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写的王府井，只局限于王府井北口路西那一小块地方，而省略了王府井的东安市场、百货大楼、工美大厦、中国照相馆、外文书店等最有名的几处。这几处，以前我也常去，但不知为什么，如今一想起王府井，总还是想念北口之西。记忆中的取舍，有时候就是这样顽固。

小学五年级时，我好像突然就长大了，像一匹没有笼头的小马驹，开始到处闲逛。特别是星期天，嫌家里狭窄，弟弟又闹腾，我常在上午写完作业，吃过午饭便跑出家门。

我首先选择去王府井，那里离我家不远。南口有家新华书店，可以买书或看书。最初，转完新华书店就打道回府了。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从新华书店出来，时间还早，我心血来潮，想到我从来未涉足的王府井北口去看看，就信马由缰一直走到北口，看见西边人头攒动，很是热闹，不由自主拐过去。王府井北口，就这样走进我的生命里，至今难忘。

难忘主要在这两处。

一处是集邮门市部。从王府井北口往西，没走几步，一处店前聚集着好多人，我走近一看，便是集邮门市部。那时，我集邮已有三四年，但见少识短，不知道居然还有专门集邮的地方，便好奇地走了进去。里面有卖邮票的柜台，大厅里有好几个长方形高高的展柜，里面陈列着好多邮票，除中国的外，最多的是苏联的纪念邮票，邮票上的字母“CCCP”很醒目。心里想，我的集邮册里还没有苏联邮票，要是能有几张该多好！

回到家，我给姐姐写了一封信，想让她帮我找几张苏联邮票。她在内蒙古铁路局工作，铁路局里有列车员专门跑莫斯科和乌兰巴托的国际列车线，找几张苏联或蒙古的邮票，应该容易。不管什么事，什么时候，我总是这样不管不顾地向姐姐发出求救信号，仿佛姐姐有一个无所不有的百宝箱。

没过几天，姐姐就来信了，信里夹着几张苏联的纪念邮票。我的集邮册里，终于也有了外国邮票，好像我的鸟笼里多了几只漂亮的鸟，叽叽喳喳叫得热闹。集邮册里的邮票越来越多，居然鼓胀得合不拢。有时候，我会拿到学校，向同学显摆。

星期天，我会去王府井北口这家集邮门市部，把姐姐寄给我的富余的苏联邮票，拿出来和邮迷交换。这给了我极大的满足感，觉得自己和老邮迷能平起平坐了呢！在交换中，滚雪球一样，我积攒的邮票越来越丰富，认识邮票上的人物和事物也越来越多，便越发自得其乐。

另一处是儿童剧院。从集邮门市部往西边再走几步，剧院的最高处，悬挂着一道弧形的招牌，上面几个大字：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第一次见到它，很觉得惊喜。四年级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过一次王府井南口的儿童电影院，没想到北京还有这样一家儿童剧院（长大以后，知道它是民国时期的真光电影院，儿童剧院是根据老电影院改造的，成为了北京首家专门为孩子演出的剧院），觉得它和儿童影院并蒂莲一样开放，让我们既能看电影又能看话剧，真是不错！

剧院大门旁是售票处，墙上有话剧《白雪公主》的巨幅演出广告。我从来没有看过话剧。售票处很小，我很好奇走了进去，买了下星期天的一张票，票价很便宜，大概只要一角钱或者一角五分钱。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剧场看话剧。剧场不大，引我格外注目的是舞台上绛红色的天鹅绒幕布，顶天立地，在灯光的照耀下，像映满夕阳的湖面一样，在微微抖动。那时候我什么也不懂，第一次见到这么大这样漂亮的幕布（也是第一次见到天鹅绒），立刻想起暑假我和一群孩子演节目，在大院两棵丁香树间，用从家里偷偷拿出来的床单拉起的幕布。一想到这里，几乎羞惭得想笑。

下面的演出，无论演员的表演还是舞台上的布景，都很精彩，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那块绛红色的天鹅绒幕布。以至长大以后，只要说起儿童剧院，立刻会想起它的幕布。儿时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那样先入为主，自以为是，浅薄却不可磨灭。

