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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学校为六年级毕业生举办了很隆重的典礼，学生们上白下蓝，着装统一，整整齐齐地排着队，跟着火红的少先队队旗和金光闪闪的鼓乐队，在大操场上绕场一周，最后肃立在主席台下。 其他年级的学生都围在操场四周。我头一次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校少先队的大队长——不论老师还是学生、年龄大还是年龄小，大家都喊他在家里的小名“祥子”。 在全市小学，祥子是一个传说：他从来没有课本，作业本都是用到处收集来的纸片装订的；不管天晴下雨，热天冬天，总是打着赤脚，裤腿勉强遮住小腿肚，上身穿着大人的衣服，又长又大，皱巴巴的；“书包”是一只发黑的藤篮，篮子的提耳已经脱落，另外用麻绳扭了两只。篮子里装的是一些谁也说不清的东西，我有一次见他装的是满满一篮煤球。 学校附近的邮政局有老长的报栏，我下了课经常去那儿抄录各种报纸副刊上登载的古诗。那次很偶然地看见祥子也在那儿，很专注地看着报纸。不知是因为脚背痒还是脚板被扎疼了，两只赤脚不停地互相摩擦。我只能看到他被长长的头发遮住的侧面，看着他不时甩一下头发，不住地吸着鼻子。 不久前，语文老师给我们上作文课，在黑板上挂了一大篇用毛笔抄在大白纸上的作文，标题是《城市的黎明》： 窗外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自行车的铃铛声，邻居胖婶的开门声和木拖鞋的踢踏声，她撬开了街边的火炉，预备烤烧饼，很快就有了“呼呼”的火苗声。 屋子外面，安安静静的江水的尽头，深蓝色的天空泛出鱼肚的白色，然后渐渐发红，有了霞光。 黎明来到了我们的城市。 …… 接下来，是城市的历史、故事，许多好玩的地方。 老师津津有味地给我们念着，一边念一边“啧啧”叫好，把同学们听得目瞪口呆。我好像是第一次知道，我生活的城市原来是这么美好。 “这篇作文是全市各个小学的范文，许多初中老师也在用它给学生讲课。” 老师提高声音： “写这篇作文的人就是我们学校少先队的大队长，大家都知道的‘祥子’。” 现在，这位少先队的大队长就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手里举着鲜艳的星星火炬队旗，依旧打着赤脚，裤腿勉强遮住小腿肚，上身穿着大人的衣服，又长又大，皱巴巴的。长长的头发遮住了半边脸，不时往上一甩。他好像总是在伤风感冒，不住地吸着鼻子。在一种庄严的气氛中，显得有些滑稽。 二 一年后，我上了祥子上的那所中学，有一次忽然远远地看见祥子穿过操场，除了高些，他还是老样子，只是脖子上多了一圈围巾。大冷的冬天，他一只手抓着围巾，捂住鼻子和嘴巴。他依旧是全校成绩最好的学生，他的作文常常登在学校的《语文辅导报》上。一个烟瘾重的老师悄悄换一个作者名字，把祥子的作文送到外地的报刊发表，赚钱买烟。 我像印第安人崇拜太阳一样崇拜祥子，只能远远地仰望，没有任何接近他的机会，也没有去找这种机会的勇气。 初中三年级的一个下午，我值日打扫教室，离开教室的时候，楼道里已经没有什么人，在空荡荡的走廊上忽然被一个人拦住去路。我吓了一跳，面前这个比我高半个头、背着光拦住我的人，就是我一直崇拜着的偶像——祥子。 “我看到了你贴在墙上的诗，来认识认识你。” 祥子用力吸着鼻子，“咯咯咯”地大声笑着。 我一下慌了，不知所措，很狼狈。 祥子说的“墙上的诗”，是我昨天给班上出的墙报，就在教学楼入口一侧的墙上，所有进出教学楼的人都要经过那儿。那些年我最热衷的是成为诗人，常常写了许多的“诗”寄给大大小小的报刊，当然都没有结果。在街道工厂做工的母亲每天带回一大堆计件的零活，做到很晚，不明白我瞎忙什么。我说：写诗。如果登了报，说不定一次赚的钱比你一个月的工钱都多。这当然是小孩大话。倒是老师知道了，让我负责编写班上的墙报，也就让我的表现欲多少得到一点安慰。 