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不朽的落魄》《山河都记得》《故人在纸一方》《亲爱的笨蛋》等十四部作品。曾获人民文学新人奖、三毛散文奖、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优秀作品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等奖项。

还乡记

文/徐海蛟

一

“再也不能在这儿待下去了。”二十六岁生日那天，吃了母亲下的一碗“长寿面”，杨敬业做出一个重要决定，“一定要在明天离开这地方。”

这是杨敬业生活了二十六年的村庄。他喜欢那些曲折的巷子，喜欢黄昏的田埂；他喜欢百步尖，这是村庄倚靠的青山，一年四季苍翠葱茏；他喜欢亭溪，溪水日夜不停地自深山而来，以清澈甘洌养育了村庄；他喜欢村南那棵巨大的银杏，每当秋深，金色华盖撑开，落下一场阳光幻化的雨……可这一切，并不能留住杨敬业。

三年前，也就是一九九三年，他去香港探望二十年没见的姑母。一趟远行，让他突然意识到世界的辽阔，城市里有那样多的路，通往那样多的地方；而在城杨，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向东面去的小机耕路，另一条是从西北面大山间往外蜿蜒伸展的古道。

有一回，他和父亲各挑一担竹笋到临镇集市上卖，走到山间上坡路，簸箕晃荡起来，他下盘未稳住，一屁股跌在地上，竹笋飞落下来，重重砸在腿上。他并未即刻起身追赶疾步行走的父亲，索性坐下来，揉揉疼痛的小腿肚，风晃动着面前的茅草，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哀向他袭来。——这就是我的生活吗？除了望不到头的山，除了一亩三分地，除了树和竹子，这里还能看到什么？那年杨敬业十八岁，未能挤过高考的独木桥，只好回村学木工手艺。

杨敬业其实并不适合当手艺人。他喜欢读书，干活之余搬一张椅子在门口菜畦旁一放，脚搁在石头上，一读几个小时。他写得一手娟秀的毛笔字，读初中时，村里人逢年过节，红白喜事，要写对联或告示，都会找到他。但不适合归不适合，杨敬业学木匠却很灵，木匠这个活儿，除了需要一点力气外，还要靠头脑。别的小伙都是图方便，挑基本的活儿学；造房子，打柜子，造农具，十里八乡的木匠会的就是这些粗糙又实用的活儿。木工活的尽头，却是一项技术活，甚至可以说是艺术活。若要给它分类，“大木”建房修舍，“细木”打制家具，“圆木”打造桶盆箱壶，“雕花木”活计最精细，技术含量最高，这个工种是为房梁、门楣、床铺、柜子、窗户、太师椅等雕刻装饰花纹，内容涉及民间传说、山水人物、花鸟虫鱼……说白了，它已经摆脱了讲实用的阶段，进入审美形态。当初，父亲逼着杨敬业学木匠，杨敬业的条件是要么不学，要么就跟顶好的师傅学真正的技术。于是他跟了邻村韩岭的一个老木匠，挑了“雕花木”这门手艺。

杨敬业学得专心，手艺日日精进，很令老师傅满意。不过杨敬业忽略了一件事，在这个逼仄的小山村里，他的手艺多半用不着。他学的是“雕花木”，干的常常是“大木”和“细木”的活儿，村民们偶尔建房，有时打造几件家具，实在谈不上审美意趣。

杨敬业不死心。村民请他做个简单的活儿，例如打一只衣柜，他就一定要在柜门拉手上做一朵木芙蓉花造型。城杨流传着一个好笑的故事，说杨牵牛请小木匠杨敬业改造濒临坍塌的牛棚，小木匠给牛棚加了几根木柱，顺带在其中一根木柱上雕出了牛郎织女鹊桥相会。这件事非但没给他带来好评，反而让他在村民中落下一个迂腐印象。

不知什么时候起，杨敬业有了个“花炮木匠”的绰号，大概是说他的活儿做得花哨，这让他心里愤愤了一段时间。是不是从这个奇怪的外号开始，他讨厌起城杨来了？似乎也不全是。他还讨厌村里的路，讨厌半天一班的车，进一趟城得耗去一天……他从香港、上海回来后，似乎感悟到城市才是世界的中心。他喜欢更现代的生活，喜欢敞亮的高楼和璀璨的夜晚，他喜欢背诵郭沫若的那首《天上的街市》，就是描绘城市夜晚的。他还喜欢城市的便捷，医院、商场、酒店、咖啡馆……他喜欢喝咖啡，去上海时，他特意进咖啡馆点了一杯咖啡。看到周遭的人闲散坐着，轻声聊着，耳边有钢琴的声音，他心想：“他们过的才是生活。”

