她以后不再上高中。我在学校处于所有老师的关注之下，一点点逾矩或成绩波动就会被叫去谈心，被优等生的玻璃罩子罩得牢牢的。而她好像在读一所小说里的初中，不时把一些谈恋爱、打架、骂老师或者更离奇的新闻带回家。她不觉得这些事有什么大不了，有时自己也是新闻里的主角。她说有个老师她特别讨厌，就会经常在他的课上站起来说要上厕所，实际是去操场闲逛。有一次还说有一个老师冤枉她、批评她，她不回嘴，就使劲咬着自己的下嘴唇，把下嘴唇咬出了血，直接震住了老师。她面带微笑让我看她下唇内侧的血痂。

我觉得这未免有些过了，但是珍珍已经不是随便听我劝说的人了。她好像积蓄着很多暗暗的狠劲。那个夏天经常出现暴雨，乌云密布时我匆忙找油布遮盖天棚下的餐桌厨具，而她伏在二楼自己的房间门口，带着淡淡的微笑看着，好像很欢迎这样的天气。

初三早出晚归的日子里，我跟涛子的接触渐渐变多。这个男孩在我没太注意的时候已经长高了不少，不过依旧是一张黑红的圆脸，很皮实很能挨打的样子。叔叔阿姨经常瞪着他说：“好好跟吴浩然学着，在学校老老实实地听课，不准瞎混，有事多问问吴浩然！”涛子点头答应着。他的班级跟我的只隔着一个楼梯口，晚自习结束后他总是飞快地跑去取了车，在大门口等着我。路上他不停和我说着班里的各样事情，我渐渐发现他心态很温和，很少有尖刻的想法。这和我之前对他的印象不太一样。

我妈也这样认为，她跟我说：“你发现没有，虽然涛子看着蛮蛮的，其实比珍珍更厚道。我们搬家的那天，涛子前前后后不停帮我们搬东西，一直催我歇一会儿，说他劲大，他来帮我搬。珍珍反而没怎么帮忙，就在旁边看着。”

不过我妈也说：“都说珍珍爸妈不算偏心，实际上怎么会呢。虽然吃的用的没什么差别，给了她一个单独的房间，但你看珍珍上的什么初中，涛子上的什么初中。她中午回来还要洗一大盆衣裳，午觉也睡不了。她那细胳膊哪有力气漂得干净？换做我是不忍心的。”

我也感觉到了。我毕竟跟珍珍交情深厚，对珍珍的身世仍然抱有同情。我想珍珍也进入青春期了，青春期或许就是这样的，会让人变得混乱，我自己也曾混乱过。但我开始有意避开珍珍的锋芒，跟涛子的交道渐渐变多。对此珍珍不能接受。有时涛子请我去他的房间给他讲题，珍珍会忽然进来，找个理由拿走弟弟的某样东西。涛子急了，跟她争夺起来，让我评评理。我不好直接说什么，但其实心里是偏向涛子的。我对珍珍说：“你先去你房间待一下吧，等我把这两道题讲完。”珍珍总是梗着脖子，冷冷地站在原地说：“我不管，这就应该是我的。”涛子就向外大声求援：“妈！你看珍珍！”大人们过来劝解一下，但是没有什么用，珍珍铆足了劲要对付弟弟。就算给她两下凿栗，逼她走开了，下一次依然是这样。

也有三个人还能一起玩的时候，但往往是因为珍珍向弟弟发脾气，或者是她说了一些阴阳怪气的话，让我感觉氛围一下子变了味，心里不舒服起来。

她跟爸妈也会吵架，近乎失态地叫嚷着，尖利的嗓音听着让人心颤。她爸妈比我想象中要忍耐大度一些，骂她的时候不多。他们可能是觉得，一两年后，等她混个初中毕业就会离开家的，所以，算了。

在短短的几个月里，珍珍的脾气越来越暴躁、越来越难以相处。她一发怒就暴起，尤其是对弟弟，一句话不投机，不管跟前有没有别人，拿起手边的东西就猛地一摔，让人咋舌。她在客厅里看电视，弟弟要是也走过来看，她就立刻拔插头。她蹲在水池边搓着衣服，会忽然把弟弟的衣服拣出来摔在地上，嘴里骂道：“也配让我洗？”几乎每晚楼上都会出现姐弟俩争吵的声响。我在楼下默默听着，此时搬来珍珍家不过几个月，我已经有些后悔了。

