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过去，我的耳边依然那么清晰地响着那座古塔的风铃声。

入 学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人民文学》编辑部组织了一个小型笔会，约了天津的冯骥才、河北的贾大山、河南的张有德和我到京。所约的几个都有作品可能斩获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个奖前一年举办了首届，那年是第二届，将在来年春天颁奖。《人民文学》希望我们每人写个短篇，在颁奖的那个月刊发。

将近一个月过去，其他三位作家如期交稿。我交了白卷，羞惭无地。

初中毕业我下农场种了八年棉花，之后借调到县城写了五年公文，之后有了国营工人编制，安排进了县文化馆，之后结婚成家。半间小屋徒有四壁，两个青年把各自的衣被搬到一块儿，建立起二人世界。工资都是最低一级，我十分眼馋馆里的同事不时有稿费收入。在报上看到上海的一个大学生写的小说，觉得写小说大约不是什么难事，蠢蠢欲动。

我读过的书屈指可数：小学、初中课本，几本中外诗选，一本鲁迅杂文选。怕人笑话，偷偷摸摸写作。两年里稿子写了退，退了写，总算撞了大运：在好几个退稿的基础上拼凑出来的《小镇上的将军》，几经退稿最后被《十月》采用。

这样简单的人生经历，这样苍白的文学准备，再写新作，哪里是可以想有就有的！

就在这次笔会上我听说：中国作协决定恢复停办已久的文学讲习所，培养文学新人，我在推荐名单中。

真是一个好消息！

中国作协文讲所之前办过四期，现在恢复，顺序为第五期。借用了朝阳区左家庄一处空校舍。从大门进去，穿过院子，是一幢土字型结构的平房。从“土”字底部进入中间通道，顶头是课堂兼食堂；“土”字的两横是学员寝室和教工办公室。每间寝室住三人或四人。

围墙外面是大片空地，只有几家灰蒙蒙的农户。院子蛮大，后院是一片核桃林。晚上，除了几个特别活跃的人出去社交，其他人三五成群，在院子里转悠。之后，多数回到各自寝室写作，少数挤在一个小房间看电视。十四吋彩电，声音和画质都不怎样。

从全国各地来的三十多位文学新人，在这里展开了各自一段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的人生。

同 桌

正式开课那天，我早早走进教室，没想到还有比我早到的人。

事先没有规定座位，先来后到，各人自选。她坐在讲台下面的第二排。这恰是我预想的位置：离讲台不太远也不太近。

老式的课桌，一桌两屉。我在她旁边的空位坐下，知道了她的名字：王安忆。

接下来的将近四个月，我的座位没有变化，心情却跌宕起伏。我从一开始的有眼无珠，好为人师，到后来的诚惶诚恐，五体投地，出尽了洋相，也深受了教训。

王安忆课堂笔记全神贯注，密密麻麻的笔记像是恨不得连讲课人的喷嚏也记下来。我觉得颇傻气，就指点说老师的这段话可以记，那段话不必记。她认真听完，依旧是全神贯注听讲，依旧是恨不得连讲课人的喷嚏也记下来。

我这样的指手画脚，不是自不量力，是十足的愚蠢。等我明白过来，错已铸成。

以王安忆的教养，她当然不会在意我的浅薄。为了记住这个教训，我在后来写的王安忆印象《永远的雨》里详细记录了我的愚蠢。我有过一丝犹豫：这么难堪的事我要不写出来，不会有人知道。但我还是写了，并且公开发表了。一则算是对王安忆表示歉意，二则是警告自己不要再犯这一类的低级错误。多年之后，王安忆名满天下，中国作协创研室主任、著名评论家胡平先生在鲁迅文学院（文讲所是其前身）讲课，援引拙文告诫学员：认真听课并且认真笔记才能成为王安忆那样的大作家，像陈世旭这样不认真听课不认真笔记，所以写作没有进步。