但没有想到会被神一样的祥子注意到。 “今天作业多吗？去街上走走？” 没等我回答，祥子就转身走在了前面。 那天晚上，我像一只怯生生的小狗似的跟着祥子，在街上走到半夜。大街上已阒然无人，只有路灯沉默的光亮和梧桐树寂寞的“沙沙”声。我噤若寒蝉，始终摆脱不了最初的惶惑。 “你喜欢写诗，跟我一样。不过你那样的不是诗，诗并不是标语口号加上个啊字就行了。当然，大诗人也有拿标语口号写诗的，不过从那样做开始，他就不是诗人了。” 接下来祥子说了一大串名字：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惠特曼…… 祥子扬起脸，“咯咯”笑起来，在空寂的街上特别响亮。 三 与祥子的夜行后来越来越经常。一个又一个我从没听过的诗人作家的名字和作品像水一样汩汩流淌。我无法跟祥子对话，只能老老实实听着，尽最大的努力记在心里。我的文学的理想就在这种怯生生的聚精会神的聆听中一天天成长。 城市中心有一座很另类的建筑，高大的树和碧绿的草坪烘托着堂皇而庄重的欧洲风格。每个周末的夜晚，里面最多容纳四五百人的小影院放映二轮的外国影片。为了能看这些影片，我常常在下课以后和周日，守候在马路边，帮忙拉板车上坡，每次得到几枚分币，一旦积攒得够数了，就去这里买票。然后，在夜晚的昏暗光线中，小心地掩紧衣服上的破绽，局促、紧张、忐忑不安地进入挂着厚重窗帘、铺着柔软地毯的小影院。我并不是害怕自己的寒伧，而是害怕亵渎了这里的高贵。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场电影是《漫长的路》，是祥子掏钱买的票： 年青的海军士官与美丽的女友在海滨亲密相依，被散步的将军遇见。将军看上了士官的女友，夺走了士官的心上人。士官刺杀将军失败，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看守驿站。很多年后一个暴风雪的夜晚，驿站进来了一辆押送十二月党人的囚车，车上的人用过餐后就要继续上路。已经白发苍苍衣衫褴褛的佝偻的海军士官把食物端上餐桌，忽然看见了囚犯中的早年的爱人，她已经认不出他了。押送的士兵不许他接近囚犯，把他赶出了屋子。囚车离开了驿站，他追出去，疯狂喊叫，囚车迅速消失在暴风雪里。 爱情，强权，抗争，生离死别，蔚蓝的大海，忧郁的灯塔，黑暗的雪野上孤独的驿站和马灯，狂暴的大风雪中渐渐消失的马车和绝望的呼号…… 在士官被深雪埋住的时候，几乎还是少年的我，泣不成声。我当时完完全全地进入主人公的命运世界，在痴迷的状态里迷失了自己。 我们最后走出影院。大街渐渐恢复了寂静，祥子一直默默走在我身边，忽然说，我念诗你听。 我轻松愉快地走上大路/我健康，我自由/整个世界展开在我的面前/漫长的黄土道路可引我到我想去的地方 从此我不再希求幸福，我自己便是幸福/从此我不再啜泣，不再踌躇，也不要求什么/消除了家中的嗔怨，放下了书本，停止了苛酷的责难/我强壮而满足地走在大路上 …… 但在这里，我仍然背负着我多年心爱的包袱/我背负着它们，男人和女人，我背负着他们到我所到的任何地方/我发誓，要我离弃了他们那是不可能的/他们满足了我的心，我也要使自己充满他们的心 …… 这是惠特曼的《大路之歌》。 祥子不时用力往后甩一下长长的头发，用力吸一下鼻子。充满了神秘感的句子一长串一长串地在夜晚的大街上肆意挥洒。 我照例是呆呆听着，有一点明白： 《漫长的路》《大路之歌》其实就是人生的路，人生的歌。 而现在我更知道，那其实就是对我追求文学的一种启示。 四 祥子后来领我去过他的家，在穿城而过的河边上，—幢老旧的挤了很多户人家的楼房。他父亲是普通工人，他们家兄弟姐妹多，他在靠墙的楼梯底下搭了一张床：几块没有刨光的木板架在两堆垒起的砖头上，木板上铺着一块破烂发黑的床单，枕头是一块从河里捡来的红砂石。他说，他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睡的，再冷的冬天，木板上也没有棉絮。