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到六十几岁，没住过院，连吊针都没打过，所以当医生给我开具住院通知书时，我感到新鲜！接过住院通知书，我看了半天，心里还想着借有病之身体验一种平生从未有过的生活……

办妥住院手续，我提着简单的洗漱用具，乘电梯进入病区，在护士台报到。护士领我到病房，详细介绍有关事项，最后要我换上棕色方格的病号服。此刻，我如同一个刚参军入伍的新兵，摸了摸病号服，很好奇，很兴奋。细看床头，我的姓名还有主管医生、责任护士的姓名已贴在上端，并标注了“特殊饮食、二级护理”。

同室还有一位病友，姓梁，是兵器专家，研究炸药的，因病情较重，他请了一位护工。“同室相怜”几天，我与老梁请的护工也日渐熟络，这是一位中年妇女，河南驻马店人，姓程。老梁的血糖不好控制，要打高剂量的胰岛素；呼吸困难，要一直吸氧，行动不便。小程形影不离，每天给他擦背洗脚，照看他去卫生间，三顿饭也由她打来，在餐桌上摆好。老人到生活不能自理的程度时，确实离不开护工，再说了，护工经过岗前培训，具备专业知识，是医疗服务的延伸，为病人提供了便利。小程所属的服务公司也很专业，不时有人来查房，问老梁护工的工作是否到位。

长期在医院当护工，小程已经熟知各种药品的名称和作用。住院没几天，医生给我开了一种新药，护士要求冷水化开、睡前服用，我不知道这是治什么病的药，小程拿过去一看，告诉我是消炎的，他在医院新南楼护理的一位病人就吃过这种药。当护工，在为他人服务的过程中学到不少医学知识，病房成了初级卫生学校。

我的病不重，生活可以自理，每天吃完很难吃的病号饭，或在楼道里走走，或下楼到住院部南边的草坪晒晒太阳。不时传来河南话，转过头，原来有护工经过，正在用手机视频聊天，满脸笑容。河南是人口大省，外出务工人员多，我住的这家医院里就有不少河南籍的护工，而且以驻马店人居多，有男有女。我的病房对面是抢救室，有位重病的老人躺在病床上，手臂、头部插满管子，一位驻马店的男护工负责照料他。一天，男护工来找小程，请她帮忙照看一下老人，他马上就回来。老乡之间互相补位，饭后聚在一起聊家常，是这里的常态。

母亲节时，小程的儿子从网上购买了一束鲜花，送给在北京打工的妈妈。她的两个孩子，一儿一女，都在视频里祝她节日快乐。网购的鲜花放在病房的冰箱顶部，客观上也慰问了我和老梁。我对小程说：“你抱着花，我给你拍张照片，让你的孩子看看。”小程笑着把鲜花抱在怀里，就像获得“南丁格尔奖”的护士站在领奖台上接受记者采访。第二天，病区护士说病房里不让摆鲜花（确实，护士台上摆的都是永不凋谢的塑料花），小程只得把儿女的爱心放到楼外了。平日，小程身着绿色的护工服，这是她所属服务公司的专用工作服；保洁工的服装是粉色的，协助手术室送病人的护工的服装是紫色的，再加上医务人员的白大褂，病区里有点儿“五彩缤纷”的感觉。

第一次近距离看到穿多色服装的工作人员为病人服务，我开始算一笔简单的账：在我所属的病区，医务人员和护工、勤杂工的比例差不多是一半对一半，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护工和勤杂工，医院就不能正常运转。这些从家乡跑到大城市的打工人，绝对是城市离不开的劳动者。我编政策性杂志时，审读过一些“三农”专家、社会学者的论文，有些论文作者绞尽脑汁给打工者取名：是叫“农村富余劳动力”，还是叫“进城务工人员”？“农民工”这个名称不好听，便叫他们“新产业工人”。我在农村长大，了解农民的需求，每每看到这样的论文，心想为打工者取什么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按时、足额领到自己的劳动所得，并且用工单位能保障他们的各项权益。今天下滔滔者皆是也，论文产量世界第一，但对打工人有什么用处呢？

住院半个月，我还观察到医院的护工和勤杂工大都是中年人。我所在的病区里有两位妇女，因她们领我去新南楼和门诊部做检查，我和她们搭话，才知道她们是从河北邢台来的。一次，领我去做检查的邢台妇女用手机通话，我只听到一句：“等我的孩子上学再说。”哦，这些背井离乡到城市打工的中年人，心里还牵挂着孩子！我突然想起黄梅戏里唱的：“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那么，她的丈夫在哪里呢？人到中年，正是夫妻应该成双成对相互照料的阶段，但为了生计，其中的一只鸟儿却要离开老巢，飞到远方觅食，照料他人——难道这是正常的吗？在天南海北打工的外乡人，什么时候才能“夫妻双双把家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