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超，男，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第六届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理事，供职于光明日报社。合著《实用文体写作》，编著《北师大名师伴我读古代诗歌》，合译英文小说《雪中宝藏》。有报告文学、散文等作品选入《报章里的改革史》《走近文艺家》等。

编者说

将智能芯片置于车内，单车因而拥有了定位、控制和数据传输的功能，机械冰冷的自行车在那一刻似乎有了温度，有了思考和沟通的能力。自2016年出现至今，作为中国首创的共享经济新业态，便捷环保的共享单车打通城市交通“最后一公里”，日渐成为公众绿色出行的新选择。作者以丰富翔实的笔触勾勒出这一时代新业态背后的发展始末，小小的一架单车，既见证了当今时代的风云变幻，又折射出社会生活的诸多变迁。

共享单车：奔向美好生活

文/郭超

前言

2016年，农历丙申年，并非历史上无关紧要的一年。

很久以后，当人们提起这一年时，也许还会记得这三个“黑天鹅事件”。

3月，代表人工智能的阿尔法狗（AlphaGo）完胜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人工智能攻破了人类智力游戏领域引以为傲的最后一个堡垒。

6月，通过全民公投，老牌帝国英国决定脱欧。这一冷战后重大地缘政治事件，让英国重拾“光荣独立”传统，对欧洲一体化格局和全球化进程产生深刻影响。

11月，没有任何从政经历的美国地产商特朗普，击败了教科书般的政界强人希拉里，当选美国总统。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随之发生深刻调整。

2016年，也许真是个神奇的年份。

仿佛从那一年开始，世界发生了一些人们已经很久都没有看到的变化：美国“退群”、英国脱欧，冷战后高歌猛进的全球化骤然降温，逆全球化现象开始抬头；世界经济中心，逐渐从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移动；G20杭州峰会在2016年9月举行，传统的G7领导世界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G20发挥的影响越来越大；新科技革命浪潮催生了很多新的产业。几年后的新冠肺炎疫情，只不过进一步加深了这种业已发生的世界之变，让时代的天空显得更加波诡云谲。

后来，中国人管这几年的变化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说法，不禁让人想起近150年前一个中国人说过的话。1874年，李鸿章在一封奏折里提到“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当然，在这两场相隔一个半世纪的“变局”中，中国在“时局图”里扮演的角色，已然云泥之别。

与大变局中的那些大事件相比，共享单车在2016年的中国骤然火爆，也许并没有那么让人讶异。但是，小小单车，却也是风云变幻大时代的见证者。

有的创业者，靠着共享单车平步青云，实现财富自由；有的创业者，历经波折，最终跌落尘埃；有的平台，把共享单车看成低成本获利的方式；有的巨头，将它当作整体业务布局的一环。

在政府的引导规范下，共享单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可以选择的出行方式。在疫情期间，缺乏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共享单车解了很多人的燃眉之急。

在走进共享单车的世界之前，我们不妨把它与其他几件发生在2016年的大事作一对比。

和政界“门外汉”特朗普相似，共享单车最重要的两个先行者，无论胡玮炜，还是戴威，此前都与传统自行车行业没有交集，不过是骑行爱好者的他们，偶然成为传统自行车领域的搅局者。与英国脱欧的主动选择不同，传统老牌自行车，如飞鸽、永久等，在这场关于自行车的社会运动中，一度被动遭遇边缘化。

真正的对手往往来自你想不到的地方。百度公司创始人李彦宏说：“互联网的下一幕就是人工智能的时代。”人工智能加围棋，让传统围棋冠军毫无招架之力。智能锁加自行车，让传统自行车行业沦为装配工厂。曾经蛰伏在地铁口的黑摩的，一度让管理者头疼不已，竟被小小的共享单车一扫而光，不少开黑摩的师傅还被“收编”，走上共享单车线下运维工作岗位。

西方有句谚语，叫“不要反复发明轮子”。“就像美国的特斯拉重新发明电动汽车一样，中国正在重新发明自行车。我们不是反复发明轮子，而是重新发明了两个轮子。”2017年7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星微集团董事局主席邓中翰充满智慧的话语，让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听众发出会心微笑。

美国作家何伟（PeterHessler）在纪实文学作品《江城》(River Town)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1997年的成都，一些年轻人把“内置英特尔处理器”几个汉字当作流行元素，写在自行车车架和挡泥板上。他们也许不理解什么是“英特尔”，但觉得它代表着先进、尖端、国际化，而这些是他们所渴望和向往的。

20年后，共享单车让这个场景成为现实。把智能芯片置于车内，让单车拥有了定位、控制和数据传输的功能。于是，冰冷的自行车似乎有了温度，有了思考和沟通的能力。

自行车的智能程度已经远超当年的“英特尔”，光是电子锁，里面就有芯片、软件、电池、天线、CPS、蓝牙、移动通信芯片组，就像一个完整的计算机。

据统计，2016年，全国共享单车骑行总距离超过25亿公里，相当于往返月球3300次；累计节约4.6亿升汽油，减少了45亿微克导致北京雾霾的PM2.5的物质排放，减少碳排放54万吨。