这不算什么，有本俄国长篇小说，名字是《怎么办》，里面一个叫拉赫美托夫的人，把钉子满满地钉穿一块木板，每天就睡在木板满是钉脚的那一面，早上起来，浑身是血。为的是磨炼意志。 我暗自咂舌。我的家境不比他好，但我绝对受不了这样的“磨炼”。 板床靠墙的一边堆了一长排书。 只要手上有钱，祥子都拿去买书了。 这让我惭愧：如果有钱，我决不会买书。吃饱穿暖了再说。加之生性浅薄，心浮气躁，根本没有读书的耐心。 “你想看哪本，随便拿。” 祥子看出了我的心思。 我选了一本《莱蒙托夫诗集》，因为里面的空白有许多祥子写的长长短短的句子。 “喜欢就拿走好了。” 祥子说。 我紧紧抱在怀里，归还前，我要全部抄下来。 但这个心里发的誓，最终未能兑现。 祥子像拉赫美托夫那样磨炼，似乎是在为流浪做准备。他认识一个跟他差不多大的北方流浪者，晚上就睡在他家门外河岸的石堤上，背着一把吉他，已经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为了证明这种选择不是没有意义的，他接着跟我讲起了20世纪30年代作家艾芜的《南行记》： 一位瘦弱的青年，为了摆脱家庭安排的婚事，身上带着哲学、经济学、社会学著作，远走他乡去流浪： ……滇湎灰色的大道，蜿蜒地从群山里伸下来，峡谷里由中国奔来的大盈江，在深谷里独自歌唱，仿佛远出故乡，远来异国，正是非常快活地，高兴地…… 索桥……神祠……傣楼……飞在山峰顶上的岩鹰…… 瘴气……斗笠……雨……马灯……整夜山行见不到人的恐慌和对人的渴望…… 红艳艳的罂粟花……偷马贼……稻草的干香、马尿的浓味和马粪浸烂的脚……月光和火堆…… 一个个惊险离奇、闻所未闻的奇异故事，由一个个异类独特的粗犷、野性的下层人物——流浪汉、小商贩、强盗、小偷、店伙计组成的一个与“文明世界”相对抗的陌生、奇特、令人惊奇而又悲愤的世界。那是一群桀骜不驯的灵魂，一种独有的是非标准和人生哲学，他们蔑视现存的秩序和传统的道义，面对严酷的现实，既不抱怨，也不沮丧，而是“钢铁般顽强地生存”，无一不体现出一种强悍的生命本色。他们的多情重义、扶危济困与“上流社会人物”的虚伪、自私、贪婪形成对照。他们对社会的反抗也许多是盲目的、畸形的，但他们追求光明的勇气及刚强坚毅却让人深深震撼。那个聪明狡黠、天不怕地不怕的山贼的女儿“野猫子”；那个总“抱着一块木头人儿，亲昵地偎在怀里”、唱着“江水呀慢慢流，流到东边大海头。那儿呀，没有忧，那儿呀，没有愁！”的“野猫子”；那个只要她的油黑脸蛋一出现，“黑暗、沉闷和浓郁都悄悄地躲去”了的“野猫子”，我一生都不会忘记。 一个饱经沧桑的智者，如传奇般遥远，又像一条河一样亲切，流淌着，歌吟着，不屈不挠地走在坎坷不平、起伏曲折的路上。而在他身后，便是一个永远不能实现却执拗的梦想。 “有一天我也会去流浪。” 祥子突然说，神情很凝重。 当时我使劲眨着眼睛，有点吃惊。好多年后，我才稍稍懂得这其实是一种哲学意识：人的生存本身就含有某种流浪的意味——人被不可知的力量放逐到尘世，然后受制于各自的命运四处漂泊。 没有必要评判这种意识的正确与否，它对我的意义在于：由此表现出的祥子远远高于我的早熟，对我思考人生的意义，是莫大的启发。 五 初三下学期，发生了一件让我恐惧不安的事。 周一，中午放学，大雨倾盆。我没有雨具，站在教学楼口等着雨停。班主任从后面拍拍我的肩，让我跟他走。我们去了校园偏僻角落的一幢二层小楼，很多年前，这里上一层是解剖室，下一层是停尸间。现在解剖室改为了实验室，很阴暗，角落里站着跟真人一样高的教学人体模型。他是生物老师，在这里办公。他有一双很锐利的眼睛，一坐下来就盯着我问： “昨天你来学校了？” “来了。给同学补课。要期中考试了，她让我帮她复习……” “复习？” 班主任笑起来。他笑比不笑更可怕。 角落上那个人体模型的头从中间劈去了一半，暴露着血红的脉络和白色的脑髓。一只眼睛、半边鼻子和半边嘴巴。 “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什么开始？” 我不知怎么回答。 几乎是上中学的第一天，我就注意到了她。