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铁：沈阳人，期刊编辑，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九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作品见于《鸭绿江》《青年文学》《上海文学》《长城》《芒种》《西湖》等刊，被《中华文学选刊》《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刊转载。

铁路、工厂及其他

文/黑 铁

在沈阳这座工业城市，工厂遍地，铁路几乎无处不在。

我家在一片庞大的工业区中，与老铁西区连绵不绝的工厂、宿舍、学校不同，这里有一座大厂，孤悬北郊，自成一体。本厂除了凭工作证进出、森严而神秘的厂区外，还有庞大的宿舍区以及商店、粮站、医院、邮局、电影院、体育场、幼儿园、小学、中学、技校、职工大学、汽水厂、啤酒厂，甚至殡仪馆。

本厂职工的一生，可做以下概括：生在厂医院，在厂办幼儿园长大，然后是厂办小学、厂办中学，高考一定是落榜的，去厂办技校，两年后进厂当学徒，在某个老大姐的撮合下，拿着两张厂俱乐部的电影票，去见一个年纪相仿的青工，几个月后在厂招待所一楼的餐厅里办了婚礼，再生儿育女；在宿舍、学校，以及厂区之间过起三点一线的生活，直到垂垂老矣。最终在厂区西缘的殡仪馆里接受家人亲友以及同事的送别，成为一抔白灰，用精美的木盒盛了，葬在厂区东北的公墓里，水泥封过，竖起石碑，名字用红笔描过。旁边一列已经镌刻完成的名姓则保持着花岗岩的本色，一待作为配偶的名姓的主人故去，化作另一盒白灰，与之合葬，就也会被描红。子孙辈会住进从前的房屋，继续从前的生活，不曾改变。

我爸在厂里工作，作为本厂子弟，如无意外，我的一生也将如上所述。但在我小时候，命运曾经有过一次小小的错位。因为我妈在市区的一个工厂工作，于是我在市区上了幼儿园和小学——当然，也是厂办的。在这漫长的通勤生涯中，我和我妈每天都奔波于本厂与市区之间，虽然在市区的活动范围大多也是围绕着厂区，但那里有不同的工厂彼此相连，街上的人并不都穿着同一种工作服。同学们的父母除了有一位和我妈在同一个工厂外，其他同学父母所在的工厂则五花八门，有矿山机械厂、中捷友谊厂、老龙口酒厂，甚至更遥远的东药六厂。那里不像本厂，家长们的工作单位不是只以车间区分。

我家住的宿舍区是平房，从家到公交车站，要走过一段漫长的路，路的西侧，是一排排红墙灰瓦的职工宿舍，整齐划一。据说那里原是一望无际的稻田，被本厂征用后，拉来建筑材料，由工人们一砖一瓦亲手搭建。一排平房五户，有小院和仓房，进屋是自来水管、炉台和厨房，正房是个大单间，容得下一方土炕、一桌一椅和一个双开门的衣橱。五排共用一个公共厕所以及垃圾箱。在平房的尽头是田地，那里种着玉米、甜秆或者水稻。那是本厂的“边疆”地区。路的东侧，依次排列着水电管理所和厂办大集体水泥厂。路上，晨光熹微，有凉爽的雾气，许多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人骑着自行车驶过，他们并不说话，偶尔响起清脆的车铃声，车筐里的饭盒颠簸出一片轻响，更衬出清晨的宁静。

走过水泥厂，就是一条横贯的铁路，铁路两侧立着警示牌，但从不见有火车驶过，铁轨旁杂草丛生，枕木灰黑龟裂，老态龙钟。我跟我妈到铁路旁的粮站凭粮票和副食本买粮买油时，总是盯着淹没在荒草中的铁路，希望远方能响起汽笛的鸣叫，会有喷着白色蒸汽的火车驶来，但每次都未能如愿。

走到公交车站，我们与自行车溪流分道扬镳，它们在被查验过工作证后汇入厂区大门，然后向东流淌，再分出不同的支流，流入不同的车间。我和我妈则在车站旁，等待登上拥挤的公交车。第一辆公交车行驶很长时间，再换乘另一辆，几站后下车，步行十几分钟，才能到我妈工作的工厂。这原本曲折的路途总会在小北关街戛然而止，因为那里也有一条横贯的铁路，只是相比厂里的，这一条繁忙异常。铁路两边的长杆放下，穿铁路制服者挥动小旗，阻拦试图推自行车闯过铁路的人，于是公交车上响起一片抱怨声。许多乘客和我妈一样，不断看着手表，讨论着多长时间才能通过，会不会因为迟到被扣掉奖金。和大人们的患得患失不同，我饶有兴致地看着火车头从风挡玻璃的这一端徐徐进入，又徐徐退出。从侧面车窗，我看到有铁路工人弯腰叮叮当当地敲击，再站起，被煤块、矿石或者木条箱装满的货车厢已经挂在火车头上。火车头从公交车风挡玻璃的这一端徐徐进入，未等驶出，便已停下，公交车上爆发出一阵咒骂，盖过了单调的警示鸣响。等了不知多久，火车头启动了，徐徐驶出风挡玻璃，接着是一节又一节黑色的车厢，当最后一节终于也驶出了风挡玻璃，木杆徐徐升起时，公交车司机忙把烟头扔出车窗，猛按喇叭，接着拉动挡杆，踩下油门。我妈则忙不迭地嘱咐我：来不及了，你自己去学校吧。我知道，她可能要顺着厂大门北侧的自行车库角门溜进厂区，好避过蹲守在大门口的考勤干事。

