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22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当年有超过两千万人次在各类文学网站注册，期望成为网络作家，超过两百万人作为作者与网络文学网站签约，其中活跃作者约七十万人，职业作者近二十万人。向海外输出网文作品一万六千部，三分之一为实体书授权，海外用户一点五亿人。热播的影视剧的六成，线上动漫的一半由网络文学作品改编，声频作品的授权近十万部。另有正在爆发增长的微短剧的授权。

我们从源头来看，网络文学之所以能成立，除了硬件软件的物质支持，想必有它的妙处。马马虎虎的解释是，它作为传统文学的补充，甚至是替代。文字不等于文学，一开始并不明晰。有网络就有了新的平台，有平台就要说话，说着说着就变成了文学。上网的都不是文盲，打字的人一开始并不特别在意自己是不是文学。后来被认为是文学，就干脆叫文学了。曾经狠狠讨论了什么叫“网络文学”，七嘴八舌最终没个定论。乱拳打死老师傅，规则都是后来定的，何况文学原本就没什么一定之规。

之前我们谈论过如何写作，生成作品，这里再说说投稿的困苦。不少人都曾仰天长叹走投无路，尤其是女性，她们自爱，接连遭遇退稿如同相亲受挫，丢不起那个人，宁肯直接变成大龄未婚女青年了，俗称“剩女”。男人脸皮较厚，经得起多几次挫折。今天名头响亮的中外作家都曾被退稿的吧。成名了，可以当作笑谈，也算风流之一种，不成名，就是永远的恨恨了。

我曾在网上贴过一个被退稿清单。有的文章堪比徐霞客，走过千山万水。令我郁闷的是，写得越认真、自我感觉越好就越是容易被退回。这种遭遇令人有抓自己头发的冲动。

一九八五年六月，《上海文学》的周介人先生通过私人关系将我弄到昆山的政府招待所。我带了几件替换衣服，带了一厚叠稿纸和一本字典，准备闭关写作。很小的一间屋子，一床一桌一椅而已，窗外还有工人在施工，爬上爬下，响声不绝。我不喜欢外出写作，但既然来了，只有赶快完事才能早点回家。我调整好作息，上午，下午，晚上，分三段写作，晚上早睡。黄昏去农贸市场转一圈，买几只番茄和鸡蛋，番茄生吃，用“热得快”煮蛋。那十一天，我居然写了十万字，长长短短共计十八篇，有小说《美女岛》《一天》《歌星》和一串微型小说。中途发现稿纸将写光了，急请杨晓敏给我支援。

因上海的某月刊创刊后一直免费赠阅，常常约稿，我就将新作中自认为写得最好的《一天》给了他们，算是小小的报答。谁料很快被退回，老朋友请我方便的时候另换一篇。后来，虽不是量身订做，凑巧写了自认为不好的小说《戈壁》，他们果然发表了。一个作者，就是在一次次被退稿的不幸中，领会到编辑部要什么，掂量编辑的风格和斤两。

我投稿的八字箴言是：请勿删改，优先退稿。这令有些老编辑生气。我绝无退不得的意思。世界上没有求婚就一定要成婚的道理。每个编辑部有自己的宗旨和趣味，合则用，不合则退，很正常。作者有投稿自由，编辑部有退稿自由。

从昆山回来后我接着写的小说叫《我的前半生》，它串联了我前半生听过的许多流行歌曲的歌词，因没有标点符号，小说就像一块结结实实的饼，我相信过来人都能断句。这个作怪的小说更是走了一大圈。退回来我就换一家再投，简直很有乐趣。你们发表了那么多没有特点的小说，难道就不能让我的异想天开露个头？多谢《清明》杂志的主编曹度先生收留了它。我在文章里作怪，有人见怪不怪，让我心生感恩。写了，发表了，才可能一步步走向远方。走向远方，才叫创作。