这无疑顺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年前提出的一个重要理念——“新发展理念”。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鲜明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2016年，似乎万事俱备。

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理念如春风拂面；当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积累的财富，让中国GDP超越日本，逼近美国；当“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时代潮流；当网约车解决了打车难问题，出行领域只剩下“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啃的骨头。不必说，物联网、云计算、数据库和移动支付系统等各种先进科技和基础设施早已备好，似乎就等一两个聪明的脑袋，把它们与自行车连接起来。

当所有的条件都已成熟，共享单车的出现，也许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一、从前慢

“是你扫我，还是我扫你？”

二维码的出现，让每个人的存在抽象成了一个码。现在，有了某个人的电话号码，并不算真认识，有了微信，才算是点头之交。于是，点头之交逐渐变成了扫码之交。二维码也让每个物变成了码。自行车还是那个自行车，但是要开锁，你就得扫码。

80后的王肖是时代的落伍者。他从不网购，也不点外卖。对于任何需要把手机与钱连接在一起的东西，都怀有几分小心。

这一切，因为共享单车的出现而悄然发生改变。王肖在北京的一所高校就读。有一段时间，他在校外的一处公寓居住，居住地距离学校有三公里路程。走路有点远；坐公交车，等车没准点，有时半个小时也不来一趟。看着周边的同学都骑起了自行车，他也心动了。

可是，自行车还是那个自行车，锁不是那个锁了。“旧船票登不上现在的客船。”打开车锁的已经不是那把钥匙，而是手机。确切地说，是手机上的一个应用，光有应用还不行，要想用手机开锁，还得绑定银行卡。

任何顽固的习惯，在舒适便利面前，往往不堪一击。

终于，他在一些同学鄙夷的目光下和另一些同学的怂恿下，下定决心，绑定了手机，体会到了现代社会才有的便利。毕业后，王肖在一家出版社工作。出去参加活动，遇到同行，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扫我还是我扫你？这个“扫”不是“打扫”的“扫”，而是“scan”，用手机扫描二维码的意思。

说起来，王肖与自行车的缘分不浅。王肖从小爱看电影，他记得在电影《末代皇帝》里，少年溥仪把皇宫里的门槛锯掉，就是为了能够实现骑车自由。

这情节确有现实依据。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说：“我们祖先在几百年间没有感到不方便的宫门门槛，叫人统统锯掉。”晚年重游故宫时，溥仪还指着没有门槛的宫门说，这是我的成绩。

其实溥仪并非第一个在宫中骑车的皇帝。他的前任光绪才是，只是当时的自行车太难骑，在练习阶段，光绪的长辫子就被卷入自行车后轱辘里，从车上重重摔下，大失体统。从此再也不骑自行车了。

还是溥仪骑车最为人熟知。他的这一举动颇有象征意味。作为东方帝国最后一个皇帝，溥仪也许是最应该留恋和维护传统的人，竟为了方便骑代表西方文明的自行车，锯掉了象征森严等级的宫殿门槛，这是何等意味深长的事情。

如今，“自行车分时租赁”是一个时髦词语。其实，广义上的“自行车分时租赁”，在一百多年前就有。

大概在1874年，链式传动自行车就已传入上海。

1901年，上海南京路的“同昌车行”成为英租界上第一家由中国人办的脚踏车行。不久之后，上海几乎每条马路上都有一两家车行提供租赁服务。

如果说，摩拜（如今的美团单车）是最成功的共享单车之一这句话成立，那么以下这句话便也成立：

一百年前，自行车从上海走向中国；一百年后，共享单车从上海走向世界。

当然，不可否认，由于种种原因，后来共享单车纷纷退出海外市场。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多数城市的邮政局、警察局、电报局、电话公司等为方便执行公务，都配备了自行车。作家萧乾在《脚踏车哲学》(原题为《路人》)中曾生动刻画了不同部门骑行人员的形象：“税局科员的‘鹰牌’，如果他由你身边骑过时，你会想到这人整天的时间都花费在自行车上了。讲快，要算电报局的科员了，只要登上车，他便飞下去了。”

战争期间，上海下层民众有出行之需，对自行车却无力购买。这使得自行车出租业务兴盛起来。那时的许多自行车行有专供人学车的出租车，“一只角子(相当于一毛钱)一个钟点”。上海老电影人沈寂回忆：“出租这个行业，在上海30年代末汪伪时期已见有……刚开始，车行租赁有论小时和天数计算，后也有包月租赁，所付押金不等，逐渐形成一个规模很大的行业。”