我姥姥家也在本厂的宿舍，红砖灰瓦，和我家的样式差不多，住在那里和住在家里并无多少不同。只是那里的朋友要比我家这边多许多。我们的友谊源于一同翻过教学楼后低矮的围墙，也源于中午各自的饭盒。厂办小学的锅炉房太小，只能供应热水，于是每到中午，小学里就会拥入许多穿着工作服，提着装饭盒网兜的家长。我们在别人的饭盒里挑选翻拣，也把自己的饭盒奉上。吃过后，把装着钢勺的空饭盒装进书包，只待放学后勾肩搭背，一路跑一路叮当作响。我有位要好的同学，家住中捷友谊厂的宿舍。我去他家玩，也要经过一条铁路，铁路对面时常飘过酒糟的香气，经久不散；那也是一座工厂，制造着令人销魂的白酒——龙吐天浆，泉涌玉液，老沈阳谁不知道赫赫有名的老龙口呢？

我小时候以为所有的铁路都是连通的，只要等到火车来，像电影里那样，跑着攀上火车，它便会带着我驶过小北关街，驶过老龙口，驶过北站、南站，穿越各个城区，甚至驶过太姥爷家白墙绿顶的旅顺站，飞快地抵达任何一处铺有铁路的地方。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样的幻想逐渐破灭，许多真相接踵而至，令人沮丧。例如粮站旁的那条铁路不过是本厂的厂内专线，用来运输原材料和成品；那凉爽的雾气，则是水泥厂产生的粉尘；那一望无际的田地的主人并非农民，而是住在宿舍区的本厂职工，他们业余时间在这片弃置的荒地上种下庄稼，并像农民一样劳作，只为秋收后有一笔额外收入。自然，在沈阳这座工业城市里随处可见的铁路，也不一定是彼此连通的。

等我读完了小学，就回到本厂的厂办中学就读，在渐渐适应本厂生活的同时，也淡忘了市区的许多事和人，六年时光，像是一场漫长的告别。我也成了那段只可在厂区通行的铁路。

不过毕竟时间在前进，有些变化也悄然而至。我家从厂区北端搬入了南侧新建的集资房；每栋六层，每单元十二户，使用面积六十六平方米，实打实，没有公摊，还附赠地库与阳台。许多旧物都留在了平房里，例如充当矮凳的电缆线轴、用来补小院栅栏的下脚料薄铁板（这又是一个迟来的真相，那上面被轧出一个个圆孔，只有圆孔间的部分还藕断丝连，小时候我一度以为那是专门加工出来做栅栏的）、装着旧教材和作业本的炮弹箱、印着红双喜但已斑驳沦落到盛放煤块的脸盆、打煤坯用的木模、筛煤粉的细筛、用来引火的油渍斑斑的锯片包装纸、缺失了墨色镜片的焊工面罩（我不过是想观测日食，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还有无处不在可以捆扎一切的小布条（草绿色，宽窄不一，长短参差，这些边角料来自我妈所在的工厂）。

小院里还停着辆二八加重自行车，这辆车陪伴我爸许多年，黑色的三角车架已经被他擦出暗红色；可我只用了一个暑假就骑坏车轴，撞弯车轮，磨平闸皮，还不算扎了许多次的前后车胎。但这一次我爸原谅了我，因为他知道我在高考后的那个暑假，并没有泡在网吧、迪厅或者旱冰场，而是骑着这辆老车往返于厂区和北海街，清晨送报纸，白天送水。挂载着两大桶纯净水的老车在爬上望花街的高坡时，因为我站起身蹬踏而吱嘎作响。而支持我在烈日下奔波的理由如今看起来有些可笑，我只是想多留一些零用钱，添置个CD机，或者买一双雪白的旅游鞋。总之，在去大学报到时，不让自己这个厂里子弟看起来灰头土脸。

相比满怀心事的我，我妈倒是满心欢喜，在结婚二十多年后，她终于不必再与田地为伍，住进楼房，成为真正的市民。她已经受够了夏天满院蚊虫和癞蛤蟆，冬天满屋寒冷并煤灰的日子。最让她高兴的是，终于摆脱了近在咫尺的水泥厂。不用再一遍遍去扫地板革上的灰土，洗过又晾干的衣服上也不会再有灰色的斑点。我爸则一直沉默不语，心里盘算的是要给我预留一笔学费，除去工龄抵扣的，余下的房款怕是要去走走亲戚朋友才能凑齐。

