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鹿鸣文学季” 系列活动在包头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名家们齐聚包头，以文学聚焦这座城市，收获文学的力量与感动。梁衡、郭运德、康伟、徐剑、张晶、石一宁、徐可、龙一等国内知名作家及“包头籍作家回包采风团”一行受邀来包头参加采风创作活动。

作家们通过近距离探访和交流，从人文历史、工业发展、自然生态多个维度领略了包头的活力和发展，并化作悠扬的文字留诸笔端。创作的一系列“包头题材”文学作品已在《鹿鸣》杂志以“2023鹿鸣文学季专刊”的形式结集出版。

即日起，“鹿鸣文学”公众号推出“2023鹿鸣文学季专栏”，陆续登载名家作品，以飨读者！

——编者

石一宁，壮族，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文艺报》副总编辑。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民族文学》杂志社主编、二级编审，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著有文学研究专著《吴浊流：面对新语境》（台湾繁体字版《真实的追问》）、评论集《走向文学新天地》《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散文集《薄暮时分》《湖神回来了》《履痕心绪》、传记文学《丰子恺与读书》等。另发表文艺评论和各类体裁文学作品多篇。主编多种图书。传记文学《丰子恺与读书》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

包头惊奇

石一宁

斜阳下，万亩草原惬意地伸展，有小路蜿蜒其间，如龙行蛇舞。草原尽头是蓊郁的树林，白色的蒙古包错落于草原上、树林边，仿佛天上的云朵飘了下来。极目展望，鸟儿飞翔，马群嚼草，而草原的四周，或是冲天的大厦，或是卧地的长楼。赛汗塔拉公园，竟是一方城中草原。赛汗塔拉在蒙古语里即美丽草原之意，内蒙古叫赛汗塔拉的城镇也所在多有，然而草原在城中，城中有草原，独数包头。

昨从北京出发的高铁是21:23到达包头站。多次来过内蒙古，更早的不说，这次是自今年七月以来两个月间第四趟到内蒙古了。呼伦贝尔草原的辽阔、阿拉善沙漠的神秘、鄂尔多斯城镇的富饶，成吉思汗陵牵起的壮思、王昭君墓引发的幽情……广袤浩瀚的内蒙古着实让人“审美疲劳”。因此夜入包头，从高铁站到驻地一路上，看到笔直宽阔得有些空旷的马路、路旁的松柏杨柳这些貌似内蒙古城市的“标配”，原以为内心定波澜不起，再无“审美惊奇”了。可是在赛汗塔拉公园，心里却还是涌起一种惊艳之感。

此处却是另一番景象：朝阳熠熠、金光万道之下，芦苇摇荡，水波粼粼；湖面上鸟群悠悠，安逸熙和。刚才走近南海湿地公园，望着大门的园名首先有些发懵：这里，南海？北京有北海公园，海是湖，湖是海，没有疑问。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起，黄河包头段多次改道，南海湖就是黄河改道南移后留下的湖泊。

长年走南闯北，见过多少美丽的湖泊，听过多少生动的传说，湿地公园里被誉为“塞外西湖”的南海如果仅此而已，亦只是让人“闻风坐相悦”罢了。然而，波平水静的南海却又让我内心波澜起伏，因为湖面上竟雍容闲闲地游弋着一只只天鹅，准确来说，是一只只黑天鹅。东道主朋友说，南海湿地野生植物有137种；栖息停歇的鸟类有201种，其中有遗鸥、黑鹳、大天鹅等13种重点保护珍稀鸟类。东道主朋友说的大天鹅又叫白天鹅，是生活于北半球的5种白色天鹅之一。然而此时的南海不见大天鹅，是它们待在远处的湖面上、苇丛里，还是已经冬迁？天鹅是冬候鸟，时下九月初，秋风飒起，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大天鹅或已迁徒国内更温暖的南方地带亦未可知。

走在通往湖中码头的栈道上，只见黑天鹅三五成群向游人靠近。平生第一次看到黑天鹅，满心欢喜。三只黑天鹅游来我眼前，不禁驻足凝视。与白天鹅一样，黑天鹅也有优美的长颈，然而露在水面上的身躯部分羽毛皆黑色且卷曲，喙为浓重的红色或橘红色，靠近端部有一道白色横纹，这些又与白天鹅形成鲜明反差。湿地公园管理人员准备了一包包装着切碎的卷心菜叶的塑料袋，提供给有兴趣喂黑天鹅的游人。我慢慢轻轻投撒菜叶，三只黑天鹅坦然地接受着这份善意，不慌不忙，不争不抢，食相大大方方，从容娴雅，不时发出欢叫声，声音短促而动听。据说天鹅是一夫一妻制，而且终身相伴。三只黑天鹅中的两只紧挨一起，看来是情侣。但另一只与它们保持稍大一些的距离，神情似乎有些寞寞。它跟这对情侣是何关系呢？子女？不像。更像是公天鹅或母天鹅的不离不弃的追求者。我的疑问或许只有研究天鹅的专业人士才能解答了。

