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我们这里，婚丧嫁娶，红喜事，白喜事，都是人生大事，举家会族，操劳好几天才搞得定。说结婚。去女方家抬嫁妆、“打折返”第一天，敲锣打鼓，唢呐呜哇，鞭炮砰啪，将新娘子接回来“拜堂”第二天，新婚小夫妻羞羞答答，牵牵扯扯，“回门”重返女方家做娇客第三天。说“打折返”。我们这里不兴收彩礼，生姑娘又不是捉猪娃换钱用，但订亲之后，四时八节，男方要大鱼大肉送节礼的，几年下来，女方“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回报就是精心地准备嫁妆系列。

寒冬腊月，霜雪间晴，鸡鸣狗叫，慈霭红晖，新女婿带着他的“陪亲”哥儿们，亲族十余人，拿着扁担麻绳的一群大男将，来赴中午“打折返”“抬嫁妆”的盛宴。宴席上“女婿伢”与“陪亲的”衣冠楚楚，“沐猴而冠”，被条帚“敲打”，被锅灰“抹黑”，提前狼狈地学伍子胥“出逃”，固然是难免，他们领来的亲友团，却要迤迤逦逦地将披红挂绿的嫁妆抬回去。嫁妆有丰有俭，心疼女儿“过不得”的人家，全房的家具铺盖，到锅碗瓢盆，甚至是杩桶与畚箕，色色齐整；大意一点的，粗具规模，也冇得关系，毕竟结婚只是一个开头，后面日子的好坏，靠的是小两口自己奔。无论丰俭，嫁妆队打头的，两个小伙横穿一根扁担缠定，吃劲抬着走，都会是一张方方正正的朱红色的木桌子，上面再绑住两只衣箱，衣箱上是缎子面的铺盖，图案是龙凤呈祥、喜鹊登枝之类；扫尾的家伙，比如要是我当年作为小男将参加的话，是搬一个洗手脸盆架子，还是双手捧一只科幻感蛮强的杩桶（我的意思是它外形有一点像飞船的返回舱）？话说这个打头的朱红方桌，诸嫁妆系列的“灵魂”，就是此番我要写的“大桌子”。

何谓“大桌子”？我们不叫它“四方桌”，也不叫“八仙桌”，有沿桌（卧室里放油灯用），饭桌（摆在灶屋吃饭用），没有小桌、中桌，只有它，孤单单地叫大桌子，一颗印似的，四平八稳，堂堂正正，摆放在堂屋的中间靠里，写着“天地君亲师”神位的中堂条柜前头，给它配着四条长板凳，列在左边板壁下，讲究一点的人家，还会有四张靠背木椅，分别排在右边板壁下。大桌子长宽一米，高八十公分，三个部件：桌面是七八公分厚的木板，不是整块，由三小块拼成，因此有两条细缝；桌面下是四条牙板，讲究一点的会雕出纹饰，一般都是简单的方木衬子；桌面四角撑开牙板的，是四条腿，木腿立到离地几公分的时候，会稍稍弯出一点弧度，感觉好像也是长有踝骨似的。一张大桌子白崭崭打成，刷上漆，看起来不难，我们用芝麻秆搭积木，一会儿就可以仿造出一个模型。但实际上，因为用的是榫卯的结构，构件又少，要保证它稳稳当当用上几十年，一定得由一个俏皮木匠毫厘不失精心营造不可。至于使用的木头，楠木、檀木、花梨木之类，太贵，又重，我们穷人家，哪里听说过；泡桐、枫杨、杉木，太轻，不稳重；所以榆木、枣木、桑木、楝木，细密，称手，刚刚好。邻居们遇到红白喜事，来借大桌子，十来岁的半造子少年，进门打个招呼，就可以闪身钻到桌子下面，用肩背抵住桌面，伸着脖子，憋红脸，乌龟团鱼一般，翻过门槛，将桌子背走，并不需要挟泰山超北海的力气，多方便！对，家家都有大桌子，模样也大同小异，但就是这一点小异，已能够让它借出门，又还回家。就好像各家各户的鸡鸭，外人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但谁不认得自己养的芦花母鸡，自己养的麻鸭呢。新旧的不同，颜色的深浅，刮蹭的瘢痕，一张大桌子用几十年，朝夕与共，它一定是布满了幽灵般的踪迹，延异在屋瓦之下，足够让它成为一个“大他者”。