时间快到年底，天气渐冷。妈妈每天早晨把饭菜做好，自己带一半去单位，另一半我中午回来热一热吃。有一天中午，叔叔阿姨也出去了，只有我们三个初中生在屋里。那是个挺好的初冬天气，涛子喊我带上饭菜到他们家厨房一起吃。原本我们围着一张小几正常吃着，快吃完的时候，好像是珍珍不准涛子拿一个什么餐具——细节我怎么也回忆不起来了，可能是之后的场景太过震惊，完全覆盖了前因——姐弟俩在厨房锅台旁发生了剧烈的矛盾，你推我搡，几乎扭打起来。因为确实是珍珍不讲理，我压抑很久的是非心终于涌上来了，我走过去指责珍珍：“你为什么要这样？”珍珍不睬我。我说：“你把这个给他！凭什么他就不能拿？”珍珍脸都扭曲了，吼道：“就不让他拿！”把东西捉得更紧。我从两人之间伸进胳膊想把他们分开，她推了我一把，但是我有所防备，立刻把她挡了回去。她猛然暴怒了，不再管弟弟，和我撕扯起来。珍珍的脸在我面前很近的地方剧烈晃动着，黄中带红、愤怒到变了形，像噩梦里才会见到的情景。她咆哮道：“你滚啊！你滚啊！”涛子一手把她往他那边拉，一手推着我说：“你快走！”我便放弃了，转身走出厨房。还没有出门，一个东西哐当摔到了我旁边的墙上。我微微偏头看了一下，是一把切菜刀。我后背悚然，但是脸上还勉强保持着镇定，快步走回天棚下，扶着我家的桌子，心里怦怦跳。

珍珍紧跟着从厨房里走出来，脸色红涨，喘着粗气。她大步走到客厅门口，转过身，指着我，开始骂我。稀里哗啦的话语从她嘴里冒出来，激烈、混乱，夹杂着很多脏话，大部分我都没有听懂。我一声不吭地盯着她，我只能一声不吭地盯着她。

涛子也赶出来，跑到我身边着急地跺脚大叫：“珍珍，你又疯掉了！你干吗骂吴浩然！”珍珍不睬他，继续骂着。邻居们都惊动了，围到大门口来，乱糟糟地追问怎么回事。涛子一边慌忙忙地跟邻居解释，一边对我大喊道：“走吧，我们到学校去吧！”我没有看他，盯着珍珍，无法移开目光。

过了不知道多久，珍珍已经接近力竭，差不多骂完了。最后她拿起廊檐下离她很近的一柄簸箕，用力向我砸过来。因为我已经退到了尽量离她远一点的地方，簸箕在空中转了三百六十度，砸在我俩之间的地上。在一声爆炸般的巨大声响中，木头手柄摔成了两段。然后珍珍推上她的自行车，一脚踹开脚撑，径直分开众人出去了。

这骇人的一幕被邻居们尽收眼底。他们一边感叹着、指责着珍珍过分的举动，一边来安慰我，说会告诉珍珍爸妈的，肯定要教训她的，叫我不要怕她。我确实不怕她，但我心里的滋味远比害怕复杂得多。我掉了几滴眼泪，收拾东西，骑车上学去了。

当日上完晚自习，我回到家，珍珍爸妈还没回来，只有楼上珍珍的房间灯亮着。我妈已经知道了中午的事，问我什么情况，我简单说了几句。她说：“你没有跟珍珍对骂是对的，让她爸妈处理吧。”我应了一声，开始在书桌前做剩下的作业。过了大约半小时，珍珍爸妈回来了，估计是在院门外面就听邻居告了状，他们一进院子便咚咚咚上楼，冲进珍珍的房间，两个人把珍珍结结实实地打了一顿，我在楼下听到了沉闷的撞击声。很漫长的一刻。珍珍一声也没哭。

次日清早，我们照常上学。涛子和我在院门口还在做准备工作，珍珍已经先我们一步推上自行车出去。她目不旁视，面色如常，好像嘴里还在哼着歌。我们一前一后骑下门口的土坡，拐弯，上大路，我和涛子去我们的学校，她往另一个方向。

六

那件事之后，我和珍珍没再说过一句话。我谈不上多难受，因为人人都向着我，尤其是珍珍妈妈和涛子，更加热心地哄着我。珍珍本来对我和对别人不一样，现在我在她那里归入普通人了而已。这栋房子里的每个人都在照常生活，但气氛就像那个摔断的簸箕，放在走廊的拐角里，没有人用，也没有人扔掉它。到了寒假，我家就搬回了大院。