大天鹅、黑天鹅的光顾，对南海湿地公园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这是对南海湿地公园生态环境投的一张珍贵的“赞成票”。天鹅的到来，更放大了南海的魅力。“天鹅的面目优雅、形状妍美，与它那种天然的温和正好相称；它叫谁看了都顺眼；凡是它所到之处，它都成了这地方的点缀品，使这地方美化；人人喜悦它，人人欢迎它，人人赞赏它。”十八世纪法国博物学家、作家布封在其散文名篇《天鹅》中如此感叹。事实上，古往今来，无论东西方，天鹅都不是一种纯粹的生物，它还是一种“文化鸟类”。白色的天鹅作为纯洁、忠诚、高贵的象征。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典籍中大量出现的鸿、鹄、鹤、黄鹄、黄鹤等即为天鹅。《诗经·灵台》诗句“白鸟翯翯”中的白鸟，亦是天鹅。而“天鹅”一词的最早出现，是在唐朝李商隐《镜槛》一诗中：“拔弦警火凤，交扇拂天鹅”。西方文学和艺术作品中天鹅的形象亦不胜枚举，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论述了天鹅的习性和行为，爱尔兰获诺贝尔文学奖诗人叶芝的诗作《丽达与天鹅》、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童话《丑小鸭》、法国作曲家圣桑的芭蕾独舞《天鹅之死》、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天鹅湖》中都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天鹅纯美或复杂的形象。布封称天鹅是高贵、美丽的“爱情之鸟”；而叶芝的《丽达与天鹅》，则依托希腊神话，描写斯巴达王廷达瑞俄斯之妻丽达被化身为天鹅的主神宙斯“自天而降的暴力所凌驾”“腰际一阵颤抖，从此便种下/败壁颓垣，屋顶和城楼焚毁”，丽达受孕生下美女海伦和克吕泰涅斯特拉姐妹。为争夺海伦，引发了特洛伊人与希腊人长达十年的特洛伊战争，而克吕泰涅斯特拉则因与人通奸而杀死自己的丈夫——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

然而，这些都是关于白色天鹅的描写。黑天鹅呢？黑天鹅是17世纪在澳大利亚首先发现的。之前人们以为天鹅都是白色的，澳大利亚的发现刷新了人类关于天鹅的认识，因此人们将十分难以预测但是又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称为“黑天鹅事件”。“黑天鹅事件”并不都是负面意义。美国散文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在其《黑天鹅》一书中写道：“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活着本身就是极大的运气，一个可能性微小的事件，一个极大的偶然。想象一下一个10亿倍于地球的行星边上的一粒尘埃。这粒尘埃就代表你出生的概率，庞大的行星则代表相反的概率。所以不要再为小事烦恼了。不要再像一个忘恩负义者，得到一座城堡，还要介意浴室里的霉菌。不要再检查别人赠与你的马匹的牙齿，请记住，你就是黑天鹅。”“你就是黑天鹅”，这是多么励志的铿锵话语。

南海湖中，一边享受游人投喂的卷心菜叶，一边扬颈抬头与游人欢声交流的黑天鹅们，岂不亦是包头的一种底气与祥瑞之气……

突然意识到，入住的九原大厦酒店亦很值得琢磨。酒店位于包头市九原区纬一路，酒店地下一层、地上29层，集商务、休闲、娱乐于一体，似乎无甚特别。引起我兴趣的是酒店名称中的“九原”一词。线上线下一番查索，得知九原系包头别称之一，源自战国赵武灵王二十年（前306年）筑九原城。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即统一六国之年，置九原郡。因此“九原”一词颇富历史感，让人恍若置身那些远去的历史烟云。

相对于赵武灵王，秦始皇可谓家喻户晓，毋庸多言，我只想说赵武灵王——赵雍。赵雍是战国时赵国第六任君主，赵肃侯——赵语的儿子。赵语是有为之君，在位时连年征战，让列国疲于招架。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他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夺取晋君的封地，将晋君迁居到屯留(今山西屯留南)。在赵语的带领下，赵国已俨然崛起，令列国咬牙切齿。赵语去世时，秦、楚、燕、齐、魏五国均派人参加葬礼，貌似人情之常，然而五国竟各来一万精锐之师。五万披甲戴胄虎视眈眈之“客人”，这哪是来出席葬礼，分明是来搞事。继位的赵雍年方十五，还是一懵懂少年，面临惊涛骇浪之际，在父亲的托孤重臣肥义的辅助之下，最终将五万居心叵测的来客拒之边境之外，化解了此次兵凶战危，经受了即位后第一道严峻的考验。