我从发表第一篇小说起，就跟责任编辑有冲突。他要我改，我不改，他代我删改，我抄稿子又抄了回去。曹冠龙比我更绝，他自己跑到印刷厂将小说给改回来，印刷厂还以为他是编辑部的。印刷厂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编辑从没见过这样的作者。现在，我也老了，回想往事，非常感谢我的责任编辑们。尽管艺术观念有所不同，他们爱惜才华，以文学为重，容忍了我们的忤逆。一篇作品都没发表过的作者跟编辑斗嘴，编辑居然还不痛殴，是不是很可爱？那时的我们，很容易被一掌拍死。没人经得起一而再再而三而四而一百的退稿。一直退到你服气。不少作者，只要能发表，怎么改都愿意。这有点像写电影剧本的朋友。改到最后，还剩多少自己的东西，实在很难说。有人说这更多是策略，不是人品。写作常常要从烂文开始，通篇无害的样子，混到脸熟，就是著名作家了，可以重新寻找自己的风格。是不是能找到，我不知道。

编辑是第一个读者，他们的意见无疑是重要的。但编辑和作者的位置不同，相互关系很难调整到位。理想的状态是相互尊重，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更理想的状态是网络文学吗？

当一部作品越过编辑，省略这个中介，文学会发生什么？

孔子是最早的文学编辑。如果跳过他，《诗经》是个什么模样？

榕树下网站选用的依然是编辑模式，投稿，编辑，发表或退稿。尽管极少退稿，也有先审后发的流程。这跟后来的BBS模式和起点网模式都不太一样。网络和传统出版社及报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空间几乎是无限的。一本刊物的页码是定好的，常常削足适履。编辑有时去掉一两个字，为的是少占一行。两篇差不多质量的文章，用哪篇很费踌躇。一上网，这些不是问题，可以统统放上去，可以将一页做得很长。当年的长文少，处理就更加容易了。只是因为坚持编辑模式，网站最大的部门是编辑部，雇佣占公司最大比例的员工来处理流程。用人是有开支的，局限多多。事后看，这是榕树下当年的一大失误。

作者写出文本后，是直接让读者来筛选，还是由编辑来筛选，这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理念的不同。

网络文学解放了文学的生产力。一个人，无论上到大学还是只上过小学，语文课都占了最多的课时。写作文是许多学生的噩梦。不少人识字后，除了看商店的招牌、路牌，看产品说明书，连封家书、情书都写不利索。我这种语文较流畅的人，帮人写过参加某组织的申请书。有个工程队的工棚不慎失火，要写检讨书，因无人能写曾借用我去帮忙。我当过几天语文教员，对学生说，你们其实都会写的。来的路上看到一起车祸，你们都会跟别人说，将说的写下来，就是文章了。我女儿的老师曾向我出示她写的周记，说是“恨不得将我老爸撕成一片一片！”我一看，真是写得好，直抒胸臆。她还写过：“小鱼游过去了，水很活泼。”我将她创作的句子引在文章中，过了几十年，还有人记得，来问我写“水很活泼”的小姑娘现在怎么样了。我的儿子学龄前刚认识几个字就开始创作，他说写的是唐诗：

大风在老天下雨

我在土王羊

牛下山日月

水火在天

日光月光在乙上

儿我又在我的家

羊牛天山在千万

儿我又在大风里

古人最早的诗是不是就这个样子的？配上编钟和鼓可以吟唱。我将它发给韩少功，少功回我，这诗可养活几个胖子教授。

可见，文学不神秘，文学是属于大家的。人们不仅可以当读者，也可当作者。孩子写了，不要训斥他，不要过早规范他，不要禁止他。

如果我们比较诚实，会承认自己没什么文化。我小学五年级时撞上了“文革”，进大学前就没怎么上过文化课。进了中学，物理化学改为工业基础知识，简称工基课。老师说，直流电用直线表示，交流电用曲线表示，于是女生给老师起绰号叫他“曲线（屈西）”。老师教我们装日光灯：灯管、镇流器、启辉器、线路。一会儿就学会了，一个调皮的男生还将电线搭在铁皮上，将老师麻得跳起来。说是中学生，没学过分数。我曾沾沾自喜，问同学，1/2+1/3=？他想了半天，半只大饼加上小半只大饼等于多少大饼？那个通分我是自学的。我骄傲地告诉他答案是5/6，他疑惑地看着我。我至今能不假思索地拼写“Long live Chairman Mao！A long long live to Chairman Mao！”但拼写hello要想一想。这个“哈罗”没教过。还有一事不知该不该讲，生理卫生也是一点不懂。只知道“外伤红药水，内伤白开水”。一次去卫生室，看到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中间的一页是折起来的。展开一看，大吃一惊。那是人类的生殖系统，百思不得其解，凭什么女性比男性多造了一个出口？