我把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停在仓房，走出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小院，我妈问我爸，门还锁吗？我爸没言语，而是拿起大锁，双手从上面的空隙中伸进去，熟练地插入门闩的挂扣，咔嗒一声上了锁。他退后两步，打量着那个红色的铁门，底下是一整块铁板，上面则是铁条组成的半圆和若干射线，象征着冉冉升起的朝阳。这门是他亲手焊接、油漆和安装的。

他看了一会儿，转身离开了，我和我妈跟在他身后，踩着炉灰渣子铺就的小路，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轻响。

当我们走过废弃的铁路时，我爸说，别看了，早停了。铁路旁的粮站已改作饭店，门口那永远油腻腻卡着标尺的油桶也换成了硕大的音响，放着《我的1997》《相约一九九八》和《伤心1999》。

熬过了下岗潮的阵痛，新世纪初的沈阳一片欣欣向荣。随着大学扩招和经济回暖，越来越多的本厂子弟走出厂区，去市区寻找新机会。他们不再甘于像他们的父辈甚至祖辈那样，在这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建成的老厂里度过一生。我去市区念了大专，之后在市区找了一份工作，朝九晚五，从本厂到市区，再从市区到本厂。

不知不觉，又二十年过去，市区逐渐向本厂延伸。我姥姥说，她年轻时过了小北关街还能遇到狼。我妈说，她小时会和我姥爷去望花拉回一车车黄土用来打煤坯。我爸说，他年轻时进厂，在宿舍区的西门还有围墙和岗哨，荷枪实弹，外国人一律不准进入，厂外来访客，需要本厂职工持工作证去领人，在登记簿上填写来去时间。可如今各式各样的楼盘代替了荒草与庄稼，疯长着、蔓延着，终于将本厂层层包围，并一点点向里渗透。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新生事物，例如超市、肯德基、广场舞和满街驮着外卖箱的红蓝骑士们，这些都在改变着曾经牢不可破的本厂秩序。

随着拆迁与新建，出售旧物的人们多了起来。不只本厂，市区也在进行着钢筋混凝土的新陈代谢。一座又一座工厂被搬走，一片又一片宿舍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楼盘、绿地、广场和购物中心。当一场铸剑为犁，化工业区为居民区的城市化进程悄然兴起，人们也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向生活在工厂中的旧时代作别。他们沿街摆起一个个铺着雨布或者被单的摊位，售卖着曾经陪伴自己几十年的旧物。

我愿意在这样的市场里走走，不一定要买什么，只是通过一件件物品，还原业已不存在的生活，既陌生又亲切。当出现成捆的练功券，或许就会有算盘陪伴；当铁皮文具盒被打开，或许其中就陈列着几支老钢笔；当发现手表后盖上有铁路的标记时，旧铁皮盒里没准就有几枚铁路制服上的金属扣子。当然，更多的则是各个工厂的工作服，以及厂工会经常用来充作奖品的塑料封皮日记本和钢笔。钢笔都很廉价，除了英雄、永生两大品牌之外，最多的是白翎，那是丹东金笔厂的产品；还有些笔身硕大的钢笔，笔夹上镶嵌着硕大的染色玛瑙，放在纸盒里很唬人，那来自哈尔滨友联金笔厂。而这些老钢笔和其他旧物，以及被拆迁的工厂一样，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还有人愿意购买、保存、修整、收藏，除去消失殆尽的实用价值，更多的，该是因为怀旧。

我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对老旧钢笔的热爱，我把关于它们的点点滴滴写进了《金无足赤》，试图以旧物唤起故人、故事与故情。在小说中，主人公周大宇乘坐火车从沈阳出发，走遍周边的小城，只为在旧货摊中搜寻稀有的旧钢笔。而他的师父老甘，当年随父亲和设备从上海出发，一路北上，先是京沪线，继而京沈线，之后是中长线。当他们抵达哈尔滨后，上海关勒铭金笔厂从此花开两朵，一支并入上海英雄金笔厂，一支成为哈尔滨友联金笔厂。

于是钢笔、铁路、工厂，都在这篇小说里汇聚，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当然，除了怀旧，我也更愿意接受城市的另一面，欣欣向荣的一面，渐渐连通的一面。

最近我和朋友们去市区的文创园看了诗歌装置展，文创园由废弃的阀门厂改建。看过展出后我乘坐地铁回家，二号线转四号线，等我从新建的站点踩着滚梯渐渐上升时，忽然感到一阵虚幻，刚刚开通不到一周的四号线将厂区与市区联系了起来。这行走于地下的列车借由纵横交错的铁路，终于将老城、新城，浑南、沈北，铁西、大东，厂区、市区，这城市中的各个部分连通起来。

不过我又想到，或许真正连通这座城市各个部分的，并不是铁路，而是人，愿意走出一隅，四处探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