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炮兵教导大队毕业回到原部队，在老连队任排长。刚开始尚且低调，不敢穿四个兜干部服，不戴手表，不穿皮鞋。我们九连是“英雄炮兵连”，有很多超期服役的老兵，兵龄都比我长。我的老班长仍然是班长，他看我的眼神，多少有点复杂。不过，老班长顾全大局，虽然不像过去那样对我关怀备至，但是并不给我出难题，默默地支持我的工作。

一个星期天，我请假外出，肩上挎着一个军用挎包，乘长途汽车到汤阴县拜谒岳庙。到了目的地，在一个隐蔽处换上四个兜干部服，穿上皮鞋，这才闪出巷子，向岳庙走去。

走近了，抬头仰望，一块黑底金字匾额横在前方几十米处：乃武乃文。细细琢磨这几个字，一股豪迈之情油然而生。我刚参军就参战，打完仗写新闻、写报告文学小有成绩，如今当了排长，身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感觉前方已经铺了一条宽阔的大道，等着我一路前行。

那时候岳庙还很破旧，拜谒参观的人也不多，有几个人在院子里的香炉前烧香磕头。我穿着军装不便下跪，想了想，从挎包里掏出笔记本，写了几句话，大意是：敬爱的岳武穆王，您是我崇拜的大英雄，我提干后第一次请假外出就来拜望您老人家。我也想乃武乃文，可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实现理想。希望得到您的帮助，让我早一点当上团长，可能的话，帮助我尽早发表几篇作品。

写好之后，我把这一页纸撕下来，小心翼翼地折叠好，看看没有人注意，把它塞在一个亭子的横梁缝隙里。

做完这一切，心里踏实了，这才重新换上战士服，回到了连队。

当排长一个月后，部队到滑县一带演习，按规定，每一辆炮车有一名干部带车，坐驾驶室。那辆炮车的司机有九年兵龄，而且是志愿兵，技术当然一流，脾气也是一流，上车之前就把他的助手、我的同年兵往大车厢上撵。我说，驾驶室明明可以坐下三个人，为什么要让他坐到大车厢里？老司机斜了我一眼，皮笑肉不笑地说，新兵蛋子，也想坐驾驶室？我知道，老司机这话明里说的是我的同年兵，实际上说的是我。我的心里一阵冷笑，上路后故意把手枪从胸前扯到背后，又从背后扯到胸前，还不时地打开保险，噼里啪啦地击发。其实我是警告老司机，别把老子当新兵蛋子，老子是排长。

有一次行驶中突然熄火了，老司机让我下去摇车，声称要保护装备，把车摇热了才能点火。我只好下去摇车，摇了十几圈，仍不见动静，老司机从驾驶室伸出头，嘲笑我连摇车都不会，这个排长怎么当的。我忍气吞声，憋足了劲再摇，累得满头大汗，已经听到噗嗤噗嗤的声音，眼看就要点火了，突然，摇把猛地反弹，差点把我打倒在地。这时候我的同年兵从车上跳下来，接过摇把，快速摇了起来，摇着摇着就加速了，终于把火点着了。

同年兵事后悄悄地跟我讲，摇把突然反弹，是老司机故意使坏，点火几秒后突然关火，导致摇把回转，老兵都知道，这叫“反电”。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弄得不好摇把会把嘴打歪。

明白个中原委，我不动声色，琢磨怎么报复。

很快，机会就来了。那是冬天，刮着凛冽的北风，空旷的盐碱地奇冷。部队向指定位置机动，走着走着，又抛锚了，这回是真抛锚。想必老司机从我的脸上看到了什么，不敢造次，他从驾驶室探出半个身子，指使我的同年兵下去摇车。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我就用手枪抵住了他的后腰，命令他，不要喊别人了，你下去摇！

老司机吃了一惊，收回身子，看着我，突然大喊，你个新兵蛋子，敢让我摇车？我把手枪保险打开，“咔嚓”一下上了膛，指着他裤裆下面说，再叫一声新兵蛋子，老子的手枪会走火的。老司机的脸顿时变得煞白，结结巴巴地说，可是，我下去摇车，谁来点火呢？

我摆弄着手枪说，别忘了，老子是炮兵排长，手里有驾驶证。

我这样一说，老司机的眼神黯淡下来，自嘲地苦笑了一下，拉开车门下去了。不能不说，老司机很有经验，摇车摇得很有章法，只见他前腿弓后腿绷，一边摇一边拿眼偷看挡风玻璃。他的上体同摇把始终保持一定距离，大约是怕我像他那样使坏，随时准备一跃而起，躲过一劫。我当然不会使坏，我的技术还没到能使坏的程度。