讲稿后来登载在中国作协的《作家通讯》上。胡平先生在一次会上见到我，问我是否介意，我对他表示感谢。尽管我对认真听课并且认真笔记就能成为王安忆那样的大作家、或王安忆之所以成为大作家是因为认真听课并且认真笔记，多少存着疑虑，但我觉得，胡平先生把我作为一个负面教材，首先是对我的教育，一是可以让我避免再做类似的蠢事，二是可以最大限度减少这种蠢事对别人造成的困扰。善莫大焉。

事实上我向王安忆卖弄小聪明的当时，内心是极为落寞的。因为老也没有像样的新作，很郁闷，常常独坐在院子角落的一块石头上发呆。我以为没有人注意到我，多年后在一本杂志上看到吉林作家王士美回忆文讲所的文章，其中写到我的发呆：

“他常常岩石般地独坐在黑暗中，像将军一样沉着，坚定，冷峻……”

我只有苦笑。王士美高大强壮，但说话轻言细语，有一种母性的温和。我们几乎没有过交谈，他对我的认识友好但表面。

王安忆则在当时就看出了我在写作上的窘迫。她后来在关于我的印象记里写了当时的心情：

“……打开刊物，先看目录，凡是讲习所同学的作品，都要细细地看一遍。难得有陈世旭的，即便有，也叫人忍不住地失望……怕是陈世旭的大势，已如大江东去，再不复返了。”

有一天她在报上看到一篇关于我的很空泛的好话，问我：你高兴吗？我无言以对。

文讲所结业后，各自回老家，她不止一次给我来信，说：你最好出去走走，换一个异质的文化环境——比方青藏——试试，之类。

三年后，《人民文学》发表了我的《惊涛》。王安忆似乎看到了某种希望，在印象记里高兴地写道：

“……看到了他的《惊涛》……我又想起那天的早晨，他游得那么远，让防鲨网绊住了脚又挣脱生还，心想，那兴许真是个预兆呢！”

“那天的早晨”是在北戴河，文讲所组织学员去海滨休了几天假，我每天早上下海游泳。

我心里明镜似的：以我的才情，王安忆对我只能是期望过高。《惊涛》正面反响寥寥，批评很尖锐。

文学世界与自然世界一样，品类之盛，千差万别。有人是大鹏，一飞冲天；有人是小雀，跳不出草蓬。梦想固然是奋斗的动力，没有梦想也不会有梦醒的失落。自知之明，定位切实，从不好高骛远，擅于自我解脱，是我这辈子最自豪的长处。在乡下只想进城，进城了只想铁饭碗，有了铁饭碗只想成家，成了家只想日子别太难。始终是过日子第一，爬格子第二。爬格子是为了过日子，而不是伤害过日子。

这种次序我一直保持到现在：妻子体弱，我每天黎明即起，家务优先，拖地、买菜、做饭、洗涮，间隙上电脑。锅碗瓢盆消永日，鼠标键盘送流年，乐此不疲。写作完全是一种对身心的愉悦。作品得到褒奖，是意外之喜。得之我幸，不得我命。没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野心，也就不会有猴子捞月亮的痴心、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窝心。颇为自得。

写作的压力主要来自外界，自己并无大志。回到别离十八年的省城老家，去时尚是少年，来时拖家带口，我已觉到了人生的巅峰。

这样的满足当然很平庸。但我失在平庸，得也在平庸。做不了出色的作家，可以努力学做懂生活的生活家。健健康康、自自在在地活着，也是幸福。世界如此广大，除非别无选择，不在一棵树上吊死，是最起码的明智。

写作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给王安忆的信撇开了写作的话题，大谈儿子已经会讲长句子“我是爸爸的好崽崽”了云云，有故作的得意，也有真实的成分：作品是儿子，儿子不也是作品吗！妻子剖腹产，炎症卧床，没有奶水。半年里，我一面熬粥煎药照料她，一面给儿子喂炼乳，洗尿布，白天黑夜怀抱着他。儿子是我最大的骄傲！

