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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不管是用钢笔还是打电脑，对于爸爸，从来不是过去时，从来都是现在进行时。 爸爸老了。常有人关心地问我，“你爸现在还写东西吗？”我说：“写啊，天天都写！” 1 爸爸 上小学时，我家从南城洋桥的平房搬上了北三环外元大都城墙遗址下的楼房。那时，这里还很荒凉，从最近的公共汽车站下来，有很长一段路才到家。刚铺的柏油路，记忆里从没有汽车驶过。我们走在马路中央，从和平里走回樱花园，阳光下黑色的路面光滑得像河流一样闪着亮。 去近的地方，爸爸就骑车带着我和妈妈。我先在黑色永久车的大梁上坐稳，爸爸一边说着“扶好啦”，一边双手推车跑起来，话音未落已经蹁腿儿跃上车，然后回头喊妈妈“走啊”，又冲我说“扶好了，妈妈要跳上来了”。我紧张又兴奋地握紧冰凉的电镀车把，屁股使劲贴紧横梁，在左右摇摆中寻找平衡，爸爸的手像脱线的木偶左右晃动，仿佛冷血的车把突然有了生命，变成了公牛的角，愤怒或惊恐地摆动。但转瞬间又平静下来，车又变回了车，爸爸也找回了自己的手，妈妈的手已经越过爸爸的身体正摸着我刚刚冒出头皮的头发。风华正茂的爸爸载着我们，黑色永久车温顺地划过黑色的柔软发光的河，从樱花园，穿过和平里，穿过小黄庄、安华里那些灰蒙蒙的居民区，去地坛，去柳荫公园，去和平里有巨大和平鸽雕塑的新华书店。 那时爸爸很严厉，我很怕他。挨说是家常便饭，就是皮肉之苦也不足为奇。挨说的原因有的现在还记得，挨打的原因却一个也想不起来，只是有两次觉得犯的错误“值得”挨打却没挨，因而印象深刻。 一次有关鸡蛋。很长一段时间，西红柿炒鸡蛋是我的最爱，煮鸡蛋则是我的死敌。爸爸坚信煮鸡蛋对鸡蛋营养的破坏最少，而且一日之计在于晨，要吃煮鸡蛋，且要在早餐吃。爸爸把煮到十成熟的鸡蛋从小铝锅里捞起，自告奋勇为我剥壳。在案板上就着椭圆形的中缝磕一下，那令我无法忍受的浓浓的蛋味，就随着一股白烟从缝隙间冉冉升起，我脑海中想起《西游记》里大小妖怪趁金箍棒还没砸到头顶前屁股一转、披风一展消失不见时放出的烟雾，无奈地捂着鼻子看着爸爸手中破壳而出的营养早餐。更让我气愤的是，他剥的鸡蛋，壳是去掉了，但蛋壳和蛋清之间那层透明的薄膜却总也剥不干净，疲沓地粘在蛋白上，进一步降低了我的食欲。我抓起没剥完皮的蛋，一溜烟儿跑回我和奶奶的房间，独自享用去了。一天放学回家，一楼的叔叔守株待兔，把正吹着口哨的我请进他家，牵我穿过客厅，直奔外面的小院。小院不大，摆满了花，中间露出的空场打扫得很干净，不过我还是一眼就看见犄角簸箕里沾满了土的碎鸡蛋。叔叔把我拉到花树间，抬头指着上面的阳台，说“你不爱吃鸡蛋，对不对？”然后便拉着我上四楼找家长，妈妈还不行，必须找我爸。由于事发突然，没有心理准备，我不仅对每天早上从阳台（就在我和奶奶那屋的外面）上扔鸡蛋的事实供认不讳，而且还为了争取好态度，痛哭流涕地把塞在床底下空啤酒瓶里的碎鸡蛋也不打自招了。有外人登门告状，且牺牲的是爸爸特意耐心剥好的营养破坏最少的煮鸡蛋，这在当时我的生命体验里还是全新的，没有先例可以参照，后果完全无法预测。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记忆里，爸爸只是说了些不能浪费食物之类的道理，我暗暗等待的升温高潮一直没有出现。第二天早上也没有出现把失去的鸡蛋补上的可怕情节，煮鸡蛋悄无声息地变成了荷包蛋。 一次有关“抓紧时间”。爸爸最喜欢“抓紧时间”，他自己喜欢抓，也要求我抓。我不是不想抓，只是总抓不好，抓的时机和方法总不符合要求，屡试屡败更增加了“抓紧时间”的紧迫感和焦虑感。一面是“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挤就能流出来；一面是“时间是有限的”，不挤就没了；夹在两种时间里，我总是与时间失之交臂。更吊诡的是，这种危险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而非缺少时间的时候——更容易出现，比如假期，尤其是暑假。在爸爸看来，一年中，暑假是最容易犯没有“抓紧时间”错误的几个月。那天，外面酷日当头，屋内过堂风吹得清爽，暑假作业早已做完，虽然是上午，我已经玩起了刚买不久的任天堂，魂斗罗小队的上等兵已经勇闯二十二关了。碰巧这天家里只有我和爸爸。我把游戏机的音量调到最小，弄得每次放枪都跟蚊子飞似的，尽量不引起另外那屋里刚刚学会电脑双拼打字，把新买的键盘敲得叮咣作响的爸爸的注意。但爸爸还是利用工作的间隙，走到我这屋，观察我和时间的关系。