我们平常的一日三餐，都是用灶屋的饭桌，萝卜白菜、丝瓜瓠子、豆腐千张、咸鱼腊肉、鸡蛋鸭蛋，或粥或饭，或面或饼，一篮馒头，一家人“趁热吃”，狼吞虎咽，一扫而光。家里的规矩是不太同意端着碗去门前、巷子里吃，哪怕那里热闹，有一群边吃饭边谈天的人，一堆鸡几只狗绕来跳去。只有除夕的“年饭”与过元宵节的“月饭”，一年中两餐饭全家要上大桌子吃。日之暮矣，岁之暮矣，父母在厨屋里忙碌，两个人抹着围裙，在灶火熊熊的灶台前协作，炸的炸，炕的炕，煮的煮，炒的炒，姜的姜，蒜的蒜，糖的糖，醋的醋，胡椒味精，酱油生粉，做出来的红烧鲤鱼、红烧五花肉、煮豆腐底子、羊肉羹、鸡汤、木耳炒瘦肉丝、黄花菜、猪肝菠菜汤，总会有十来样，都不是平日我们能够随意吃到的，热气腾腾地盛在盘子、瓦罐与汤碗里，小心翼翼地捧到堂屋，高低错落，摆放在大桌子上。大桌子边放好四条长板凳，爷爷朝南坐上首，独占着一条，父亲母亲对着朝北，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坐在东西两厢，可惜奶奶去世早，她要是能坐在爷爷身边的话，我们还真有一点像四方会聚、八仙上桌的样子。既然是过年，又是在大桌子上吃饭，又动筷子又动调羹，长辈的要求，就会是细嚼慢咽，慢慢享用这一年中最丰盛的两餐饭。反正那时候，没有电，没有电视，没有春晚，也没有元宵晚会，没有网游，没有元宇宙，我们尽可以全神贯注地品尝着食物的厚味，看着爷爷与父亲用小酒盅滋滋喝谷酒，一杯接一杯，直到平时严肃的脸上，红扑扑地露出来欢颜。

其实在我们坐上大桌子吃饭之前，还会有一拨人抢先，就是我们家的“脑壳”们。我们本地，将祭祀祖宗称之为供“脑壳”，也许因为是用馒头、米团替代猪头、牛头在做“牺牲”，也许是祖宗们形已灭，神犹在，以“脑壳”象征其魂灵，我也考据不出个所以然。年饭、月饭准备得差不多了，撒入胡椒面的羊肉羹在铁锅里翻滚，这时候母亲继续在灶前忙碌，一边催促父亲解围裙，洗手，到堂屋里来“供脑壳”。整盘的红烧鲤鱼，五花肉片，豆腐底子，三五样肉菜，已置放到大桌子上，大桌子北侧摆出一条板凳，又在桌面的北沿放好五双筷子，五只小酒盅，五条调羹。父亲背对着条柜，站在大桌子的西北角，右手提着酒壶，将左手中的酒盅一一斟满，放回到桌面，抬起头一个人大声地向空中说话，请我家的“脑壳们”“回来”，用酒，吃饭，吃了酒饭，还要保佑田地里五谷丰登，老人无病无灾，小孩们能够顺利地长成。父亲一边说，一边依次端起酒杯，将杯中的酒倒在地面上，然后重新将酒杯加满，语气又恭敬，又温和，好像“脑壳们”真的由空中纷纷而下，正襟危坐在板凳上，吃菜喝酒，抬头与父亲说话，父亲看得见，而我们在一边站着，即便是孩童们的“天眼”未闭，也看不明白这些大人们次元里的事情。酒过三巡，父亲放下酒壶，来大桌子的南面，磕头、作揖，烧黄裱纸。黄裱纸堆积有一尺多厚，每一张纸上都有爷爷前几天用一把铁戳子敲打出来的印痕，黄裱纸烧成熊熊的火堆，向上飞旋着数十片黑蝴蝶一般的灰烬。烧完纸，父亲会推开门，去燃放缠在我家门前椿树与柳树间的鞭炮，鞭炮劈劈啪啪放完，才算是将来赴宴的“脑壳们”欢送回祖坟，轮到我们上桌吃饭。

