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靳飞曾经写过一本《北京记忆》，那时候他正侨居日本，年纪也轻，但游子的沧桑感已经隐在字里行间。又过了许多年，他开始往返于中日之间，带回东瀛艺术花絮。因为他，我才了解了日本的歌舞伎、能乐、花道等。在诸多情趣间，他用力最久的是京剧研究，这种研究也旁及对各类旧遗产的梳理，对北京的感受生发出许多奇想，辞章也有了一些变化。

我结识靳飞，和张中行先生有关。张先生学识深，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于文坛，在平庸单调的读书界忽地刮起旋风。我们都是他的读者，远远地看着先生，不太敢去接近。靳飞却欣然而往，随而拜之，所学者多矣。我后来与张先生熟了，在张先生旁边常遇到靳飞，发现靳飞很有老人缘，感受到张先生的活动范围与靳飞的趣味是交叉的。这么说，将靳飞归为新京派的一员也是对的。新京派有个特点，学理方面有新康德主义的气息，而趣味则处于雅俗之间，古老的艺术经由五四新风的沐浴而生出新姿。这些大抵都刺激了靳飞，原来生活还能如此理解，文章还可以这样表达，那些被认为没有意义的存在往往也藏有意义。

那时候靳飞不太往当代文学圈子里凑。他喜欢沉于寂寞处的那些遗存，凡发过光的、闪着智慧又被冷落者，他都有兴趣。探访戏剧名家，对话书斋老者，交往中好奇之心浓浓，又能体贴与自己性情反差的人。在梅兰芳遗迹里得梨园清风，于张伯驹辞章中知士人苦乐，从周汝昌笔墨间看燕园风气……他对于晚清以来的城与人都能有所领悟，知道那些沉淀下来的东西于自己有益。于是便触之，视之，思之。笔下之事，简中见繁；所述之人，奇而多趣。读人也是读书，在各种行迹中，也有课本里没有的内容。机缘相凑中，得之则多，识之亦广。他的写作所依赖的资源，对于己身的进益有不少帮助。

他交往的老人，并非都是京派，比如严文井是来自延安鲁艺（鲁迅艺术文学院）的长者，绿原、舒芜属于七月派，季羡林乃海归学人。这也看出他的包容性与多元性。从吴祖光到刘绍棠、刘心武，可摄取的营养不少，文字感觉是可以传递到内心的。于当下文人之中体味出做人之道和为文之风。远去的前辈中，他欣赏老舍、梅兰芳、张伯驹，细看他们的作品，都是厚重的。同代的老人中，他心仪的也多：“对我影响最大的，依齿德排序，是张中行、严文井、叶盛长、李天绶四位，张中行翁是理智远重于感情，叶老盛长是感情远重于理智。严李两位折中，严理智成分略多，李感情成分略多。我和他们朝夕相处，当我也过了不惑之年的时候，我才明白，学问上我得中行翁教导最多，做人上则更继承叶老的衣钵。我终于走上极端的道路，不能如文井天绶两公之平和。我努力在思考方法上贴近严，在做事方法上以李为范，然难矣哉。”

这便是由人及学、由学而文、由文向善的过程。这种学习方式使靳飞一直走在爱智的路上。具体来说，以前人为参照，寻觅北京的文脉，并把延续这文脉作为己任。北京这座城，大矣深矣，最可贵的不是那些帝王之迹，而是知识人与平民身上的创造精神。他从同古堂后人那里嗅到琉璃厂的气味，在梅葆玖的风采里感受到梨园要义，而启功身上的“雅的律尺”是“精中之精”，为世间最难得。读人多了，他便感到，晚清后文化人身上弥足珍贵的是传统士大夫精神与西洋绅士精神的结合。梅兰芳如此，张伯驹如此，老舍大抵也如此。迷于古，易限于酸腐；过于西化，则与民气远甚。最好的境界，是梅兰芳提倡的“移步不换形”。

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日报》有一个“流杯亭”栏目，靳飞是该栏目的活跃作者。他的稿件都不跟风，写的是家常之语，道的是燕赵雅趣。那时候新老文人聚文于此，有一番曲水流觞之趣。端木蕻良写古城遗址是探究式的，并无城里人的视角；姜德明谈书事与文事，从外往里看，有时觉得是这都市里的客人；陈平原提倡“北京学”，重音落在“学”上，其间不乏外来人的好奇心。靳飞是年轻的老北京，文字不免带出街市的气息，他和诸人的风格都不太一样，不是就知识而知识，也非因市井而市井，而是在城与人之间寻找被淹没的人迹，问所由来，道所何往。而且远赴东瀛之后，他往往跳出北京写北京，远离了京味儿的语态，融进不少新鲜的感受，将熟悉的故土对象化了。一个人长于斯又恋于斯是自然道理，但能够以陌生化的眼光看风云聚散，那就别有意思了。靳飞所写的书涉猎广泛，趣味也杂，可谓现代艺术史的散点透视，他的生命哲学好似也藏在其间。

我久矣不见靳飞，知道他忙，仿佛一直在路上。有时在微信中读到他的诗与文，那些诗文苦而含乐，且童心未泯。他在风尘里旧习不改，每每见出灵思闪动，不断捕捉山水胜迹，那所得也是多的。将生命活成诗，要舍弃些什么，牺牲些什么？这样的时候不免寂寞，甚或不合时宜。好在作者有心中的火，行走中是带着热风的。我读他的诗文，就感到一种古风的延续。这大概得之于前人之智，又多己身的习得。孔子看重“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这是很高的境界。此种境界，吾辈虽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