就不说一个男人的生命并不完全属于自己，还负有儿子、丈夫、父亲的责任了，人各有志，最重要是认识自己。我肯定不是那种为了功成名就可以牺牲一切的人，因为知道没有相应的才华，牺牲了也没用。对许多不惜为文学献身、写出了“可以垫棺材的砖头”的作家，我很是敬仰，但禁不住对他们的英年早逝惋惜。

有篇评论文章激情记叙：一位盛年作家为了完成一部巨作心无旁骛，对自己几近残酷，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巨作完稿，已形销骨立，“手瘦得像黑色的鸡爪”，推窗掷笔，厉声悲号：“我这是为什么呀！”

作家生命意识的突然苏醒，震撼心灵。虽然应该说追求杰出是人的一种本能，生命的价值并不取决于生命的长度，为理想透支生命有可能获得一种更高的生命价值，作家的自我折磨造就了文学的光荣和社会的裨益，文学成就是作家留在世上的另一种生命，等等，但眼睁睁看见活生生的血肉之躯为了文学的成功干枯以致消殒，而旁观者盛赞这样的“献身”，我还是有说不出的难受。更别说那些过早“献身”了却没有得到自己渴望的成功的人——本期文讲所，这样的同学，就不止一位。岂一声叹息可以了得！

基于这种世俗的生命观，儿子高中分科想听我建议的时候，我的答复是你先睡觉，明早醒来你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最后选择。儿子选择了理科。多年后工作结婚，从事喜欢的专业，安于本分，不做“著名专家”之类的黄粱梦，活得轻松快乐，足以让我庆幸。

假 日

文讲所开学不久，逢“五一”假日，不回老家的几个人相约出游。不记得是谁提议去“八大处”。我那时对北京两眼一抹黑，去哪儿都新鲜、欣欣然。

同行有黑龙江的张抗抗，上海的叶辛、王安忆，新疆的艾克拜尔。

张抗抗比我年轻好几岁，我还在做稿费梦之前她就出版了北大荒插队生活的长篇小说。对我来说，她曾经像天边的星星。她很直率，第一次交谈就跟我说：我们东北有作家觉得《小镇上的将军》是赶上了气候。我的头“嗡”一响：小说中的人和事多是镇街上流传的，我不过搜罗串到了一起。以我当时的懵懂和生涩，哪来赶气候的心眼啊。但话到嘴边还是吞回去了：若不是真诚相待，谁会当面说这种可能让对方不高兴的话呢。后来我也知道了，东北作家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

叶辛正当红，电视上天天在播根据他的长篇小说改编的《蹉跎岁月》。小说和电视剧我虽然都没有看过，但满大街流淌的主题曲我却耳熟能详。与叶辛同寝室的蒋子龙写他的印象记说到：有一次他们在郊区一家农民的屋檐下避雨，主人听说有叶辛，热情万分地把他们请进屋里。

艾克拜尔是哈萨克族人，我那时分不清哈萨克、哥萨克，感觉像外国人，在我心里，外国作家都了不起。

王安忆的作品我还没有看过，但知道她是大作家茹志鹃的女儿，与有荣焉。

我从行李中翻出叠得平平整整的结婚“礼服”——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我结婚没办婚礼，两家长辈和兄弟姐妹坐一桌吃了顿饭了事。吃饭那天，我和妻子都穿上了新衣：我穿的是这件中山装，妻子穿的是一件颜色鲜艳的小棉袄。

两件都是化纤面料，很挺括。帮我们买这两件衣服的是县文化馆同事的妻子，她是插队在县里的上海知青。我结婚前，她正好回上海探亲，我就按小镇的时髦拜托了她。

这两件“时装”很便宜，但花光了我当时所有的积蓄。我们很珍惜，穿过了，洗净，小小心心地压进箱底，不到我们觉得重要的日子不穿。

出游那天，几个人一早从市区坐车到西郊的苹果园，转乘去“八大处”的公交。那天阳光很好，等车的时候，我的化纤中山装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我自觉颇有仪式感。艾克拜尔也很欣赏，说：挺好看的。叶辛见的世面多，好意提醒：这种料子的衣服上海人是不要穿的。