中学毕业前，我们半年时间学工，半年时间学农。学工时间的一半我在车间使用榔头锉刀和一个砂轮机制造纺织机上的零件，另一半时间在一个理发店学剃头，为的是将来可以为贫下中农服务。有天我看到一本理发教程，上有如何烫发。师傅见了一把夺过去，严禁我翻阅，说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现在不许烫头发。有趣的是学农，整个年级的学生下到上海郊区的人民公社，分住农民的家。捣蛋鬼们私自去召楼镇上买东西吃，每逢我们下河游泳，老师如临大敌。除了记得割麦会被麦芒扎，挑油菜时衣领会钻进小蜘蛛，还记得的是一个女生对女伴大叫，“你们快来看呀，老好看啊！”一见我们赶快禁声。我们过去一看，确实老好看的，一头种猪在给母猪配种。住在农民的堂屋，那里摆放着一架黄道婆发明的织布机。晚上，一排男生在竹榻上睡下了，蚊帐外昏黄的灯下是女主人在织布。那时我还不知道那首“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我们好容易才看到一点远方的文化。几张从杂志上撕下的西洋画、一本被墨汁涂上三角裤的人体素描、非常珍贵的外国经典小说。我读的莫泊桑《一生》是趁人家打牌，我坐一旁蹭了看的。读的不少书，今天给你明天要还。那时读书快，记性好。有的书不那么匆忙，就抄下来，如惠特曼的《草叶集选》。偶然也能读到地下流传的创作，我说的不是《少女的心》一类，而是根子的《白洋淀》、蒋晓松的《我和地球一起醒来》等。读到过一篇没头没尾的小说，开头一句是“海潮呼啸而来，一个身材颀长的少女……”不知作者是谁，令人神往。那时候如果有网络，这便是最早的网络文学了。那时的脑子多好啊，我能背下“老三篇”，背下《再版前言》。很可惜没有更多的东西让我背一背，没更多的书让我看一看。

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如数家珍地列出当年见过的涉性的文学作品篇目和细节。远远不到《金瓶梅》和明清禁毁小说的地步，那个所谓的性，现在看来根本不值一提。篇目也很少，但被当时的年轻人津津有味地不约而同地看到了。如同他们一再去看电影《列宁在1918》中的芭蕾片段，他们发现《苦菜花》《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间都有点那个东西，连浩然的《艳阳天》里，也有一句“马之悦说，他爱的就是她的一身膘”。

没什么文化也不必气馁。现在时兴“创意写作”，要付学费上大学，当然也算好事。但文学史上的小说家常常没什么高学历。高尔基写过《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他没什么文化。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后，国无宁日，文学前辈沈从文、丁玲、萧红萧军没什么文化，汪曾祺上的是常常要逃轰炸的西南联大，想必也不是饱学之士。连鲁迅也不过是个中专生，还是学医的，成绩不怎么好并辍学。刘半农、陈寅恪、钱穆、巴金、张爱玲、史铁生、阿城、王朔都不是高学历。理工科需要系统学习，跟对导师，文科则未必。创作尤其未必。

这个认识非常重要，给网络文学的写手以“合法性”。文学艺术宁有种乎？那种用有没有文凭，懂不懂外语，用“作家学者化”来刁难羞辱作者的，都算见识浅陋或心术不正。

不管是不是赞同，许多人写起来了，冲破了报刊的版面，无视出版社的码洋。这跟许多人唱起来了一样。卡拉OK之余，不少人自己开唱，唱成超女，唱成崔健和刀郎。文艺的参与权和评判权的权重在转移，从专家、从职业高手那里转移到民众之中。

