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是体育老师，她在北京女十一中任教时，我常去体育教研室“四面厅”找她——那里四面都是玻璃窗，能直接看到操场和校园内的假山石。“四面厅”有篮球，我抱起一个篮球玩儿，妈妈对我说：“持球的姿势不对，手掌不能和球贴死，要留有空间。”

一天，妈妈回家晚了，已过平时吃晚饭的时间；那会儿她骑着一辆二六的坤车，每天都忙忙碌碌，风风火火。进门后，她把一个方形的白色袖标放在桌子上，袖标上有仿宋体的“紫”字，她笑着说：“今天下午，教工女篮在什刹海球场打比赛，我是紫队的。”难怪她要纠正我持球的姿势呢！

或许受妈妈的影响，无论是在北京二中校门对面的操场上，还是在中央戏剧学院宿舍楼前的篮球场上，都有我打篮球的身影。虽然运球、传球、三步上篮我都会，但我一直不够资格参加校队、院队，反倒是我的夫人张筠英成了大学校队的队员，队长叶向真常把她放在首发名单里。可用不了几分钟，筠英就大喊：“换人，没劲儿啦，没劲儿啦！”向真说：“你再坚持一会儿！”筠英看我打篮球时，老讽刺我：“跳得挺高，没用，拿不着球儿，更进不了球儿！”好伤自尊啊！

青海省话剧团成立后，总想在篮球场上风光一把的我执意张罗一支篮球队。从北京电影制片厂调过来的杨建业在北京就是打篮球的好手，不仅球打得好，姿势还特别帅，和八一队的刘玉栋很像（当然，杨建业比刘玉栋更早）。再加上中央戏剧学院的同班同学何天龙，上海来的郜树义，山东来的赵同秋，农八师文工团来的卞志航，这支篮球队的阵容相当理想。

暂且不论队员的水平如何，光是球衣，就很惊艳！记得当时的话剧《刺刀见红》里有句台词：“首先要给人一种精干和帅的印象。”为了让话剧团篮球队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我力主绿色背心配白色短裤，背心上印“话剧团”三个字。还别说，这身球衣的效果极佳，在西宁打比赛时，尽管我们场场输，但一出场就会赢得满堂彩。每个队员都以演员上台的感觉跑进篮球场亮相，还不忘套上松紧护膝，乍一看挺像专业运动员，起码是区级运动队的！

在话剧团篮球队的日子里，有许多场景令我难忘。一是话剧团篮球队与歌舞团篮球队的比赛，那场比赛的篮球架有点特殊——一根木柱撑起一块木板，篮网早已被风吹得七零八落，残存的网条摇来摇去。哨声响起，弹跳力极强的撒拉族舞蹈演员跳球，却被杨建业勾手夺走，他快速向前场推进；歌舞团篮球队的队员都知道杨建业是高手，不停围追堵截，以防他中距离跳投。没想到他突然分球给我这个右边锋，真是恰到好处，我一个三步上篮，球打板进筐，在场观众齐声叫好！我得意忘形地跑着，这是我篮球生涯中“无双”的进球！现在陪小孙子打篮球时，我的脑海中还会浮现出当年进球的情形。

还有一次，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到青海演出，著名导演林兆华也来了。他是老师辈的大师哥，我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时，他即将毕业，我观摩过他参演的毕业剧目《罗密欧与朱丽叶》，那高挑的身材与灵巧的击剑动作，着实令人羡慕。我一直以为他会打篮球，热情地邀请他来青海省话剧团看看，联欢一下，打场篮球。林兆华导演答应我来话剧团看看，却再三强调他不会打篮球，但师弟的盛情难却，他只好硬着头皮上场啦！果然，他所言非虚，只见他站在篮下，双手高高举起，球砸到头上了都没接住……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小分队的人本就不多，又有高原反应，这场球自然是我们赢了，赢得不算光彩。林兆华导演对大家说：“你们在这儿工作真不容易，代表北京的师哥、师姐向你们问好！”

后来，话剧团篮球队终于有机会参加篮球联赛了，赛前还有运动员入场式的环节。我的同班同学王德才一表人才，据说招生时就想把他当成男主角来培养，虽然他不擅长打篮球，但擅长当“领队”——入场式时我们穿球衣，他穿干部服，走在最前面。正式比赛时，他还会要“暂停”，指着球筐不停比画，其实他说得都不对，但观众认为他是“教练”。好面子的我又鼓动开大轿子车参加比赛。话剧团的大院里有一辆淡绿色的大轿子车，团里的司机小王只开卡车，大轿子车很少启动，他说：“这辆车没毛病，就是太脏了，你们得好好冲洗一下。”我自告奋勇冲洗车厢。西宁的自来水格外凉，我一激动，水滋进袖管，我本能地抽手，打在车厢内的立杆上，把父亲给我的“铁达时”手表的表蒙碰裂了。可我顾不得这些，还让同班同学、毛笔字写得最好的王稔写了“青海省话剧团”六个大字，贴在大轿子车的车身上。当大轿子车开进会场时，又自成一道风景线，吸引了全场的目光。

李丁老师最爱看球，每逢话剧团有篮球比赛，他都是最积极的观众，不过他从不大喊大叫，只皮笑肉不笑地站在场边。他一出现，观众就不看球了，对着他指手画脚，大概是觉得这位形象特殊，表情特殊，还来回踱步，看不出他向着哪边。等比赛一结束，若问他观感如何，他会摇头晃脑地说：“又打了场娘儿们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