我愕了一下，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土气，亦即上海人讲的“阿乡”：在小镇上是时装，在大城市可能是垃圾。想起念书时学到的成语“井底之蛙”，脸上不由一阵发热。

但那只是一瞬间的感觉。我穿“礼服”是想表达对几位作家也是对自己的尊重，并没有显摆的意思。不管别人要不要穿，在我心里永远是郑重其事的礼服。

几年后，插班上大学，读到庄子的《逍遥游》：人必须从狭小的个体生存环境中摆脱出来，看到世界的宏大，打破认知的限制，才能进入高远的境界。

无疑，这看法是十分积极的，有利于人生的进取。但我更倾向另一种解读。

老师特地提醒大家注意《逍遥游》中的“有所待”三个字。绝对的精神自由是无所待的。“背负青天”的鲲鹏神通够广大了，却仍然称不上“逍遥”，因为无论其起飞的场面怎样惊心动魄，前提却是必须有大风，也就是受到了外在条件的制约——“有所待”。而真正的“逍遥”是“无所待”的，什么也不用依靠，什么也束缚不了，顺应天地万物的本性，驾驭六气的变化，遨游于无穷的天地，从而达到“无已”的境界，获得精神领域的绝对自由。由此看来，与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鲲鹏相比，无拘无束地在小树丛里活蹦乱跳的小鸟，一样是快乐的。

《庄子》的“小大之辨”，不在于评判鱼鸟之类的孰高孰低，而在于打开人们精神的视野。在庄子那里，世间万物，其实都是可以做到“逍遥”的。

我自然达不到《庄子》那样的逍遥，但不以别人的好恶为好恶，不过分看重别人的臧否，还是可以做到的。

那件中山装我后来穿了很多年，一直到没法再穿为止。

此后假日无数，这个“五一”假日因为一件中山装而难忘。去年我给《上海文学》写短篇《琴与鹅》，把这个中山装故事送给了聪明而温和的主人公。

班 会

首都是文化首善之区，得风气之先。社会上停止了多年的合法舞会渐有所闻，终于有一天出现在了文讲所。

场地很简陋：食堂兼课堂增加一个功能——舞场；阵容很豪华：除了文讲所本身的积极分子，还有广东青年作家孔捷生邀请来的京城媒体和演艺界美女。

我是小地方人，对上流趣味满怀好奇却又胆怯，没有走近的勇气。

作家到底是对时代气息敏感的群体，与我同寝室的古华，刚发表了短篇小说《爬满青藤的木屋》，广受好评，正在写《芙蓉镇》，虽然长期生活在偏僻的湘西，却毫无迟疑就投入了现代潮流。同寝室的另一位河北作家申跃中，醒着的所有时间几乎都趴在桌上写作，虽然跟我一样不去舞场，但对先锋们还是充满了艳羡。听着课堂那儿响起的舞曲，止不住走神。

很快就有了关于舞会的佳话：

“文学讲习所不习文，却习武（舞），岂非咄咄怪事！”

诸如此类，金句迭出。

金句的作者是贾大山。几个月前，我就为他的冷幽默陶醉过。参加《人民文学》编辑部组织的那个小型笔会的四个人中，我和张有德基本哑口无言，成天乐呵呵地傻看冯骥才与贾大山的口头艺术。冯骥才眉飞色舞，口若悬河，妙语连珠；贾大山面带微笑，正襟危坐，久不出声，一旦开口，则必是经典。津门急才与冀中慢功，风姿各异，精彩纷呈。

在文讲所，贾大山很自然成为一群农村题材作家的中心。他们一有空就左右跟定了他，等着他口吐莲花。他则照例慢条斯理，不动声色，一本正经，忽然金口开启，一众前俯后仰，哄然大笑，所言不胫而走。