什么是好的、美的，也都变了样子。我不喜欢超女的任何一首歌，不喜欢邓丽君的歌。那时楼下有个芳邻曾天天单曲循环似的播放邓丽君磁带，令我欲哭无泪。最终，“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你再烦它，发现自己也在喜和乐了。那是没办法的，邓丽君就是比玛利亚·卡拉斯更有中国听众缘。我喜欢不喜欢很不重要。我们今天视为高雅的词曾经不登大雅之堂，古代诗人都不好意思收入自己的集子。写出那个四大名著，当年并非光宗耀祖的事情，谁是“兰陵笑笑生”，至今只能猜测。网络文学诞生，那个幼稚，那个杂芜，被诟病是很自然的。所谓的“四驾马车”，并无让人眼睛一亮的大作。从绝对高度来说，那些作品无法跟已存在的经典作品相比。容易想到的例子是火车一开始没马车跑得快，这是马车最后的光荣。马当然不会想到，比的不是绝对速度，而是动力的来源。很快，没人再拿这两种交通工具来对比。是的，新时代开始了。我想看一看的就是一块土地，你不去管它，不播种不施肥不除草，它最终会长出什么东西来。有杂草，有灌木，会有乔木吗，会不会有灵芝，会不会有一万种植物在同时生长？

我在榕树下有个“看陈村看”的专栏，无事生非地去评论网络文学。我评过安妮宝贝。

阅读安妮

晚上写完我主页的栏目《躺着读书》的更新，上网去mIRC放松一下。see聊天室的榕树频道里，朋友们一如既往地玩着那个“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文字游戏，永远会有出人意料的句子呈现。我和amor还和一个90岁的年轻人聊了一会儿，下网去读安妮宝贝。一个月前我还不知道她，至今没见过她，没说过你好。

我一连读了《告别薇安》《七年》《暖暖》《如风》《生命是幻觉》《山中岁月》。

有一点爱情，有一点别离，有一点意外，有一点抑郁，有一点药品，有一点做爱，有一点音乐，以及咖啡、香水、棉布、抽签、孩子和流产、网。

语句十分流畅，有些词很好。《七年》整个的故事叙述得很好，结尾更好。对了，所有的是像对着一个人在讲着故事，那种经过时间过滤的故事，所以略去了一些细节，讲得颇有分寸，还有条理。也有点像梦游，有一点程式地起承转合，最终一定会被现实唤醒，回到世俗和世俗的影子。因此，从根本上说，这些不是浪漫的故事，而是生活的阴影。

我可以说这些故事大半都写得不错，超出了一般的网恋故事，也超出某些期刊作家。它不是无病呻吟，却因为都呻吟出一种调子，听的人被分了心。它的最大的弱点是不能一篇接一篇地读（当然，这是挑剔的说法），有一点同义反复，有一点单薄。

……

因为是讲故事般的述说，情节的设置和转换往往比较随意。这在《暖暖》中更为明显。时间的跨度很大，叙述就匆忙了，虎头蛇尾了。写小说，最难的是转弯的地方。倒不是不能转弯，而是很难让人信服这个转折，很难转得自然平服。

相比之下，散文《山中岁月》更耐看些。它的一丁一点都是可以捉摸的。

安妮宝贝已是网络原创文学的大名人。她难能可贵的地方是写得很勤快很多。写作有时和拉琴一样，须用日积月累的操练慢慢悟得机窍，从肉体走向灵魂。她有很好的基本功，对词语有悟性，如果她愿意，会写得更好。

后来我自然认识了安妮宝贝。一个很低调的姑娘。网上那么多人喜欢她，她却不肯出来秀一秀。二〇〇六年，我为《上海文学》的专栏去北京采访她。她请我吃饭，然后去了她家。谈话很放松，她只有一个要求，要我别给她拍照。我说好的。她很不喜欢自己的照片出现在传媒上。她也不喜欢被称作网络作家。同样写作，同样发表出版，为什么她就要加上网络二字？她想得有理。谈完后我想打车直接去机场，我很习惯一个人来去。安妮不同意，一定要将我送到机场。到机场后，帮我换好登机牌，给我要来轮椅，看着都妥当了才离去。

现在看，我当年的评论是有毛病的。未能敏锐地看到读者心理的变迁，看到她是他们自己的作家。她和读者相互造就。他们追随她不离不弃，令她的作品成为销量最恒稳的畅销书。

榕树下首届网文大赛获得一等奖的小说是尚爱兰的《性感时代的小饭馆》。这个结果是评委投票选出来的，公布获奖名单后没有大的争议。我参与的一二三届评奖的获奖作品都没大争议。评奖过程中，我最小心的是程序正义。我们辛苦一点，多看一些作品，看得仔细一点，争取推出最好的文章。我们可能瞎了眼评出三流作品，这不丢人，但过程要公平，公开，没有猫腻。这么多的网友寄予厚望，网站的诚信之外，这么多的作家和写手押上自己的荣誉，如果被发现营私舞弊，大家都不活了。