回到大院里，我向小伙伴们吹嘘儿童剧院的幕布怎么好看，嘲笑我们的床单太寒碜。小伙伴们不服气，反驳我说：天鹅绒幕布有什么了不起的。长大有了钱，咱们也可以有天鹅绒幕布！不过，虚荣心作怪，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和小伙伴们一起躲在床单幕布后，跃跃欲试地等待着出场了。

不管贫寒还是快乐，童年都如同含在嘴里的一块水果糖，很快就化得干净。

转眼到了初三那年，突然，父亲病了，上不了班，只好提前退休，每月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资，全家只有靠爸爸的42元钱过日子了。紧接着，母亲也病了。

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夜。那年刚开春的时候，我正在准备初三毕业考试，睡得很晚。大约刚刚睡着，就被母亲的一阵咳嗽声吵醒，睁眼一看，里屋的灯亮着。父亲和母亲正悄悄说着话。我听出来是母亲吐血了。我再也睡不着，用被子捂住脸偷偷地哭了，又不敢哭出声，怕惊动父母和弟弟。第二天清早，我比父母起得都早。等他们醒来，我对他们讲：爸！妈！我不想上高中了，想报中专！我心里想的是，上中专吃饭不花钱，每月还能有点儿助学金。听完我坚决的话，父亲不再说话，母亲快要流泪了，眼睛四周的皱纹不停在抽搐。

没过几天，姐姐寄来两件东西，一件是为母亲办的一张铁路职工家属的医疗证，在北京指定的铁路医院里看病，可以报销一半医疗费；一件是给家里寄来的30元钱。从那以后，每月她都会寄来30元，一直寄到我高中毕业后去北大荒。

姐姐在信中对我说：母亲的病，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你只管好好学习，好好读高中，考大学！我听姐姐的话，不再提考中专的事情，父亲和母亲的心放了下来。

父亲一辈子攒下两件值钱的东西：一辆破自行车，一块比他年纪还要大的英纳格牌的怀表。他卖掉了这两样东西，给妈妈抓来中药。我到前门旧书店卖掉了可怜的几本课外书，又到王府井北口的集邮门市部，卖了攒了七八年邮票的那本集邮册。

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先是几个大人，看了我的集邮册，只想买其中的一些邮票。但我想整本卖掉，可以多卖一点儿钱。最后，一个大人从头到尾把集邮册看了一遍，抬起头问我多大了？我告诉他今年初三毕业。他说了句：哦，要考高中了？学习紧张，不集邮了？我没有回答，本想告诉他母亲病了的实情，可我没说。他痛快地把整本集邮册买下。我把钱交给母亲的时候，她竟然掉下了眼泪，抖着手里的钱，不停地对我说：你呀，你呀，你干吗要卖掉呢！

母亲的病好得非常快，每次看病，都是我陪着去。说来也巧，那家指定的铁路医院，就在王府井北口集邮门市部马路对面的一条胡同里。每一次去医院，都要经过集邮门市部，但是，我再也没有进去过。

儿童剧院，我倒是还去，在那里我看了《马兰花》《枪》《报童》《以革命的名义》等好多话剧。儿童剧院，是我戏剧最初的启蒙。有意思的是，后来我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学的是编剧专业，毕业的时候，我特别希望到儿童剧院去当编剧，能和儿童剧院续上前缘。谁想到，儿童剧院最后没有要我，要的是我的同学陆星儿。但是，命中注定，我和儿童剧院的缘分未尽。1987年，我写中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早恋》，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儿童剧院的人联系到我，几天里有好几位素不相识的人来到我家，为首的是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徐晓钟的夫人。说起戏剧学院毕业时候的往事，也说起童年到儿童剧院看戏的往事，便越说越亲近，他们希望我能把小说改编成话剧，由儿童剧院演出。我喜出望外，自然全力以赴。可惜，大概是自己不争气，功力不够，话剧改编完了，却以失败而告终，始终也没能在那个拥有绛红色天鹅绒幕布的舞台上，露露脸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