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在阅读文章时，看到有人将湖南会馆的地址写成“烂漫胡同路西101号”。文章把“烂缦胡同”又一次写成“烂漫胡同”。近几年，笔者发现这个错误出现了不下二三十次，为什么把胡同名字写错呢？一个是马虎，另一个是不大懂得该胡同的历史。

该胡同为什么命名“烂缦”呢？据北京市文史研究馆主办的《北京文史》（第三期）中的一文介绍：“民国初曾经时兴唱过‘卿云烂兮，糺缦缦兮’的国歌，‘摘’了其中的字而改了胡同名。”

不过，在《北京市宣武区地名志》中却是这样介绍的：“光绪末年与宣统间图，皆标为烂缦胡同至今。”由此可见，清朝末年，就有了烂缦胡同之名。

烂缦胡同位于牛街街道办事处辖域东部、广安门大街东端南侧，呈南北走向，胡同北头是菜市口大街，胡同南端是南横街。辽代时期，这里是城东垣护城河所在。《日下旧闻考》记载：“京师二月淘沟，秽气触人，南城烂面胡同尤甚，深广各二丈，开时不通车马，此地在悯忠寺东，唐碑称寺在燕城东南隅，疑为幽州节度使故壕也。”文中烂面胡同指的就是烂缦胡同。为什么“秽气触人”呢？因为这里几百年来是北京城东边城墙外的护城河，各种杂物积压形成秽气。据《宣南鸿雪图志》记载，烂面就是指沟中烂泥。

虽然环境不是很好，但在旧时，这里会馆众多，如湖南会馆、湘乡会馆、济南会馆、东莞会馆、江宁郡馆、宁羌会馆等，因此烂缦胡同是名人荟萃的地方。康熙时武英殿大学士王顼龄、乾隆时的史贻直、文渊阁大学士嵇璜、查礼、毕沅以及后来的翁方纲、爱国诗人龚自珍，还有京剧作家陈墨香、表演艺术家高庆奎等人都曾居住在这里。

如今改造后的烂缦胡同北口路东第一间，红色大门、路牌64号就是陕西宁羌会馆，门口还有上马石。该会馆旧门牌为79号，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兴建，由旅京同乡王朗轩等几人筹资购建。

胡同中影响最大的会馆则是101号湖南会馆。它位于胡同路西，兴建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三个院落共八十余间房，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民国十二年（1923年）编撰的《北京湖南会馆》载：“馆共三十六间，内设戏台一座，文昌阁楼一座，东厅署、望衡堂、西厅及中庭均横敞，为平时集合之所。”

该馆初为湖南进京举子安顿之所，民国后渐成为湖南同乡人旅居的邸舍。

1912年12月，由北洋政府陆军、海军组成的社会团体“武学社”在此召开成立会。与会者151人推举黎元洪为名誉会社长，郑汝成为会长。

1917年李大钊以“亚细亚学会”名义在此组织一次讲演会，邀请讲演的有张申府、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李石曾等人。张申府在回忆文章中记载：蔡元培先生的讲演“最生动，口齿最清楚，博得了听众的好评……这次讲演会的规模是很大的，听众很多，整个湖南会馆都挤满了。”

关于湖南会馆的历史，最令人熟知的是毛泽东于1919年至1920年期间曾在此居住。这是他第二次来北京时的住所。当时，湖南会馆举办“湖南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大会”，毛泽东在会馆南侧的戏台上，面对上千名湘籍人士发表激动人心的讲演。

1998年2月华文出版社出版《神州轶闻录：民俗篇》中有一篇《湖南会馆杂忆》的文章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清末翰林院编修、民国首届议员陈梅生寓居于湖南会馆。这篇文章的作者，因为素喜丹青，少时与陈梅生的儿子陈少梅交好，因此得以几次进入湖南会馆，也见到了陈少梅的父亲陈梅生老先生，“须髯飘飘，慈眉善目，人极开明。”陈梅生告诉他，湖南有一些青年，抱负非凡，办事极干练，然后指着湖南会馆的文昌阁说：“我们那里有个毛润之，前几年在这楼上住过。”陈梅生还提到毛润之商借衡阳书院的院址（书院由陈梅生主持）和经费办自修大学，陈梅生欣然答应。

多年前，湖南会馆的北侧还有一座县级会馆——湘乡会馆。该馆兴建于清代中期晚期。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后，就曾在湘乡会馆短暂居住并会见朋友。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记载，“1918年9月8日，在北京湘乡会馆同黎锦熙等会面，谈治学问题。”

从黎锦熙的回忆方知，当天会面的还有肖子升（即肖瑜）。他们一起畅谈报业和治学诸多问题。

可惜的是，这座会馆后来被拆，如今只能从老照片和资料中寻找历史的痕迹。

湖南会馆的南侧有一座东莞会馆，门牌127号（旧门牌为49号）。东莞会馆兴建于光绪元年（1875年）。在清代，有说法认为，此处会馆原为明末抗清将领张家玉的故居。当时，一位东莞同乡偶然从旧文章的残片中看到张家玉所写的一句诗，该诗句是张家玉居住在烂缦胡同时所书。

张家玉与明末袁崇焕平素有“东莞二烈”之称。于是在1875年，东莞先贤邓蓉镜购置了位于烂缦胡同的张家玉故居。后来，东莞的明伦堂以九百二十五两银购得此宅，并在此设立东莞会馆，留置公产。

笔者年轻时就喜欢看张次溪的北京文史系列书籍，如《天桥丛谈》《齐白石的一生》等，张次溪是著名的北京史学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参与过中国近代史中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专题研究。后来才知道，张次溪长幼三代在这里生活长达55年。

由于张伯桢张次溪父子在史学上的造诣，吸引许多名人前来拜访。著名京剧演员张君秋先生为排演《秋瑾》，曾亲自到东莞会馆找张次溪先生询问有关资料。

1946年，叶剑英在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期间，曾专程到东莞会馆内拜会张伯桢张次溪父子。

张家居住会馆的三道院落，第四道院落坐西朝东，是我国著名的目录学专家、北京大学教授伦明（伦哲如）先生的住家。伦家是个大家庭，人口众多。他们一家重视学问，爱书如命。

伦明（1878-1944年）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伦常为举人，授知县。伦明自幼便酷爱读书，中光绪辛丑恩科举人，后又以师范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京师大学堂。伦明与弟弟伦叙、伦绰、堂弟伦鉴均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一时在北京传为佳话，人称“伦氏四杰”。

伦明和张伯祯关系密切，他们俩均为戊戌变法重要人物康有为的学生。

清代末年，东莞历史上唯一的探花陈伯陶，长时间住在烂缦胡同的东莞会馆，他还是负责会馆的董事长。

值得一提是，如今位于上斜街的东莞会馆（旧时是东莞会馆新馆）就是陈伯陶后来购地兴建的。据伦明的后人写文章介绍，东莞会馆新馆建成后，1918年伦明一家搬入新馆居住。

在烂缦胡同，东莞会馆对面，还有一座江宁郡馆，其建筑是清嘉庆年间江宁郡馆旧址中的一部分。如今它被开辟为“红色会客厅”，院内有党建展厅、城市更新展厅、阅读空间等，吸引更多的人到此感受这片胡同的悠久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