得奖丛书由花城出版社在二〇〇〇年出版，由我充任主编，责编是非常热心的钟洁玲，她曾亲自到颁奖会的现场。其中的一本小说集用尚爱兰的作品标题做书名。我搜索发现，《性感时代的小饭馆》的豆瓣评分是8.2。出版十二年后，网友这样说：

童姥2012-09-09 18:28:30

这是生长在1995年后千禧年之前的网络文学，它像一个从试管里出来的婴儿那样令人称奇。也只有经过这个特定年份的蕴壤，这些从屏幕上敲出来的字块才有了一种压抑的兴奋。他们是从主流文坛偷运来的话筒和扬声器，是街头巷尾的违章搭建，是山寨的普鲁斯特和杜拉斯，是那些朝不保夕不暖的荒草青春！！

二〇一〇年，马季先生的《21世纪网络文学排行榜》收入此作。二〇二二年，学者许苗苗在《新媒介时代的“大女主”：网络文学女作者媒介身份的转变》一文中写道：

首届网络征文大赛小说组一等奖获得者尚爱兰，代表作是《性感时代的小饭馆》。小说题目中，食与色赫然在列，高度的辨识性和鲜明的记忆点不仅使之成为获奖文集的总标题，也被广泛引用，以概括网络文学的总体面貌。尽管标题耐人寻味，但小说内容却很沉闷，男主人公“耗子”、女主人公“女同事”和“同事的同事”，三个面目模糊的角色匆匆忙忙聊天、上网、一夜情，力图在短小篇幅内覆盖所有宣传点。角色放不开，作者也没说透，这篇当时的一流网络作品，其实完全无法与期刊中成熟的小说相提并论。然而，尚爱兰对于网络文学的贡献依然是巨大的。在传统文学经典的训练和对人情世故的细致观察之下，她开创了激发人们窥探欲的网络话术，可谓最早的“标题党”。她深谙大众心理，以天然的话题制造能力，成功从纸媒那里为网络文学赢得了版面、报导和受众。

评奖期间，编辑每天推给我好作品，我也会在稿库中翻找。找到宁肯的《蒙面之城》很高兴，要像抓贼一样将好文章一一抓出来。最终是否得奖，我说好并无一锤定音的作用，要评委们的认可，愿意选它。我们一人一票。评委投票时并不按照网络和非网络站队，意见常常是交叉的。因个人的经历，有人会偏爱某些题材的作品。例如余华，他出身小镇，对写小镇的小说有更多的感觉。他说得有理，大家会支持他。

有人认为最合理的办法是请网友们投票，以票数决胜负。这是个好主意。但当时没有一个可靠的办法（现在也没有），让网友也一人一票。评委投票最后要签名表示负责，也可以复查，网络上的投票最后不知谁该负责。后来我曾观察过一个网站的投票，某些名字下会以不可能的速度涨票，甚至以奇迹的速度涨总的票数。这一切无法查证。网站要自证清白是非常困难的。

请那么多的著名作家来当评委，缺憾是他们未必看过多少网络文学，好处是他们现在会看一遍，有个意见和印象。他们不认识任何写手，不会有先入为主的偏见。他们有能力来参评，因为文学无论在不在网络，基本的东西是一样的，最终也会走到一起。他们的经验有助于网络文学的成长。不必讳言，有他们背书，这个评奖更有分量，更受关注。

我在榕树下心血来潮地做过一件事，现在还能在网上查到。

网络文学的最好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陈村发言于2001-07-03 17:34:53

我到网上，到榕树下，是要看看网络文学到底会成个什么模样。我对它寄予很大的期望。

现在的网络文学，开始令我反思。如果都把到网下去出版传统的书籍作为网络文学的最高成就，作为写手资格、夸耀的执照，那么，还有什么网络文学呢？

它的自由，它的随意，它的不功利，已经被污染了。虽然我很理解这样的变化，但是，终究不是我希望看到的。

网络文学已经过了它最好的时期。老子说的赤子之心的时期。消失得太快了！

我又跟帖：

这样的变化，和网站的变化是一致的。现在那么多的网站面临倒闭的威胁，初期的轻松快乐，为玩而玩的风气一扫而光。不盈利就没有互联网。在盈利的压力下，各网站只能做功利的事情。

