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达成是我的老朋友。那时，他在编《文汇月刊》，和我约稿，我写了一篇《姜昆走麦城》，很单薄，他不嫌弃，立刻发排，想寄我清样看，行色匆匆，我人正要去青海柴达木。赶在我到之前，他已经把清样寄到柴达木。那是1981年的夏天，我们第一次的交往，友谊便也自此始。一晃，流年似水，四十二年过去了。

几乎我主要的报告文学，都是经达成手所发，其中一篇获得那一年全国报告文学奖。他想第一时间告诉我这个消息，我人却“吃凉不管酸”地在南京，躲在一个偏远的部队招待所写东西。他打了无数个电话，才辗转找到我，开玩笑对我说长途电话费已经不知道花了多少！他只是为了尽早让我知道这个消息，比自己获奖还要高兴。

这就是作为朋友的达成，这就是作为编辑的达成。我曾经说过：作为作者，离不开编辑，作者和编辑是鱼水关系，亦师亦友。从某种程度讲，编辑是作者背后的推手，一般读者看到的是文章或书籍上作者的名字，编辑隐在后面，像风，看不见，却吹拂着作者前行。达成的风，有时是清风，是暖风，有时却是劲风，甚至是狂风。为了催写一篇稿子，他可以发来电报，邮递员夜半惊魂。在没有手机的时代，电话和电报，常是达成无限伸长的左膀右臂，挟风驰电，日夜兼程。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985年的春天。在上海火车站的如织人流中，达成接我，远远地向我挥手，一眼认出彼此，似乎相识多年。然后，我们一起如丽宏诗中说过的“举着鲜花穿过南京路”，到那间没有窗户的小屋里找丽宏。

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达成至今最留恋的时代。他不止一次说“留恋那时文学在社会上的崇高地位”；“留恋那时充满人情味而少有铜臭味，人与人之间有着真诚交流和相互帮衬。”整个八十年代，我们四十上下，青春尾巴尚存，激情余勇自恃，文章尚未衰败，气息尚未凌夷。达成说彼此的“真诚交流和相互帮衬”，其实，更多是他老大哥一样帮衬我，不仅对我的写作给予真诚的鼓励和支持，而且容忍我的固执。那一年，我写了一篇诗人昌耀的报告文学《诗人和他的土默特女人》，他没有在他主持的刊物上发表，出于朋友的情谊，转交给了另一家杂志，我当时气哼哼地表示，他不把稿子拿回，我们就此断交。他的宽容，以后常让我惭愧而内疚。

他却不和我计较，一如既往宽厚温暖待我。不仅待我，待我的孩子也是如此。那一年，达成来北京，第一次见到我的孩子，像对待大人一样，伸出手和孩子握手。那时候，孩子还没有上小学，从没有一个大人主动和他握过手。至今，达成还保留着孩子当年寄给他自己画的贺年片。那时候，孩子爱画画，曾经给很多大人画过贺年片，没见过别的大人保留一个孩子当年稚拙的小画。

孩子要上小学的那一年春天，我带他去上海，达成请他到红房子吃西餐。孩子上大学那一年暑假，重游上海，达成请他吃饭，问他想去哪里，他还想去红房子。达成电话打到北京，对我说：上海好吃的地方很多，干嘛非要去那里！可是，他尊重孩子，还是带孩子去了红房子，帮助孩子重温童年旧梦。如今，孩子都已经有了孩子，快长到我们当年的年龄，依然记得那一夜晚，达成和他一起走出红房子，并肩细语的情景，亲切而难忘。

孩子长大了。我们老了。我和达成相继退休，再见一面，不大容易。所幸是在浮世沧桑与衰年老病中，我们依然读书写作，如放翁诗说：“钞书字细眼犹明，捣药声清疾渐平。”

五年前的初冬，我到上海，难得和达成重逢。丽宏得知，做东在锦江饭店请客。我和达成去得都早，都想早早见面，手机打通之后，寻找对方，却阴差阳错找错了地方，害得达成上下楼跑了两趟。看到气喘吁吁的他站在我的面前，禁不住想起第一次在上海火车站前见到他的情景，算一算，那一年，他42岁，我38岁，都还算年轻。日子竟然像梦一样匆匆掠过，彼此再见，霜鬓尽染。那天饭后，我和达成归途一路，与丽宏分手，相携下楼，走出锦江饭店，大上海夜色正浓，蒙蒙夜雾中，身后的锦江饭店灯火依稀。我们站在路边打车，等车等了好久，我们说了好久，四十多年的友情，自然话多语稠。

似乎一眨眼的工夫，又一个五年过去了，锦江饭店前，疏灯人语酒家楼，犹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