班会，交流创作。轮到他发言。他沉吟着，极为认真：

“最近研究新潮小说颇有心得，也试写了一篇，念给大家听听，以求指教。小说的内容是描写一个水利工地上学大寨动员大会的场面——草帽句号草帽句号草帽句号藤编的草帽句号竹编的草帽句号布的草帽句号麦秆儿编的草帽句号白色的草帽句号黄色的草帽句号新的草帽句号旧的草帽句号半新半旧的草帽句号破了沿儿透了顶儿的草帽句号写了农业学大寨字样和没写农业学大寨字样的草帽句号……”

大家起先屏息静气听着，以为贾大山真得了方外秘笈，忽然让人要刮目相看了。渐渐地，大家就有了疑惑，就皱眉思索，就面面相觑，终于恍然大悟，满堂地震般轰动。他只是凝然不动，“句号句号”地继续他的“新潮”，直到有人求他别“句号句号”了，再“句号”下去，肠子要笑断了。

我并不完全认同贾大山对舞会、对新潮小说的调侃，但百分百佩服他大山般的沉稳不移以及根植于深厚民间智慧的过人才气。

有一天蒋子龙参加一个报纸的座谈会回来，告诉我，他听到一种说法：我是文讲所最傲慢的人。他当时很惊讶，因为在他的印象中，我在班上属于特别沉默懦弱的那种。他很清楚我根本“傲慢”不起来。之前他为《天津文学》约稿，我交的稿子实在没法用，沮丧不已。

进文讲所后，除了去《十月》的责编家蹭过两次南方饭食，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连其他寝室的门也没有串过，开会也从不发言，散步聊天也只是竖着耳朵聆听。我怎么也想不出开罪谁了。

那天下午没有课，我把贾大山请到宿舍后面的核桃林，向他讨教。

我头一次看到贾大山纯粹的严峻神情：

“你谁也不拜访，就是一种傲慢。”

“我哪敢去啊。”

我很委屈。

“不是谁都会这么认为的。我原来也以为你少年得志，很张狂。没想到你挺老实。”

“我哪里老实？只是在你们面前不敢不老实罢了。”

我急了。贾大山笑了。

那天下午我们踩着树叶，踢着土块在林子里走过来走过去。一直都是贾大山在说话，说了些什么我已不能详细记得，但有句话我印象特别深：这里太闹，学习结束，他永远不会再来。

我当时不太懂得这句话，只隐隐感觉他指的应该是文坛的复杂。于是问道：

“我来京前，省里已经决定调我去专业写作。你觉得我该去吗？”

“当然该去。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我就习惯老家。省城是你老家，你应该回到省城去。”

“可我怕写不出东西，交不了差。省里有人背后笑我‘只生一个好’呢。”

“别听那些。你还年轻，往后的日子长得很。我专门给我们县的作者讲过你的小镇将军，是跟《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一块讲的，杜十娘一把一把往水里扔珠宝，最后纵身一跳，真是荡气回肠。”

那天下午多云，太阳若有若无地照耀在林子里，温暖而柔和。我的喉头老是涌动着，一肚子话说不出来，只是不时抬眼看他，又不愿他发现我的眼睛里感激的泪光。

文讲所结业后，贾大山回到滹沱河边的老家，真的再也没有去过北京，连只有不到半小时车程的石家庄也没有去过。中间我路过石家庄专程去看过他一次。他还是那么风趣，优哉游哉，思维敏捷，改清代杨应琚书楼联为：“小径容我静，大地任人忙”，并奉为生活的圭臬。回家我写了一则记叙这次探望的短文，题为《常山高士贾大山》。

多年后，贾大山作品全集出版，有关部门在北京隆重召开了出版发行会。因为那则短文，河北作协的负责人事先来信邀请我参加，我婉谢了。以我对贾大山品性的理解，我愿意内心丰富的老大哥像他生前喜欢的一样清静。

指导老师

因为疏于与同学的接触，消息闭塞，文讲所酝酿给学员请指导老师，事先我一点不知道。教务处的陈珊珊老师让我去一趟陕西作家莫伸的寝室，等着跟指导老师见面，我才知道有“指导老师”这回事。