我的意思是，原先以为网站会出奇迹。现在看到的，还是平庸。也许，人的本质就是平庸的。

我看到有的网络写手因怕盗版，已经无法把自己的作品最早贴上网络。我也看到有的传统的作者愿意把自己已发表的作品无偿地交给网站发表。起点不同的人，最后不一定做出一样的决定。

相对榕树下来说，在讲求功利的气氛下，倒是迎来了它的好时光。如果大家都没有一点和传统媒体合作的意识，榕树的日子会不好过。不经意间，网站的要求和网民的要求合一了。我们用商业的办法，把大家的作品推销给网下的人，可谓皆大欢喜。

我们已经错过了人性的奇迹，那么，就希望商业的奇迹吧。

帖子出去马上引来议论，并做上了报纸新闻。发帖当天的一小时之后，朱威廉就跳起来写了一大段：

陈老师，我和你的看法恰恰相反，所谓的网络文学的最好的时期不但没有过去，而且会愈演愈烈，离开高潮还相差甚远。

所谓的网络作家不但和正常作家一样需要吃喝拉撒，需要睡眠，需要娱乐，需要各种不同方式去体验生活，更需要说明的是，他们同样存有物质欲望，存有功利心，从这点来说，他们不但没有被污染，而且越来越接近其本质。今天我所耳闻目睹的这些网络作家没有一个不喜欢穿名牌衣服，没有一个不企盼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没有一个对未来美好的生活不寄予希望。

万维网不过是现代文明工具的延伸，其本身绝对不会制造出比人类已经创造发明的更伟大的功绩。中国的网络基础设施暂时呈落后局面，解决网上收费、信用体制等问题还有待时日。

说得简单一点，如果仅仅将耗费心血的作品发表于网络，那任何一个作者都是过不了日子的。

文学是一条坎坷的路，创作是艰辛的并且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不相信饿着肚子会激发出多少创作灵感，况且“物质”这两个字已经久久回荡于我们脑海中，无时无刻不纠缠在每一个人的身旁。文学如果要得到发展就一定要跟贫穷彻底脱离关系。

就如同传统作家为什么不愿意将作品首发于网络上一样，网络作者也同样需要回报，这种回报不仅可以让他们不为吃不饱肚子而担心，更激发了创作欲望，让他们懂得，劳动是有价值的，凡是付出了的都应该有回报。

互联网的出现从一开始就没有给文学带来多少承诺，但是它迅速的传播方式和宽容的平台却带给了很多人机会。这是一种公开展示自己的机会，这是一种不被埋没的机会，这是一种自由、随意、有着平等功利的机会。

把“功利”这两个字拆开来看应该是功劳和利益。纵观古今，人类文明社会的推动似乎跟“功利”这两个字紧密结合。尤其是现代社会的迅速发展，更优越生活品质的到来无不证明着只有付出和产出的公平结合，在明确了“功利”的前提下我们的世界才能得以不断改观，生活水平不断完善。可如果文学和艺术本身就无法脱离功利，那凭什么非要让网络文学脱离功利？

功利地来说，一切创造和发明都无法脱离那两个字，包括文学，包括艺术，包括世间万物。

“为人民服务”这个标语很经典，但这句话前面因为没有加上“免费”两个字更显得有先见之明。

没有功利的年代已经过去，这与人性相符，这是人类最真实的本质。这是潮流所趋，这就是今天我们不得不直接面对的世界。

朱威廉的重点在“功利”上，论述了功利的必要性。当家的知道柴米贵，他的说法比我实在得多。感受到风云变化，这个讨论很重要，直到今天依然重要，榕树下未能解决的就是这个功利的无法实现，以至于最后败退。他所要的，就是我说的“商业的奇迹”。

因朱威廉提示我，榕树下正在争取风投，这种“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的说法影响网站的估值，因此，这个讨论没继续下去。

我除了上面说到的遗憾，另有一个私人的心痛。我们好不容易等来了一个可以自说自话的时代，蓬门今始为君开，在艺术上正可大显身手，去做实验，去写得难看，去让编辑欲哭无泪，去开创新的流派，但我们轻易放过了。中国先锋文学的死掉，除了别的原因，有个很大的因素是跟传统有审美冲突，不被见容。残雪的《黄泥街》、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一类作品，一抬头就中了枪。我们一面看着西方文学在观念和技术上早已走远，一面还要坚持无法实现的写实主义。那种对新元素的渴望，本应是创作者血液中的记忆。