实际上，父亲以“宗子”的身份进行的这一番祝祭，《礼记》里“春禘秋尝”，《诗经》中“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招魂》的“魂兮归来，反故居些”等等，就已经有记录了。我翻西东汉以来道士们打醮作斋的仪礼，除开他们禹步捏诀之类的科仪作法，程序上与父亲的“祝福”，也并没有什么不同。最初是爷爷来担任与“脑壳们”对谈的“话事人”的角色，后头几年才换成了父亲，爷爷帮他准备纸烛鞭炮，扫除灰烬，然后是与我们一起站在一边观看，提醒我们不要出声。那时候我心里暗想，说不定有一天会轮到我端着酒盅与“脑壳们”谈话，可是我在梅老师的语文课上，组词造句都不太利索，如何能像父亲这样，滔滔不绝讲出来一大篇又周全又亲热的话，让“脑壳们”欣然同意赐福给我们呢？我现在搬到城里的单元楼，免除了天地君亲师位、条柜与大桌子，也免除掉了年夜饭前即席的祷祝与发言，说不定祖坟中的“脑壳们”失落之余，也会有一点高兴：终于不用在寒冷的除夕夜上元夜，由皇天厚土之下，冲风冒雪，千里驰驱，撞州过县，被我们召唤与恳求，以温饱疾病、功名利禄、气运兴衰这些人间的琐事来打扰他们的修仙。

家里遇到大事，比如弟弟妹妹过周岁，我们兄弟姐妹过十岁，姐姐与妹妹的出阁等，都要在堂屋里办席过客，客人来得多，一张大桌子坐不下，就要向隔壁邻墙的邻居家里借，包括板凳、筷子、碗碟，伯妈婶娘们的劳力的互助。堂屋里可以摆下四张大桌子，像报纸的头版，分出来左一、右一、左二、右二共四个板块，四张桌子上的客人，以辈分、亲疏等原则区分出来的差异，也与四个版的次序相同。这时候，桌子上的两道木缝就显出来它们的重要性——桌子摆放的时候，木缝是平行于屋瓦下的檩条，而与条柜垂直（我显然平面几何已经入门了），面对条柜的话，大桌子左首无缝的一侧，分别是首席与第三席，与之对应的右首无缝的一侧，则是第二席与第四席，而大桌子的前后两侧，则分别是五、七、九与六、八、十共六席。所以实际上一张桌子四条板凳，要安排下十位客人，四张席的话，可坐下四十位客人。四十位客人可以随便坐吗？不能！特别是那几个首席与次席，你安排错了试试看？刚才还和颜悦色的老亲戚，抽着烟，你推我让地走进门，觉得自己的座次不对，马上就会脸色一沉，满面严霜，掉臂就走的家伙也不少。事关面子，没有小事，你要是安排错了梁山泊好汉们的座次，那是要血流成河的。谁来坐这个头版头条第一个字的“首席”呢？大舅！母亲的娘家人，依次二舅三舅……二舅妈三舅妈们，一堆表哥表姐表弟表妹，就会围坐在这张当年作为母亲的嫁妆由他们家抬出来的大桌子上。

一时间杯盘碗碟，水陆杂陈，馨香绕梁，热气腾腾，亲戚朋友们相聚一堂，声震屋瓦，男人忙着喝酒讲礼，女人忙着夹菜舀汤，小孩忙着狼吞虎咽，全村的猫狗都在桌子板凳下泥鳅般钻来拱去，承接猪羊牛鸡鱼的剩骨。直到堆叠成小山的红烧肉，盛放在搪瓷盆里，由客串跑堂们颤巍巍端出来，喜宴才会来到高潮——堂屋外面的空地上燃放起烟花与鞭炮，主人走上来，站在大桌子与板凳阵的人巷中间，对着首席代表大舅爷作揖谢客：“平子，今日让你花了钞，菜不好，酒要喝好！”平子是我舅舅的名字，他立马站起来，立在板壁前头，作揖回礼：“姐夫莫讲礼性！莫讲礼性！菜好，酒也冇得话说！”他脸红红的，看样子已经喝到了六七分醉。平子，不能再喝了，还要留三四分清醒给接下来的麻将一场。我们过周岁、十岁，父亲谢客，自然是春风满面，姐姐、妹妹出嫁，他其实有一点难过，等到爷爷去世的白喜事，他缠着孝子的白布出来，头发乱糟糟，眼含热泪，一脸悲戚，但说出来的话，也还是这么几句。