搬回大院是我的提议。我跟爸妈说，环城路已经修好，我也长大了，骑车不再那么费劲。而且往来郊区的出租车日渐增多，嫌累的话可以偶尔打车。最主要的是，这么多年来我终归是住在大院里心情最愉快，为了每天能回到让自己安心的环境，我乐意忍受早晚赶路的那一点辛苦。叔叔阿姨很唏嘘，觉得有我在家里，涛子学习挺认真，我这一走，不知道他会不会开始犯浑。但我是顾不得那么多了。

此趟回来，院子更加安静了，常居人口除了我和妈妈，只剩下一对老人，他们把能开辟的荒地都种上了菜，以田园气息补充着生活气息。经常有野猫野狗来到院子里短暂居留，我会挑一两只顺眼的引到家里养一阵子，但过了一段时间，它们最终还是会离开。

不仅人口骤减，院子面积也缩小了很多。珍珍家原来所住的那一片下坡因为地势明显低于环城路路基，已经被大面积填埋了。原址上将会建一条新的公路与环城路交错，原来大院铁门所在的位置以后将是一个十字路口。上下坡之间的树林只剩下了一小片，林中用碎砖铺了一条简陋的小路，每天我就从这小路里推着自行车进进出出。

初三下学期十分忙碌。周末珍贵的空闲里，妈妈会催我出去晒晒太阳，我就到观测场、小树林那边去逛逛。我搬回院子，为的就是这些时刻。我记得那个春天回暖很早，水泥小径很多地方碎裂了，一簇一簇伸出春天的花朵。蛋壳池塘还在那里，白杨树也在。但不知地下水位发生了什么变化，池塘已经彻底干涸，塘底积满了陈年的落叶，还有一些不知哪里来的塑料垃圾。不过我对于院子的变化已经没有初一时的敏感，我总觉得我随时会再次告别这里，就像老房子随时可能要被拆除，告别过去的时代。

涛子偶尔会在周末骑车来院子里看我。他一见我就滔滔不绝地聊起天来。偶尔我也问问他珍珍的近况，他回答了，我听了，过后又忘了。珍珍跟我的决裂没有怎么伤害到我，不过我也不愿再踏入她家。仿佛我们之间的关系注定就是应该如此，要么亲密无间，要么彻底不相往来。

二○○四年六月，中考来临，我考上了市一中。一中在老城区，离家很远，不可能再走读，于是那个暑假我家在一中附近租了房子，又一次搬出了大院。

七

当我再次跨入珍珍的家，已经是四年后了。二○○八年初，大一寒假，我和妈妈回大院小住了几天（因为妈妈还在大院上班，始终有一部分生活用品在这里）。珍珍妈妈不知怎么知道了，打电话来邀我们去串门。之前几年他们也曾邀约，但都被我找理由拒绝了。这一次我没有再推脱，因为那个冬天我刚度过十八岁生日，特别想做个成年人。我想，我已经开始见世面了，大学都上了半年，难道还要纠结小时候的事吗？

于是跟妈妈一起，择了一个傍晚，吃完晚饭后出门，散步到他们家里。叔叔有点见老，阿姨还是老样子，说话中气十足，脊背挺得直直的。两人热情地在大餐桌上摆满各种茶水点心，和我妈围坐谈天。涛子此时已经是毛坦厂中学本部高二的学生，长得牛高马大，不过性格还是老样子，不停地向我描述学校里的各种事情。阿姨向他严厉地说：“好不容易吴浩然姐姐来了，好好请教一下高考的事情，跟她好好学着！”涛子也像往年一样，点头答应着。

我和他坐在客厅的电视旁边，一边看电视一边聊天。到这时我还没有看到珍珍。我问他：“珍珍呢？”他说她晚上有事出去了，等一下回来。我问珍珍知道我要来吗？他说知道，“她说是应该叫吴浩然来家里玩玩。”我问他珍珍现在在做什么，还在念书吗？他说珍珍初中毕业后就没上学了，学了一点计算机，现在在市里一家酒店做前台。我想象着她的小身板穿着制服坐在柜台后的样子，心想，她能应付南来北往的客人吗？以她的火爆脾气，会跟同事吵架吗？她在我所不熟悉的方向上，已经走得更远了。

过了片刻，我听到院门口传来铁门开阖的声响。餐桌边的几位长辈向外看了一看，我妈说：“噢，珍珍回来了。”我有点儿紧张地望向客厅门口。一个穿着暗红色羽绒服但依旧瘦削的身影快步进来，一边走一边大声说：“阿姨你来啦！阿姨新年好呀！”又偏过脸向我这边看了一眼，满脸笑容，飞快地说：“吴浩然你来啦！”我也笑着应了一声。客厅太大了，餐桌和电视间隔着相当的距离。我远远看着她在餐桌周围稍作停留，就出去了，之后整晚都没有在我面前再出现。我甚至没有看清她的面容，是否比五年前成熟了些？