“所里给你们请的指导老师是王蒙同志。”

陈珊珊老师标准的行政干部语气，使“王蒙同志”这个称谓有一种特有的庄重，不容更改。

安排给王蒙同志做学生的是莫伸、艾克拜尔和我。

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喜的是有了一个特别充分的理由可以跟莫伸交流。他清瘦，文弱，一点不像我想象中的陕西人，交谈时安静地注视对方，微微点头，随时准备同意对方的看法。他的《窗口》在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脱颖而出，接着《人民的歌手》又广获好评。好心的朋友在同情我的时候，常常会说：你要像莫伸那样就好了。尤其可贵的是，在文讲所，大家叫他“活雷锋”，每天一早不声不响地把走廊上所有寝室门外的痰盂一一倾倒，里外涮洗得干干净净，放回原处。食堂开饭、名家讲座、集体乘车，他都站在一旁，等到最后。

忧的是王蒙同志当时是中国名气最响的作家，给他做学生，论创作成绩，莫伸最有条件；艾克拜尔还在上小学时，主动要求从北京去新疆、在自治区文联工作的王蒙同志下农村收集民间故事，在艾克拜尔家乡的公社住过，那时他们就熟识了。只有我是很不恰当的，这样上气不接下气的写作，说不定哪天就半途而废了，给谁做学生都只能给谁丢人。心里很迷惘，毫无兴奋，只有畏缩。

但文讲所领导既然定了，我只能硬着头皮服从。

下午是自学和写作时间。与莫伸同寝室的其他人都有事外出了，剩了他一个。即便如此，第一次跟大作家见面就在寝室，似乎过于随意。男生的寝室总是难免凌乱，虽然这间寝室给莫伸收拾得整整齐齐，对方显然的随和还是让人感动。而更让我们感动的是，王蒙同志是大老远地蹬着自行车来的。

“别什么‘指导老师’了，谁跟谁呀。我们以后有日子聊。我这次就是来认认人。一会儿还得去一个大学讲座。”

王蒙同志很爽朗，快人快语。

我们很觉突然，但完全理解。像他这样的大家，一寸光阴一寸金。好在一切才开始，来日方长。我想好了下次要请教的问题：我只知道王蒙同志年轻的时候就很有名，但他的作品我基本没有读过，因为文讲所热议，我把他最近发表的两个短篇《夜的眼》《海的梦》找来，反复读了几遍，始终没有读懂。如果他正式给我们几个讲课，我一定请他先讲这两个短篇。写不出小说也就罢了，读不懂小说，那在文讲所就真是滥竽充数了。而写小说都是独奏，根本没法滥竽充数！

再次见到王蒙同志，是在他家里。有天晚饭前，艾克拜尔叫上莫伸和我，商量说王蒙同志要出国访问了，是不是去送送他。莫伸和我想也没有多想就说：还用商量吗？赶紧走吧。

王蒙同志当时住在前三门。我们风风火火地从左家庄坐将近一小时公交，到站下车，艾克拜尔领着莫伸和我搭电梯。我是头一次坐电梯，有点晕晕乎乎，不记得上了多少层，又走过长长的临街走廊，走进王蒙同志敞开的家门。

我们来得很不巧。王蒙同志去访问的那个国家的中国大使让他捎带东西，他吃过晚饭就要去大使在北京的家。我和莫伸本来就惴惴地，赶紧抱歉告退。艾克拜尔在后面追着，问：要不要坐下喝口水。我们没有回头，做了贼似的鼠窜而去。

回文讲所的路上，莫伸一直沉默不语。他看上去文弱，内心其实矜持，这样的唐突，在他是不可理喻的事。但他比我沉得住气，不会轻易责怪人。我则忍不住埋怨艾克拜尔：你事先没联系就让我们跟着你瞎跑，太冒失了！