赵雍在位时最大的作为，是实行胡服骑射，把赵国军队改造成为骑兵。赵国与林胡、楼烦、中山等游牧民族国家接壤，国民中亦有大量的胡人，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化的混合体，可谓一个多民族国家。从与列国的多次交战中，赵雍深切地体会到骑兵的先进性与重要性，本着对当时军事前沿的深刻洞察，他作出了胡服骑射的改革决策。这一决策表面上是关于军事的，然而对于胡人服饰与骑射习俗的尊崇与相应举措，实际上是要全民皆兵，涉及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变革，难度之大、阻力之强可想而知。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中不吝篇幅记载了赵雍关于推动这一重大改革所做的说服工作和滔滔雄辩，“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遗俗之累。”“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放之当世，这些话语亦仍为灼见真知。但赵雍在安排接班人的问题上犯了大忌，因宠爱吴娃而废太子赵章，传位给吴娃儿子赵何后又欲封赵章为代王，遂引起兄弟相残，赵章被诛，赵雍自己亦被围困于行宫三个多月，最终竟在宫中活活饿死。尽管赵雍的个人命运是一个悲剧，但他以大无畏精神所推行的胡服骑射改革是成功的，改革使赵国终于吞灭心腹大患中山国，一跃成为仅次于秦的强国。因此近代梁启超推崇赵雍是“黄帝以后第一伟人”，并作《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

包头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包头的历史变迁与各民族的相处和谐，当初筑九原城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之功，必定亦参与其中的吧。

此次包头行，乃为“2023鹿鸣文学季”而来。包头是蒙古语“包克图”的谐音，意为“有鹿的地方”，故又有“鹿城”之称。“鹿鸣文学季”由包头市《鹿鸣》杂志社承办。我一边翻开东道主赠阅的两本《鹿鸣》，一边不禁猜度刊名的由来。一个文学刊物，以“鹿鸣”命名，除了因为“鹿城”之称，是否还别有深意？毕竟，《诗经》有《鹿鸣》篇：“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虽为周朝君臣宴会的乐歌，却在喜气洋洋之中蕴含气正神严的格调。我还想起南宋文天祥除了有《过零丁洋》一诗中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亦曾有《跋周汝明自鸣集》一文中的妙言：“天下之鸣多矣。锵锵凤鸣，雍雍雁鸣，喈喈鸡鸣，嘒嘒蝉鸣，呦呦鹿鸣，萧萧马鸣，无不善鸣者，而彼此不能相为，各一其性也。其于诗亦然，鲍、谢自鲍、谢，李、杜自李、杜，欧、苏自欧、苏，陈、黄自陈、黄。鲍、谢之不能为李、杜，犹欧、苏之不能为陈、黄也。”在肯定了诗人各家各鸣之后，文天祥也指出：“凡音生于人心，其所以鸣则固同矣。”这是一篇蕴含辩证思想的古代杰出文论，甚为形象生动地说明了创作中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抑或亦可借为当代文学期刊立刊之论？细思及此，我对手中之《鹿鸣》及其刊名不禁肃然起敬，有一种拍案叫绝的内心冲动。

语云：无巧不成书。探研《鹿鸣》办刊史，得悉《鹿鸣》创刊于1959年。是年，包头钢铁公司建成投产，同年10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临包钢为1号高炉出铁剪彩。包头迅速崛起成为祖国北疆一座举世瞩目的钢铁之都。以包钢建设为题材的电影《草原晨曲》同年拍摄放映，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也在这年春天，《鹿鸣》杂志的前身《钢城火花》应运而生，由著名作家玛拉沁夫先生担任主编。顾名思义，《钢城火花》以反映钢城建设与发展为办刊主旨，初创者们为火红年代的包头留下了无比珍贵的文学记忆。64年风雨历程，《钢城火花》一变《包头文艺》再变《鹿鸣》。1980年，茅盾先生为《鹿鸣》题写刊名。巧合的是，我供职的《民族文学》杂志创刊于1981年春天，创刊不久亦是茅盾先生题写刊名。而玛拉沁夫先生亦曾为《民族文学》主编，至今仍担任顾问。两家刊物竟有如此难解之缘，令我感慨莫名，一时吟得两句：

期刊林苑连根叶，中华文坛奇妙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