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尝君的故事尽人皆知，大约多是由“鸡鸣狗盗”“狡兔三窟”之类的成语而获知的吧。

作为“战国四公子”之一的齐国孟尝君田文，以“养客”“得士”著称于时，门下食客常数千人。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孟尝君客无所择，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有一次，孟尝君被秦国扣留，欲杀之。他的一个门客扮作狗狗，夜入秦宫盗出天下无双、价值千金的狐白裘，贿赂秦昭王幸姬，多亏姬巧说方便，孟尝君才得以获释。但昭王旋即反悔，派人驰传追拿。孟尝君夜半逃至函谷关，“关法”规定，鸡鸣以后方可开关放行。前有关隘，后有追兵，如之奈何？危急之际，孟尝君的另一个门客站出来，说可以模仿鸡叫。半夜“鸡”叫，关门大开，孟尝君趁机逃回了齐国。

有趣的是，北宋同时期的三位大文豪，不约而同对孟尝君的“养客”与“得士”，作出迥然不同的评价。

首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写了一篇仅91个字的传世名文《读孟尝君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在王安石看来，孟尝君不过是“鸡鸣狗盗之雄耳”，也就是一群社会混混的头儿，没多大出息，故轻蔑鄙夷之。

《宋史·王安石传》云：“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安石诗文素以“高格”“奇崛”见称。譬如《登飞来峰》诗云：“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其名文《游褒禅山记》亦云：“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作为宋神宗时期的宰相，站位不同，看法自然不同。所以他的《读孟尝君传》，就站在“高端”讲了三句话：一句是，孟尝君得鸡鸣狗盗之力，不过是个“鸡鸣狗盗之雄耳”；再一句，倘真得“一士”，还用得着鸡鸣狗盗之徒“发挥”吗？最后一句，整天跟鸡鸣狗盗之徒混在一起，真的“士”就不跟他玩了。《古文观止》共选王安石4篇文章，此文为首篇，的确可以称得上是王安石的代表作。

再是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到“孟尝君招致诸侯游士及有罪亡人，皆舍业厚遇之，存救其亲戚，食客常数千人，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由是孟尝君名重天下”时，作为总撰著发表了一番评论：

臣光曰：君子之养士，以为民也。《易》曰：“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夫贤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顿纲振纪，其明足以烛微虑远，其强足以结仁固义。大则利天下，小则利一国。是以君子丰禄以富之，隆爵以尊之，养一人而及万人者，养贤之道也。今孟尝君之养士也，不恤智愚，不择臧否，盗其君之禄，以立私党，张虚誉，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奸人之雄也，乌足尚哉！《书》曰：“受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此之谓也。

司马光给孟尝君定位为“奸人之雄”，换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黑社会老大”兼“黑恶势力保护伞”。

《宋史·司马光传》对其评价：“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自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在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司马光看来，“养士”乃为国为民而“养贤”，小则利一国，大则利天下。像孟尝君之所谓“养士”，“招致诸侯游士”——多方吸纳人才还能说得过去；但是豢养“有罪亡人”——那不就是窝藏逃犯吗？这些人都是打击正法的对象。所以司马光才说，孟尝君的“养士”，乃“立私党”“张虚誉”“侮其君”“蠹其民”，就像《尚书·武成》所讲的商纣王（子受）那样，成为天下逃犯集聚的藏污纳垢之所。其实，司马光本是王安石的好友，但在“变法”的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彼此成为政治对立面。王安石《读孟尝君传》乃一时名文也，司马光自然是读过的。故在修撰《资治通鉴》时，有针对性地写下上述158个字，我拟为它取名《也说“养士”》。在《资治通鉴》中，每写到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文化伦理问题，司马光都会发表史臣之见解“臣光曰”，多为简短而精粹的论说范文。《古文观止》仅收入他的一篇文章《谏院题名记》，堂堂正论，直指人心，相信读者特别是从政者读后，都会惕然敬惧。我一直就奇怪，在“唐宋八大家”中，为什么没有司马君实一个席位呢？

第三人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他写过一篇只有66个字的短章《孟尝君宾礼狗盗》：

孟尝君所宾礼者至于狗盗，皆以客礼食之，其取士亦陋矣。然微此二人，几不脱于死。当是时，虽道德礼义之士，无所用之。然道德礼义之士，当救之于未危，亦无用此士也。

苏东坡没有直接表态，不像安石和君实那样给孟尝君一个明确定性。不过从文章标题和内容论述，可以看出东坡对“孟尝君宾礼狗盗”，是持正面评价的，即“宾礼狗盗”有时也是需要的，而且是必要的。

东坡比安石小16岁，比君实小18岁，属于亦师亦友之间。三人作孟尝君同题文章，颇有些“打擂”的意味，然不失为一桩文坛佳话。王安石站位最“高”，说孟尝君是“鸡鸣狗盗之雄”；司马君实站位最“正”，说孟尝君是“奸人之雄”；而苏东坡站位最“实”，即遇到具体的“囚徒困境”难题，就问你怎么办？其实，东坡何尝不知“养客”之患！他在《游士失职之祸》一文讲到历代秀杰人物（智、勇、辩、力）的选拔方式：“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并举例：“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多士，宾客厮养皆天下俊杰；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此皆奸民蠹国者。”当时之大环境如此。就事论事，孟尝君该如何解决当下所遇到的“逃命”难题呢？若依安石所言，“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问题是，孟尝君遭难之时，这“一士”在哪里呢？“当是时，虽道德礼义之士，无所用之”。俗话说得好，站着说话不腰疼。还说，事后诸葛亮，事前猪一样。理论脱离了实际，唱高调是解决不了具体问题的。若按照君实所稽，“孟尝君招致诸侯游士及有罪亡人”——可是二位“鸡鸣”“狗盗”者，并没有过往犯罪记录，不归于“逋逃主、萃渊薮”之中；仅仅是技艺不够“高雅”而已，但却管用。若追究其盗窃狐白之裘，亦不过取之秦宫，用之秦姬，楚弓楚得，乃拔难救命之时，逼不得已而为之。这也正是东坡所说的“微此二人，几不脱于死”，孟尝君早已凉凉矣！

当然，在今天看来，文章最主要的价值在于其思想性和艺术性，不负责解决问题，也解决不了所有的现实问题。然而，文章并不排斥解决问题的用世功能。故作文之难，最难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最难能可贵的是解决实际问题。二位“鸡鸣”“狗盗”者并非文章家，却解决了孟尝君“要命”的大问题。故《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述：“始孟尝君列此二人于宾客，宾客尽羞之。及孟尝君有秦难，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后，客皆服。”也许读者诸君还记得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冯谖客孟尝君》一文吧？该文选自《战国策·齐策》。其中“无能者”冯谖为孟尝君“市义”“凿窟”，带来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长远的政治效应，“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养客”不是为供养那些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者；“养客”就是为了养一些预见问题，分析问题，最终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人物。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又说，众人是圣人。还说，大匠无弃才。由此观之，以兼收并蓄之道——但必须剔除犯罪者——“养客”的孟尝君，庶几乎可以称得上“大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