这也提醒我们，艺术可能不是一人一票的东西。在欲望之外，要给灵魂找个归宿。否则，流行音乐之外的其他音乐不可能生存。畅销书之外的纯文学没有活路。印象派和之后的种种流派的绘画早该灭绝，梵高活该只卖出一张画。最伟大的现代作家是张恨水而不是鲁迅，你看连鲁迅***也爱读张恨水。

当时看见网络并没像期待的长出奇异果，但没有意识到商业化之后的网络文学，首先扼杀了文学的多样性。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疯长的只有类型文学。面对越写越长的文本，我曾说，文学被做瘦了。

用最容易观察的指标来说，和传统文学对比，网络文学的网站上，那些诗歌、童话、散文随笔、报告文学、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话剧剧本，统统衰落或干脆失踪。一个勤奋的网络作家，每天输出五千到一万字，连续十年。这样的劳动干劲令人钦佩，也令人疑惑。疑惑不是一个负面的词，而是说，文学的定义是否真的有了质的变化。就像从《楚辞》跳到“三言二拍”，其间确有不同的意义。

我也不知道如何能设计出一种既能让作者、读者、网站都满意，还能生物多样性的局面。

顺便一说，花城的这套丛书收到稿费六千六百四十二元。我全数交给榕树下，由榕树向作者发放。如从经济角度来谈，评奖是个巨亏的项目。

二〇〇〇年，我在这套丛书的序中说：

榕树下的颁奖，最大的意义不在于究竟有哪些作品最后得奖（当然，那些作品并不逊色），而是它象征着中国文学在网络上的初次走台。这样的走台是热热闹闹的，认真严肃的，平等开放的，是人们所期盼的。网络虽然年轻，能有这一天，是许多网站和更多的网友不计功利地劳作堆积的基础，也是许多虽然没有上网但关心网上原创文学的人们的努力所推动的。有个尚未上网的记者问起它的前景，我的回答是：前途无量。

作为花絮，说一个走麦城的故事。我在榕树下还操作了一件非常没眼色的事。

二〇〇〇年元旦刚过，朱威廉跟我说某网站要来参股，还会引入风投。某网站要他不妨买下一百个最活跃作家的网上版权。

形势喜人，形势逼人，唯恐落人之后，榕树下当即启动收购网络版权的计划。说着玩玩是一回事，真的买是要花钱的。我认识几百个作家，那么多的作品肯定无法都收下，要有个尺寸。我问朱威廉，你的预算是多少。他想了想，说先收十个吧。最大的威胁来自盗版，先发个通告，勿谓言之不预，如果盗版就去告它。

起草了协议书，我开始打电话。过程基本顺利。跟史铁生和林白说好了，跟王朔、王安忆、陈思和、叶兆言、陈染、阮海彪说好，等马原到上海跟他谈。跟朱伟说好他的《音乐圣经》，按宁财神的说法，仅仅这本书就可做个音乐网站。问题是，我们是否有能力、财力来做。事实上，直到网站转卖，依然未能将这书完整上网。

非常糟糕的是，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一上网，立即被不计其数的人盗版。我们没有技术屏障，其实也没法律屏障。这么多的盗版，如何告得过来。算经济的账，打官司就算胜诉也是一件巨亏的赔本买卖。

我因网上盗版一直不肯将自己的作品上网。朱威廉跟我说，你自己的作品不上网，怎么去说服人家上网。他说得也对，我算一个吧。网站计算了一下字数，折合十万人民币，签了那个由我起草的合同。作品在陆续上网，读者很多。不久有朋友来催问稿费何时发放，我则催问网站，再次催问网站。还是非常感谢朱威廉，合同上写的稿费最终都付清了。我本已想好，如果欠着，只能由我先垫上。再怎样也不能去坑朋友。

顺便一说，最后只有我没收到稿费。这不严重。网站被我们亲手做坏掉了，算是报应吧。可认为逼迫接手的网站付我欠款于心不忍，人生有时要一点虚伪。我给留守的李寻欢打电话，要他将我的作品从网站删除，算我自愿撕毁合同。这是我对榕树下最后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