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因为阴天——台北的冬天总是如此。不出所料，昨晚醒了三次，每次醒来，就开始琢磨去年11月13日北京的天气和那天我做了些什么，然后想那时的台北和他人生最后一天的天气，还有他想了些什么。

2022年回京，原本是为了一偿前一年未尽的青海之旅和好不容易才盼到的藏地之行，万万没想到疫情反复，一连半年只能待在北京。十一月的某天出门午餐归来，又发现小区突然围上铁架……既然无法旅行，我便希望在一场大雪后心甘情愿地返回台北，可这小小的愿望还是落空了——我决定提前从北京返台。离开北京的那天，晴，在去机场途中所见的金秋已到了最后一刻；航班因为消毒延误了三个多小时，在空空荡荡的机场休息室里看着北京静待云起雪降的蓝天，感觉离寒冷的冬日不远了。飞了三个小时抵达台北，台北依然是湿热的炎夏。

虽然疫情已近尾声，出于自觉，我还是暂时远离人群，先居家观察几天。生活忽然从定期核酸再出门的静居常态，步入随处可见的硝烟闹剧般的选举互撕场景，除了少数信徒般的好事者，明显感到大部分人已经对此淡漠无感。整整一周，我叫着外卖，关闭所有可能渗入生活的媒体，好好打理半年没有住过的家。静谧的忙碌让时间过得悄无声息，一如在北京的日常——作息固定，只是换了一座城市。

直到12月5日，我无意间在“脸书”上看到一位朋友措辞委婉的短文：“陈扬老师11月13日离开了，我是12月2日才知道的，说是师母交代，等她处理完一切、回到美国后，再让陈扬老师的好朋友们知道这消息。琢磨了一个晚上，决定还是发文，我相信许多陈扬老师的老朋友一定不愿意从媒体上得知，希望可以有个方式道别。后续，我会和音协的伙伴们一起想想，如何让陈扬老师的好朋友们齐聚一堂，唱唱老师的歌，聊聊老师的事，一起怀念陈扬老师并道别。”

朋友口中的“师母”，我一直称她陈太太。早年间，陈扬周围的朋友一提到她，就会用强悍、积极一类的形容词，只因保持顽童性情、不涉俗务的陈扬，把所有世俗之事交给她去处理，而他自己的生活简单到出门工作与回家睡觉这“两点一线”。我与她总是在陈扬结束工作前十分钟、她来接人时相会，十分投缘，有话可聊，成了随意又自在的朋友。记得那段时间，我与陈扬几乎天天都在三重白金录音室工作，她除了提醒我陈扬不耐饿，并无其他要求。陈扬饿得“守时”亦不挑食，倒是好应付；音乐之外的琐事让我顺手打理，我也算胜任。陈扬将录音室打造成一个“音乐世界”（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电脑音乐刚刚兴起，从每个音色的设定到完整编曲、录制、缩混，就像完成一套大工程，没有经验可供参考，都需要摸索），我在门外设置了一个工作的桌案，他找我时推门就能看到。有几次陈太太深夜接人到早了，我便放下手边的工作和她聊一会儿，时间一长，有种和自家人对话的放松。一次，她说自己与陈扬的姐弟恋只是“无缝接轨”式的转换寄宿家庭——把年仅二十岁的陈扬从他母亲那里接管过来，爱情瞬间变成亲情。我们都笑了许久，我心里暗暗服气，也明白了爱情的另一种面貌。

六年前，我接到陈太太的电话，十数年不见、已久居纽约的她，忽然告知身体不太好，刚刚回台北治疗；她经常想到与死亡有关的事，总觉得生命中可用的时间有限。这番话让人不知所措，我不知如何回应，只能随之感叹了一番。我说多年不见，是否可以见个面？她果断地拒绝了。在这点上，我们性格相近——不轻易打扰别人，喜欢独自去应付自己的事情。几周后，陈太太来电告知已返回纽约，自此再没听到她的消息，而我过上了北京、台北的“双城生活”。我总觉得她与陈扬后来活得像朋友，不过我们在交流时还是会提到陈扬。

认识陈扬时，我刚进入音乐圈，是个默默无闻的新人，而陈扬早已成名。在没有人介绍的前提下，因为公司的安排，我闯入他的录音室，告诉他接下来的工作由我负责，他也没有任何好奇地开了门。从1988年开始，我们共同工作了一年多，虽然在录制郑智化的第一张专辑时十分辛苦，但也建立了一种基于生活作息相近的友谊模式。