那个时候的上海，若哪里有个愣头小伙骑车跌了个“狗吃屎”，常会引来一些报纸在重要版面以社会新闻方式加以报道。共享单车刚出现那两年，与之相关的交通事故时而见诸媒体，牵动着公众的神经。

王肖出生在80年代。以上那些陈年旧事他并不清楚。但在他有生以来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也足够感觉到自行车在人们生活中地位变化之大了。王肖还记得，小时候自行车是家里的大件。意大利有一部经典老电影《偷自行车的人》，讲的是二战后意大利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失业的主人公为了得到一份贴广告的工作，必须有一辆自行车。但是这辆寄托全家希望的自行车，在他第一天工作时就被人偷走了。

王肖虽然是在大学里看的这部电影，但是很能对主人公的遭遇感同身受。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都在一个北方小镇度过。当时，“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是品质生活的标配。拥有一辆自行车，是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小时候，王肖最喜欢在爸爸擦拭那辆二八大杠时站在旁边，看爸爸把车把和车身擦得锃亮，骑上去威风凛凛。有一次，爸爸在修自行车的一个脚蹬时，王肖在旁边捣乱，拿走了螺丝，被爸爸逮着踢了屁股一脚。爸爸很少动粗，所以那次挨打让他记忆深刻。也侧面说明了自行车在那个年代的重要性。

一则陈年旧闻可以佐证当时自行车的地位。1981年湖北运城农民杨小运超额出售公粮两万斤，政府问他要什么奖励时，杨小运回答想要一辆“永久”自行车。当时的自行车一般农民别说想骑，就是连见都不容易见到。杨小运的要求被写成了一百多字的新闻稿刊登在了《孝感报》上，随后《人民日报》又给予转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还有一个关于自行车的记忆在王肖脑中磨灭不去。那是一部有关改革开放的纪录片。讲到80年代的北京，有一个场景，天安门前上下班高峰时，长安街上熙熙攘攘。看过去，密密麻麻全是自行车。这幅画面定格在王肖脑中，成为他对一个时代的标签。王肖记得，初中地理老师曾经说，澳大利亚是“骑在羊背上的国家”，中国是“自行车王国”。

不过，好像没过多少年，自行车变得不再稀奇。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小汽车飞速转动的车轮，早已把自行车的荣光碾得粉碎。曾经引领交通出行潮流的自行车，成了时代落伍的标志。只有竞速自行车，让一些人在小圈子里自娱自乐，成为某种身份的标志。

在王肖的大学时代，自行车和校园爱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多少爱情故事与自行车有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香港电影《甜蜜蜜》里，黎明饰演的黎小军，骑着一辆高高大大的自行车，后座载着张曼玉饰演的李翘，配上邓丽君《甜蜜蜜》的歌声。美了，醉了，那画面，定格了一种只会发生在自行车上的浪漫。

还是在大学时，王肖看了一个很火的相亲节目，里面一位女嘉宾说了一句名言，“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要坐在单车上笑”。舆论哗然，女嘉宾因为公然宣扬拜金主义而被大加挞伐，被骂太势利。不过，这句话确也从侧面道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自行车确实早已走下历史舞台的中央，不是任何意义上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了。

在纪录片《国货的前世今生——自行车王国》中，有一句话这样描述自行车时代的风光：“那时候，在很多人眼中，坐着自行车出嫁绝对是一件非常风光的事。”拍摄了30多年自行车的王文澜(中国摄影家协会顾问)在21世纪初出版了一部《自行车的日子》。他在谈论自行车骑行时说：“你看我们那会儿，凡是交女友都是拿车骑着，带着去兜风。女朋友把腰一搂，走了，去哪儿都没问题。”

花轿、黄包车、自行车，这就是在小汽车作为婚车前的三种迎亲交通工具。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行车是迎亲的主力交通工具。

风水轮流转。有趣的是，在共享单车最火爆的2017年，有不少情侣选择用共享单车作为婚车，登上新闻。这样的迎亲仪式低碳、环保、时髦。就像20世纪80年代末，肯德基刚在北京营业时，有人把婚礼放在肯德基快餐店里举行，感觉倍儿有面。

橙色的摩拜单车被认为寓意好，“有情人终成眷属”，最受情侣们青睐。被人们调侃的ofo小黄车，虽然有个“黄”字，但并非没有情侣选择。据新闻报道，有数个城市都有情侣选择小黄车作为婚车，其中不乏一些因为共同的骑行爱好而走到一起的伴侣。当然，这更像是一种灵光乍现的选择，一个短暂流行的时尚。随着共享单车的火热逐渐降温，就很难再看到谁用它来做婚车了。

虽然如此，自行车所代表的旧时光，以及自行车带给人们的旧日温存，那种朦胧的美感，还存在于王肖的心里，以及许多青年、中年和老年心中。

就像木心的诗《从前慢》里说的，“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从前的自行车慢，但似乎慢得很有美感。

……

全文原载《北京文学》202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