见我正双手紧握操纵杆，半张着嘴，紧盯着电视里穿着蓝色和红色紧身长裤的两个小人上下翻腾时，不禁勃然大怒，一边大吼着什么一早上起来就玩个没完不知道好好利用假期抓紧时间学习学习之类的话，一边走向无辜的任天堂。我仿佛已经看见他重重地扯下电源线，生龙活虎的两个小人瞬间消失，我好不容易打下的二十二关也化为泡影，再说我怎么不抓紧时间了？我不是天天使劲抓呢吗？就今天玩会儿，怎么就不行了！说时迟那时快，委屈、愤怒双管齐下，我一跃而起，跑到爸爸的房间，狠狠地按下了电脑的关机键，然后呆在黑屏的电脑前，不知该怎么办。后来等我回到我的房间时，却发现任天堂还开着，小人还跳着，二十二关都保持完好。 那天，爸爸只是惊诧地大喊了两声“小铁！”然后匆忙地打开电脑，心存侥幸地以为只要重启得够快，一切就能恢复如初似的。可是，那时的电脑没有自动保存文档的功能。那天，爸爸一声不吭地一直在电脑前敲到半夜。 那时，我不知道爸爸是个作家。我知道作家是什么，我已经开始读林汉达的历史故事和列那尔的《胡萝卜须》了，我只是不知道爸爸是作家。他那时经常待在家里，写字，没完没了地写。 没完没了地写就算作家吗？ 2 作家 我初中就开始有白头发了，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很长一段时间里爸爸的头发都比我黑。等我自己的孩子懂事了，每次见到爷爷，他们总问怎么爷爷的头发比爸爸的还黑。可能是由于孙子们的质疑，爷爷不再染发，头发一夜间全白了。爷爷不染，奶奶也便不再染了，头发也一下子变白了。这从黑到白之间，我顶着作家之子的标签长大，有方便，也有不便。 方便，比如我从樱花小学转到重点学校光明小学，爸爸的作家好友罗辰生和郑渊洁叔叔都出了力，爸爸还给光明小学的校歌写了歌词，后来我也因为爸爸是作家，当上了班级小报的主编，每次出刊时风光一下，只可惜出刊的频率很低。 不方便是当别人问我你爸都写什么呀、写得怎么样这类没法回答的问题时，出于某种抵触情绪或青年人的傲慢，我小时候不看爸爸写的东西。“我从来不看他的书！”我自豪地跟别人说。当别人讲起爸爸写有关我的文章时，我则会不等人家说完，便不屑一顾地批判：“他净瞎编！”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知道爸爸是个作家，但又不是“真”的作家。那时，我心目中的作家是卡夫卡，是蒲松龄，他们在颤巍巍的破书桌上挑灯夜战，一生只写一部伟大的杰作，但最后无人问津，寂寥地把稿纸锁在抽屉里，任凭后人去发现或遗忘，自己竖起风衣的领口消失在灰色的人群之中。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知道爸爸是个作家，但觉得写作只是他的工作，和很多人不同，他似乎对自己的工作乐此不疲，但那仍然是个工作。有采访的任务，他去，然后回来写篇报道交差；有人约稿，他着急忙慌地赶稿，妈妈常常叫了好几遍“吃饭啦”他还不来，等来到饭桌旁时，还要抱怨“我得把这段写完啦呀”。 我真正意识到爸爸是个“真”的作家，是等到他不需要“工作”之后，也是在这之后，我才开始真的读爸爸写的文字。这些文字的诞生，特别是一组关于天坛的散记，让我意识到写作对他绝不仅仅是工作，不是突发灵感才思泉涌那般神秘莫测，更不是坚持就是胜利、点灯熬油的痛苦勉强。写作对于爸爸是乐儿，是习惯，是家常便饭，是不写就难受。 天气不错，温度合适，匆匆吃过早点（老三样：牛奶、煮鸡蛋、面包），爸爸已经坐不住了，妈妈心领神会地准备好水、画本和坐垫，拿上车钥匙，一会儿，老两口已经到天坛了。爸爸在斋宫或神乐署里找棵大树前坐下，拿出画本旁若无人地画起来。仿佛画是诱饵，总有人上钩。小姑娘不好意思凑近看，远远地瞄，爸爸举起画本给她看，问她觉得如何。老妇人扭过头说，“你画我呢吧？别给画老了！”爸爸又把画本递过去，让人家点评。天儿就聊起来了，在偌大的天坛，尽管只是萍水相逢，但交流特别通畅。时间不早了，爸妈收拾东西回家，清淡午饭过后，小睡一会儿酝酿酝酿，爸爸先把上午的画修改好，然后打开电脑，天坛里偶遇的人，他们的希望，他们的惆怅，他们不经意间的一颦一笑，变成了爸爸的文字，什么时候写完什么时候算，妈妈喊吃饭，也得等写完眼前这段再说。写一篇容易，您写一百篇试试。这是活的天坛，爸爸活在自己让天坛活起来的写作之中。他已经写了一百二十篇，天坛还没写完。 我也意识到，天坛没什么特别，爸爸一直都是这样。写作，不管是用钢笔还是打电脑，对于爸爸，从来不是过去时，从来都是现在进行时。从以前他小时候住过的前门，到以后的洋桥和樱花园，再到双井和潘家园，家搬了好几次，记忆里总是爸爸写作的背影。爸爸一直在写。 作家有不同的定义，但没完没了总是写的人，应该算作家吧。 爸爸老了。常有人关心地问我，“你爸现在还写东西吗？”我说：“写啊，天天都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