那段日子，我们待在录音室的时间经常超过十个小时，未必总是交流，我会埋头于书卷，抑或写我的稿，而他弄着音乐，隔几个小时让我听听进度、提提意见，要不就是找我要东西吃。偶尔，他会好奇地问我又在小本子里密密麻麻地写些什么——当时“北漂”台北两年的我是个重度文艺爱好者，看书、看电影、看话剧、看展览时总觉得有万千感想可记，所以随身揣着小本子和笔。《鲁冰花》的歌词就是他忽然推门唤我写的。他劈头问道：“你看过《鲁冰花》那篇小说吗？”我答：“钟肇政老师的书我看过。”他说：“好，《鲁冰花》正在拍电影，上回交的歌孩子唱不了，导演建议写个像童谣的曲子，好让小演员快点上手。原歌词写不了童谣，得重新弄，你来弄个词吧，今天工作结束晚一点回去，杨立国导演跟你说一下电影，帮忙赶个稿。”

当天晚上，在杨立国导演讲完电影之后，我用半个小时写好《鲁冰花》后半段副歌的歌词以应急；导演看过一点头，陈扬立马谱曲，两个小时后旋律也完成了，杨立国导演带着小样返回苗栗山区的拍摄组。隔天下午，陈扬推门告诉我，小演员终于顺利拍摄了唱歌的戏。他笑着说：“谢啦！”说完转身回去干活，我继续埋头在小本子里。真没想到，《鲁冰花》让我从唱片业的幕后人员变成一位被认可的作词人，此前我四处投稿，一直不顺。在得到“金马奖”的那天晚上，我从颁奖现场回租住的公寓换了身衣服，去楼下的公共电话亭给陈扬打电话，他正在录音室里赶活儿。我跟他说了一声谢谢，谢谢他邀请我写《鲁冰花》，他不会说客套话，嘿嘿一笑，便匆匆挂断了。

之后的一年，他开始习惯性地看我在小本子里新写的东西，他说我的文字组合对他来说像旋律，偶尔他会哼唱几句读到的句子。再后来，我们沉浸在各自的工作里，很少见面了，即使见面，大部分的交流都是描述自己艰辛工作的片段。忽然听说陈扬和凤飞飞这两位我默默关注半生的音乐人合作了，我莫名的兴奋，旁观着；就在专辑即将收尾时，陈扬打来电话，要我为凤飞飞写首开放、明媚的词——为自己的偶像写歌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也对自己时不我与的中年感叹有醍醐灌顶般的开启。后来，就有了这首《世界本来就比天气善变》：

游走在万花筒般的人间

太多关系瞬息万变

感受在里面 无关是与非

太多事不能一厢情愿

也许该学着把心放宽一些

生活容量会大一点

感情等待时间 转身也不要后悔

感想一篇一篇 感受一变再变

世界本来就比天气善变

等待一回一回 梦想一延再延

最后谁留在你身边

又过了许多年，“金曲奖”终身成就奖颁给陈扬那天，见他拄着拐杖、撑着不便的身子上台时，坐在北京家中看转播的我着实吓了一跳。也许是从陈太太那里拿到我的手机号码，陈扬主动给我拨了个电话，如故地谈笑着，还说要约见面；我从他的言语中感受到岁月不饶人的豁达，这反倒让我害怕起来——印象中那个从不缺体力的陈扬已经不在了。前年年初，我在长春路上碰到他，隔着玻璃窗，见他在咖啡馆里与一群人聊天。再凑近些，我发现他挂在椅子扶手上的拐杖，继而犹豫不决，最终胆怯地未上前打招呼。我知道自己的懦弱，年纪越长，越是胆小，越害怕看见生命脆弱的一面。

从那以后，我经常想起他，想的都是最初认识那几年时他的样子。当时，我会主动把小本子里一些觉得还可以见人的段落影印给他，他总是随手放入随身提的工作小包，和他那叠不停修改的谱纸混在一起。我从不问他看没看以及看后的感想，只是当他偶尔问起我最近还写了啥时，回应一句：“你想干吗？”他说：“找灵感啊。”后来他急了，老让我说最近看的书和电影——原来久居在自己音乐堡垒里的顽童，对现实世界的好奇心还是很旺盛的。那些影印给他的文字，有许多他都写成了歌，不过鲜有发表，几乎成为我们的秘密。有一首歌我特别喜欢，收录在曾淑勤“一个人游游荡荡”的专辑里，歌名叫《故事》，有句词是这样的：

最美的花总开在梦里 最爱的人却离的最远

美好的故事 往往在需要时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