车子发动了，老司机收起摇把，回到车下，站在踏板前面，一脸谦卑地看着我。我纹丝不动，像没有看见他似的。老司机无奈，在车子下面冻了几秒钟，终于明白过来了，后退两步，突然举起右臂，向驾驶室敬了一个礼，嘴里念念有词：报告二排长，司机某某某请求回到驾驶岗位。

我笑笑，这才动动屁股，挪到副驾驶座位上。

那时候可真年轻啊，尽管我经常装出一副尊重老兵的样子，其实并不真尊重。现在想想，老司机做得过分，我做得更过分，虽然手枪里并无子弹，但是那么一比画，就暴露出我小人得志、睚眦必报的嘴脸。

当排长的第二年春天，部队为驻地安阳市人民公园挖掘人工湖，因为连队干部多数参加整党学习，指导员王道聚口头指定我为代理连长，我的天啦，那是我第一次向“连长”这个职务近距离靠拢，亢奋得不得了。就在那几天，我的组织指挥能力和身先士卒精神得到了极大发挥，至今记得，本排有个武汉籍大个子兵，名叫陈伟，我们两个人共用一辆板车，像驴一样一天拉几十趟土方。

2023年春天回到安阳，参加“最美的诗篇献给安阳征文”活动，我在一次会上，把这件事情讲了，在场领导很惊讶，有关部门很快到人民公园证实了这件事情，并且找到了当时的资料和施工照片。因年代久远，照片影像有点模糊，有位领导问我，哪个是你？我只好说，那个脸最黑的就是我，因为其他官兵是轮换的，只有我一个人始终在工地上。

不久，有关部门从山里运回来一块石头，把书法家王志立的手迹刻在上面，正面是“军民友谊湖”几个大字，背面文字说明：1983年3月，驻军某部三营官兵奋战八天，为安阳市人民公园清淤挖土近五千立方。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军事文学委员会主任徐贵祥时任该部九连二排长、施工突击队队长。

说起来，这也是我当排长期间干的一件漂亮事。

还有一件很不漂亮的事情，至今想起来仍然后悔莫及。

那时候连队有农副业生产任务，我那个排三个班，每班一块菜地，分别种着西红柿、黄瓜、辣椒……一天劳累之后，我特别喜欢到菜地去，尤其在月光下，小水渠从菜地潺潺穿过，我蹲在水渠边，看看月亮，看看瓜果，心情好极了。全连官兵都知道，二排种的蔬菜，二排长不让吃，只让看。

有一天早晨出操回来，我照例到菜地转转，突然，我的眼睛像被火星烫了一下，定睛看去，不禁倒吸一口冷气，我的菜地发生了重大事件：昨天我还在抚摸的黄瓜不见了，昨天我还在清点的西红柿不见了，昨天的姹紫嫣红不见了……我二话不说，通知三个班长到菜地开会，几个人像破案一样分析，从地上留下的蛛丝马迹，我们很快锁定了作案嫌疑人。

当时，师医院有个卫训队，放在我们团卫生队，卫生队同我们连队一路之隔，都在营房最北边。那是夏天，卫训队的女兵每天晚上到团里的浴室洗澡，来回都要从我的菜地旁边经过。不用调查我们就能判断，肯定是那几个女兵干的好事。我气不打一处来，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交代班长们，从战备仓库找来几个防毒面具，派出三个战士，当夜潜伏。结果不出所料，这天晚上，熄灯之前，果然有几个女兵，甩着湿漉漉的头发，端着脸盆，说说笑笑地由南向北，路过菜地的时候，几个人鱼贯进入，哪里料到，几个蒙面猪嘴怪物突然跃出，还怪里怪气地喊了几声缴枪不杀，女兵们魂飞天外，惨叫着拔腿就跑，有的连脸盆都扔了，刚刚换下来的衣服甩了一地……

这件事情倒也很快过去了，但没想到给我带来那么差的名声。以后，我写小说，写材料，在本师有了一点小名气，一位首长打算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首长夫人毫不含糊地说，干吗给他介绍啊，那个坏小子。

如今回忆起来，都是年轻惹的祸。当然，后来首长夫人还是改变了对我的看法，主要是得益于写作。当排长期间，我常常在周末请假到安阳市工人文化宫，文化宫有电影院，有图书馆，还有阅览室。就在那里，我读了一些书，还看了《追捕》《冷酷的心》等电影。也是在那里，我写了不下一麻袋的“文学作品”，当然多数遭遇退稿，有的干脆不被理睬，直到《飞天》杂志1983年第7期发表了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相识在早晨》。

几乎与此同时，我被调到师政治部当干事，从此结束了我的排长生涯。现在想想，发表作品，由排长调到机关，这两件事都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是不是当初我在汤阴岳庙里留下的那张纸条起作用了呢？

（作者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