当时我们分别站在一大堆男同学和女同学中间，一下就互相发现了。后来，互相张望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上课、下课、放学在街道上，在安静的和攒动的人头之间默默地互相看一眼，莞尔一笑。后来这不知不觉地成了一种习惯。有一次班级文艺汇演，我领着同学排练唱歌，歌谱挂在黑板上。她老看着我。我说：不要看我，看黑板。结果“不要看我”成了被同学们广为传播的笑料。也就是这样了。我们并没有一点越轨的地方。初二下乡支农，晚上我去通知住在另一幢屋子的女生开会。我喊了一声，听见答应，推门进去，她正光着身子站在澡盆中间。我催着：“快点。”她答道：“就来。”那时候，我们一点没有想到各自的性别。 那个星期六，全校运动会。她塞给我一张小字条，希望帮她补课。第二天上午，我们自始至终隔着一张桌子坐着。起先真是复习功课，很快就说起各自的故事：我的爷爷，她的婆婆，夏天的竹床和流萤，冬天的雪和过年的灯笼，老房子墙缝里的蛇和窗台上搬运饭粒的蚂蚁，打架和撒谎，受欺负和欺负人，零食、弹子、压岁钱……终于觉得要回家了。 班主任的眼光穿透了我。昨天谁先到校，走哪条路，进哪个门，在教室里待了多久，又从哪里出去，又在哪里分手，他一清二楚。 “你跟高中的祥子是不是经常接触？” 班主任稍稍停顿，突然问道。 “是。” “他早恋，你知道吗？跟他好的那个女同学已经转学了。” 一道闪电惨白地划破屋子里的阴暗，接着是一长串炸雷。 我忽然记起，有次说到英国诗人唐璜，祥子“咯咯”地大笑： “因为跟一个贵妇好，拜伦被赶出家乡，就是你现在的年纪。” 我从头到脚一阵冰冷，牙齿“咯咯”地响起来。 这个下着瓢泼大雨的中午之后，我的日子再也没有晴朗过。很快就改选了班委会，我不再是学习委员。差不多所有的同学都回避我，就像躲避传染病。几个一直要好的同学被班主任叫去谈话，断绝了同我的来往。连外班的同学也对我指指点点。我像真的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抬不起头，浑身时不时一阵作冷。夜里常常在噩梦中醒来，冷汗淋漓。 下学期剩下的时间，我再也没有跟那个女同学说过话，一旦照面，她那样无辜地看着我，眼含泪水，脸色苍白。 我也坚决躲开了祥子。我想去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里没有现在的班主任，没有现在的同学，没有跟我讲唐璜和贵妇的祥子。我将重新生活一次，没有一丝阴影，没有任何人疑虑，轻松地、坦然地、光明磊落地重新生活一次，像那个下大雨的中午之前那样受人爱护、受人羡慕地重新生活一次。 六 初中毕业，家里无力供我上高中，母亲领着我先后去找过一个木匠和一个铁匠，希望他们收我为徒，他们都没有答应：木匠说我拉不动大锯，铁匠说我拿不起大锤。这都是事实。—个农场到省城招工，我没有问过母亲就自作主张报了名，第三天就提着一只网兜走了。网兜里除了几件换洗衣服，最珍贵的就是祥子借给我的《莱蒙托夫诗集》，我已经翻看了无数遍，上面那些长长短短的句子，零碎但是优美，我已渐渐看懂，那是倾心爱恋着一个女孩的心迹，真率，纯净，深挚。让任何一个读到的人都会动心，深深地激发着我朦胧的青春的萌动。 我是那么害怕见到祥子，又是那么渴望见到祥子。 邂逅祥子是在两年以后，庐山脚下的城市。当时我在一家商店的屋檐下避雨。雨很大，街上行人不多。一个人浑身淋得透湿，却依然慢悠悠地在大雨里走着，祥子忽然发现了我，加快步子走来，劈头问： “你下乡怎么不告诉我？” 他紧皱着眉头。好像我们分别，只是头天晚上的事。 我紧紧地咬着牙，什么也说不出。跟他说什么呢？跟他说，在乡下染上的血吸虫病差一点要了我的命？跟他说，他的《莱蒙托夫诗集》被我一把火烧了？ 两年，从省城到乡村，我已经完全成熟。两年很短，事情太多，说不清不如不说。 “你怎么来这里了？” 我问。 “上庐山。” 祥子仰起脸“咯咯”地笑起来，又使劲地吸鼻子。完了，从裤兜里掏出一团脏兮兮的红布擦鼻子。 “我快走完大半个中国了。” 雨声很响。 