没错，大桌子在年饭、月饭、祭祖、宴客等大事之外，还有一个用途，就是做麻将桌。平子舅舅坐在我们家的大桌子上吃饭是首席，在上面打麻将也是“头部”第一名，他聪明，能干，酒喝到刚刚好，不过量，去茅司走路不摇晃，我妈就不会担心他输钱。麻将就是那时候传到我们乡下来的，因为还没有发明出专门的自动麻将机，大伙就因陋就简，吊着腿坐板凳，在大桌子上二五八将、吃碰嵌胡、七对清一色。我父亲也爱的，他们几个男将，申如、黑人、改倌、华堂、胜金，喜欢在村子南头，松清家门口枫杨与水杉的树阴里，聚在一起打麻将。盛夏的黄昏，他们光着膀子，将一百多张麻将牌在大桌子上推搓得哗哗作响，女人们摇着蒲扇在一边观摩学习，孩子们在一边赶羊捉迷藏，偶尔也过来关心一下家里的大人输钱没有。夕阳西下，绮霞满天，南风由扬花的稻田与结出绿果的棉花地里吹来。眼前这一番景象，与汪曾祺《受戒》里，荸荠庵的仁山、仁海、仁渡三个和尚与收鸭毛的、打兔子的正经人打麻将，也差不多，只是他们的八仙桌，更多的时候，是用来摆花果供佛的。

还有一个用途，是放电影。结婚生孩子这些喜事，吃吃饭，放放鞭炮，就过去了，如果是家里的孩子考上了中专与大学，那时候是一定要请镇里的放映员来放两场电影的。八月里，中午家里过完客，就抬一张大桌子出来，摆到村边的稻场上，然后挖两个坑，树起来两根杉木杆子，有了木杆子与大桌子，早上由金神庙集上传播开来的某某村要放电影的消息，变得真实可信，不会是让人搬着板凳白跑一趟的谣言。当晚稻场上就会坐满人，一如旁边池塘中满满当当的马齿苋、浮萍、青蛙与流萤。星月夜，穿T恤衫、喇叭裤，戴蛤蟆镜的年轻放映员忙碌着，摆放在大桌子上的放映机向着杉木间挂出的银幕，投射出亿万簇微芒，以奇色丽影描绘出神秘莫测的故事，令我们沉浸在那个年代的乡场灵晕之中。我考上大学，搬我家的大桌子放过电影，我弟弟也是。当晚放的什么电影，我们都不太能记起来了。

我家里有两张大桌子，一张是父亲与母亲成亲时制的，还摆放在新居一楼的客厅里，父母由南宁回来，姐姐一家人，妹妹一家人，都会来在这张桌子上吃饭。爷爷与奶奶结婚时制的一张，我读小学初中时，成了我的书桌，早晚在上面写作业。我爱调制各种靛汁、墨水，钢笔的质量也不咋地，所以常常靛墨染到手上、桌子上，寒夜里，在上面点柴油灯、煤油灯、白蜡烛，也常将灯油与烛液滴落桌面，到我能放电影的时候，它已经是斑斑点点，摇摇晃晃，就像我们家那头已经到了衰朽之年的水牛似的。父亲做新屋时想将它烧掉算了，我不同意，他让隔壁的保刚整修了一番，保刚是我远房的堂弟，一个俏皮木匠。

我将这张翻新的大桌子搬到三楼，有时候会上楼看书，在大桌子上铺纸写毛笔字，我的这一篇《大桌子传》，就是抱去笔记本电脑，在它上面敷衍出来的。之所以叫《大桌子传》，是因为我想起苏轼的那篇《方山子传》，我觉得那位躲在大别山光黄之间河东狮吼下的陈季常兄，他“方耸而高”的帽子的形制，就有点像我们家的大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