这是我和她见过的最后一面。之后，珍珍就从我的生活里彻底消失了。不过因为我妈单位的电话一直没有换过，她家人始终可以和我父母联系上。时光奔流中，也曾零零散散听到了她家的一些消息。例如涛子高考成绩还可以，考上了本省一所口碑不错的医科院校。他们那所自建房后来拆迁了，分了三套房，经济越来越好了。涛子的爸爸身体不好，逐渐失去劳动能力，妈妈开了一家小餐馆，每天忙前忙后地张罗，始终充满干劲。她真像是一个铁打的女人。

大约是二○一四年前后，妈妈忽然给了我一个手机号，说是涛子的，让我可以和他聊聊天。此时我家已经因为种种原因搬到了另一个城市。我正在读研，没有想起他们一家已经很久了。但我没有犹豫，回到自己的房间，很快拨打了这个号码。那头传来的男声和记忆里有一点偏差，不过确实是涛子。他向我介绍他的近况，语调平淡，长话短说，完全没有了小时候要与我分享一切的迫不及待。这一点我有所预料，毕竟涛子都二十多岁了。我又问他，珍珍现在呢？还在酒店做？他说珍珍已经结婚了。我问那男的是什么样的人？涛子语焉不详，只说他家里条件不好，爸妈并不满意，但她坚持一定要结婚，只好随她去了。

挂了电话，我出了一会儿神，心情难以形容。

八

大院一直到二○一八年还存在着。因为观测场有很多水文仪器安在地下深处，迁址耗资巨大。但是多年来，四周一直有各种拆改建项目，一点点蚕食大院所有的空地，到最后，大院只剩下观测场及上坡的两排老房子，附近工地上的巨大塔吊就垂在宿舍区顶上方，出门望向天空，宛如时代在折叠。到了二○一九年，整个大院终于搬迁了，原址彻底拆除，荡然无存。单位建了新办公楼，就在附近转过一两个路口的地方，妈妈向我描述多次，但我毫无概念。对于大院及其四周，我记忆里的地图总还是九十年代的那一张。

在浩如烟海的记忆碎片里，我尚能翻检出的最后一条关于珍珍的消息，是她婚后生了两个孩子。至于生活如何，工作如何，全不知道了。涛子也结婚了，二○二一年，他的女儿出世，比我的孩子只小几个月。他还在微信上请我帮他想想女儿的名字，我太久没见他，没有灵感，只好婉拒。之后我们基本没有再联系过。

涛子的朋友圈全是女儿。如今已经是一个号称人人都想要女儿的时代，无论事实上是否如此，至少名义上女孩不会再那么被嫌弃。我也是过了很多年以后，大约二十五岁的一个夜晚，将睡未睡时，忽然想起珍珍，开始梳理她的人生。我闭着眼睛，往事不停搅动，历历在目。我想到她当初那么热切地追随在我身后，又在失望中把我推开。她敏感的身体里纠缠过多少心事。身边每一个人都说“你过得挺好的了”“你爸妈对你算好的了”“你脾气这么坏，叫大人怎么能喜欢你？”从来没有人跟她说：你无从选择，承担了不该小孩子承担的烦恼，这不是你的错。在那个年代所有被遗弃的女孩子中，有几个人聆听过生活的致歉？那个晚上我哭了，我感到一种强烈的、迟到的难过，但这些眼泪对她、对我已经没有实际意义。

那段时间我时常想起珍珍，因而连续做了几个类似的梦。每个梦里我都回到大院，站在那个蛋壳水塘边。水塘在最初的梦里只有一点水，接着每次梦到水都深一些，在最后的梦里变成满满一塘清水，里面游动着各种鱼虾龟鳖，五光十色，像绘本里呈现的妙境。实际上，那个水塘在现实中从来没有什么像样的生物，只有一些“水上漂”荡来荡去。

后来，我又慢慢遗忘了她，直到今日。

而我为什么忽然想写下这一篇文章，记录我和珍珍的往事呢？我又不记得了。在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忘记了初衷。所余下的只有过程，无论是友谊发生的过程，遗忘的过程，还是回忆的过程，只有那些过程切切实实影响过我们，不断捕获我们。

祝她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