我不知该说什么，只是想着两年前与他的一次又一次夜行。 七 此后我再没有见到祥子。过了将近二十年，我回到省城，有一天晚上他的几位朋友的来访，带来了他的一叠诗稿，字迹跟写在《莱蒙托夫诗集》空白上的句子一模一样。 诗稿里有一首《告别》： 哦，我多么希望，又多么害怕/最后一次，再听见你的声音/不用担心它会引起我的痛苦/我已走进了绝望的平静/一切我都想过了/我决定顺从命运/我知道再不能使你幸福/而你带给我的快乐或是不幸/都太强烈了/太能摧毁我脆弱的心灵/你是一只候鸟/永远不能缺少温暖和光明/而我—天比一天更麻木而混乱/在孤独和寂寞中沉沦/我还是决定走了/让我带走所有的阴影/而在别前，我是多么希望，又是多么害怕/最后一次听见你的声音 诗没有留下完稿的日子，但我想这该是祥子最后的诗作。他告别的是恋人，但我想也该是他温柔地和敏感地爱过的所有的人。 那叠诗稿中有一首是祥子朋友为他写的祭友诗，描写了他最后的那段日子： 黄昏来了， 你常常沿着堤岸独自徘徊 一只天鹅从头上飞过，又飞远了 你陷入迷惘，久久望着天边的暮霭 祥子的生命停止在二十三岁。头天晚上，他在宿舍后面的小山坡拉小提琴到半夜。他的行为向来乖僻，因此当时没有人特别注意到他的异常。他是脆弱的。因为脆弱而不能同纷繁的生活相处；他又是热烈的，曾经有过怎样的年华，怎样的憧憬和怎样的爱。 几位朋友随后带我去了那个掩埋祥子的土堆。土堆已经陷塌，难以辨认。唯一的标识是一株枝干粗壮虬曲的紫藤和紫藤下的遍地丁香。 绣球已开出一团团的绿/丁香和紫藤花照耀幽暗像星一样/夜色静穆得要微微颤抖了/树木都在寂寂地悲伤/这样的夜里她也在做着梦吗/半闭着眼睛做奇妙的飞翔/你梦的翅膀一定是雪白的/它的张开有安宁的声响——/天仙一般缥缈地/舞蹈在湖边的草地上/周围的空气清凉/空中一片银色的安详/只有我守住这空虚的阁楼/离开多久了，你是不是已把我遗忘/不是因为年轻的残忍/是因为大多此刻一般甜蜜的晨光/而我，今夜的梦又会月光一般流动/依恋地流动在你纱掩的小窗 诗题《绣球》，是祥子诗稿中的一首。 春红已谢，没有赏花的人群，也没有蜂群蝶阵。过了这么多年，藤萝还在开花，而且开得又盛又密。藤萝花一串挨一串，一朵接一朵，彼此拥挤，兀自热闹！一片辉煌的淡紫色，遮住了枝干，瀑布一样从高处垂下，深深浅浅的紫色哗哗流淌。除了光彩，还有淡淡的芬芳，香气似乎也是浅紫色的，梦幻般地飘散。下面的丁香花丛像云一样仰面拥抱，柔枝百结，难拆难分。 我在那个陷塌的土堆前站了很久。 古人说“芭蕉不展丁香结”，紫藤也一样。丁香在中国是愁苦，是哀婉；在西方是初恋，是不幸。紫藤和丁香，是谁也逃不脱的生死关，儿女劫。 曾经有过怎样的年华，怎样的憧憬和怎样的爱！也许恰恰因此，他是脆弱的，因为脆弱而不能同纷繁的生活相处。 作为一个无名诗人，祥子死后没有墓碑，没有花环；没有哀乐，没有送别的泪水，只有爱他的人心中无限深长的痛惜。 云雀跳跃在高峭的瓦棱/啁破林中古老的寂静/麋鹿温驯地伏在绿草上/听燕子讲远方的事情——/我们的燕子刚从远方归来/双翅上扑满了异地的风光/它背后，有一条悠长的驿道/驿道上滚动着沉重的车轮/它说远方有一座茂密的树林/少女在寻找昨夜的脚印/它说远方有一幢满是青藤的小屋/月光浸湿了不眠的眼睛 多么愿意自己是祥子诗中的那只伏在绿草上的麋鹿，多么愿意祥子像燕子一样从远方重新归来。我们一起重温《漫长的路》，重温《大路之歌》。在我的写作生涯开始之前，他最早在我心里种下文学的种子。他像传奇般遥远，又像兄长般亲切。他和他的诗，他的“咯咯”的笑声，伤风的鼻息，永远不铺棉絮的硬板床，红砂石的枕头，装满煤球的藤篮以及所知关于他的一切的记忆、他所拥有并使我一直向往的一切，是我永远的财富。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漫漫的文学长路，我历经无尽的艰辛，却没有多少值得告慰他的成绩。但是，无论如何，我会永远记住跟随他走出中学校园，走上城市寂静的大道的最初的那个晚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