教训刻骨铭心。从此不随便打扰人成为我的一条铁律，不论是多么亲切的师长，多么亲近的朋友，都绝对保持必要的距离。出差外地，就专心办事、开会，最多是请朋友有空来宾馆聊聊天，或约个地方小聚，决不稀里糊涂随便登门。这不是所谓西方绅士风度，是对他人的起码尊重。

这是我在文讲所学到的最重要的礼貌之一。

王蒙同志没有忘记几位晚辈。他公务繁重还著作如涌，忙得不可开交，有一次外访回来，见缝插针地在一个会议间隙，打电话到文讲所，让我们几个到宾馆，很生动地讲了外访的见闻。不到一个小时的谈笑风生，让我们大开眼界。正是老话说的：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那之后，偶然在刊物上看到过艾克拜尔《陪王蒙老师上天山》的美文。我再没有机会面聆王蒙同志的指导，只是很少几次在文学界的会议上远远地看到他。但他对我的写作是关心的。我的一个短篇在《文汇月刊》发表，那小说极幼稚老套地写了一次巧遇。之后责编告诉我，曾接到王蒙同志电话，严肃指出：这样不够水准的作品不应该刊发。他有点奇怪，王蒙同志为什么没有直接跟我本人联系。

责编不知道，我因为自卑，没有要过王蒙同志的联系方式，也没有给他留下电话和地址，他只能用这样的方式表示对我的关心。

这样的关心对我是如此重要，使我对自己的写作始终保持着清醒。一九八二年，文讲所结业的第三个年头，一家出版社来信，打算出我一本中短篇小说集，但必须请王蒙同志作序。我只能敬谢不敏。我那些拙劣的文字，能刊发就谢天谢地了，捏到一块，就算我不怕难为情，还不怕难为别人？

文讲所之后，跟许多同学一样，莫伸的写作如同井喷，大厚本的中短篇小说集一本接一本出版，而且发行量惊人；艾克拜尔从新疆调进北京；而我，依旧是“斯人独憔悴”。作为省里当时唯一明确的“专业作家”，我的写作状况很可悲地基本没有改观。省里的官员在报上撰文、评论家在会上研讨，探究我的“苦闷”，为什么写了小镇将军之后不能写出大城市元帅，为什么不能像蒋子龙他们那样一个接一个地发表轰动全国的作品，质疑把我调进省城、过早离开基层是否正确……

写与不写，已经不光是我个人的事了。

我进退维谷，痛苦不堪。除非有人问起，我在任何场合都绝口不提文讲所，对那个不恰当的“指导老师”安排更是讳莫如深，避免有损对方的名誉。曾经想向王蒙同志请教他的名作《夜的眼》《海的梦》，已经毫无必要。事情是明摆的：像我这样艰难的写作，不过是因为生活的驱使入了歧途，既没有“夜的眼”，更做不了“海的梦”。

在一个人情社会，许多事可以仰仗人脉，唯独写作无法靠门面吓唬人。即使自称是古今中外天下所有大师的学生，写不出还是写不出，写不好还是写不好。任何攀附或者仅仅是攀附的想法，都只能是可笑亦复可怜！

一九八五年，我怀着沉重的内心焦虑和社会期望，带上白地红字的学生校徽，插班挤到武汉大学的晚辈中间，老老实实读书、听课、笔记、答卷。像一个土里刨食的农人，以对知识大地的膜拜，匍匐下身体，脚踏实地，埋头耕耘，一点一点地铲除愚昧、妄想、轻浮、侥幸，一心指望勤能补拙，指望春种秋收，指望或多或少的年成，力争在文学赛场跑到最后也不落荒而逃。

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期文学讲习所，让我在一个相对集中的范围近距离初识文坛，感知优秀，领略标高，成为最终决定接受这个迟到的系统教育的过门。

那个“五一”假日，离开“八大处”前，我随几位作家曾在一座古塔下小憩。四十三年过去，我的耳边依然那么清晰地响着塔上风铃的叮当声，明亮而悦耳，像极了我上小学时的校工的摇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