杨敬业不喜欢村里的人，不喜欢他们的生活方式，无论面对什么事，他们都是一副疲沓将就的样子，嘴里常挂着一句话：“我们城杨人，世世代代都这么过的。”邻居李红莲将家中柴草、杂物堆在一个违章搭建的草房中。草房自屋旁横出来，不但碍眼，还常散发浓烈的气味，飘进杨敬业家的楼房里。杨敬业的母亲和李红莲沟通不止一次，李红莲不是谩骂对方，就是哭天抢地说自己命苦：“我在自家墙上搭个草房碍着哪个挨千刀的啊，床上常年瘫着个半死不活的人，我们真是命苦啊。”李红莲的丈夫瘫痪在床，常年吃药，着实放大了她心里的敌意。还有杀猪的圆眼阿大，村里只他一个移动肉摊，你说要四两肉，他一刀下去准有八两。除了杀猪，他的另一个爱好是骂人，他曾扬言，要将猪粪泼到村支书的办公桌上。

不过，最终促使杨敬业下决心离开的，是一场相亲。两个人约在东钱湖边的韩岭老街见面，姑娘是镇上人家的，杨敬业一见就喜欢，和她沿着穿村而下的小溪散步。正值春天，万物如新，他们走过一棵樟树，杨敬业看到新叶在春阳里闪烁，顺势一跃，摘下一片叶子。当晚，介绍人来杨家传话，说姑娘没看中他。更令杨敬业沮丧的是两句话：土生土长的城杨人，姑娘不考虑；走着走着跳起来摘树叶，小伙不稳重。

离开城杨时正值秋天，风里有了凉意，路旁小雏菊开了，田野里晚稻熟了，稻穗在秋风里起伏着。杨敬业心里生出了丝丝离愁，但他没有回头。他要过另一种生活，尽管他还不知道另一种生活长什么样。

二

杨敬业先到了杭州，在一家装修公司里干木匠，由于手艺精细，活儿又做得踏实，常受雇主好评。谋个职，自然不是杨敬业的追求，他还想闯出一片天地。过了几年，他自己拉了个装修队，算是装修公司外包单位，这样一来，钱明显好赚了。可他仍不满足，他很快发现上海的装修市场前景更广阔，他的手艺有更大的用武之地。

杨敬业带着在杭州赚到的第一桶金和几个靠谱的电工、水泥工、木工，风风火火去了上海，凭借之前的经验，很快打开了局面。这个从小山村出发的小木匠，用十年时间，摇身一变成为装修公司老板，在上海有了车，有了房，有了家室，有了一双儿女。他尝到了成功滋味，变成了地道的上海人，连讲话的语气也变得软糯缓慢起来。通常来说，“成功人士”会想到回乡，毕竟大城市没有太多人注意到你的成功，只有回到小地方，成功才会被放大。不能说杨敬业没有过这样的念头，但因为一些事，他对城杨彻底失望了。

事情发生在杭州创业时期。有一天，他接到妹妹打来的电话，性情温顺的小妹愤愤地哭了一顿，说老父亲的手骨折了，原因令人震惊。——杨贵金养的一群鸭冲进父亲侍弄的菜地，将一畦刚冒出土的鸡毛菜扫荡一空。父亲前去理论，双方起了争执，杨贵金用力一搡，父亲倒在铺了水泥的村路上，摔断了右胳膊。

杨敬业怒火中烧，父亲一辈子要强，啥时被人欺负过？他连夜开车，从杭州赶回宁波，又从宁波赶回城杨。离开宁波东钱湖镇的时候，没有路灯，路两旁茂密的树林压过来，仿佛夜里行船。杨敬业赶回了老家，本想撸起袖子找杨贵金干一架，但两户人家已经在村委会协调下和解，父亲先去治疗胳膊，对方负责后续医疗费。“这样就结了？”杨敬业咽不下这口恶气，“那我也敲断他一条胳膊，我来掏医疗费，可以吗？”母亲说：“杨贵金拎着一只猪蹄上了门，诚诚恳恳向你爸道了歉。”

这就更令杨敬业憋屈了，他发现自己带着一腔正义赶来，现在倒有拿拳头砸向棉花的感觉。第二天一早，他驱车离了老家，一心只想快些回到城里去。这个地方真是难以改变，不仅改变不了面貌，也改变不了人心。往后五年，直到杨敬业在上海开了装修公司，他都没回过城杨。那么过年不回家探亲吗？当然要回，杨敬业可是很孝顺的，只是每次他只将车开到东钱湖镇，就不想往前了，镇上住着小姑一家，她最是疼爱杨敬业，拿他当自家儿子看待。于是，那几年他就将小姑家当成大本营，父母、妹妹都从城杨来这里，大家扎堆聚餐几天，年也就过完了。这种模式让杨敬业如释重负。

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杨敬业或许没有想到，一个生他养他的地方，是和他“绑”在一块儿的，总有一天会召唤他。这么些年过去，他很难说清自己究竟是离它更近了，还是更远了。

这不，二〇一六年冬天，杨敬业不得不回村住了二十天。父亲患上了直肠癌，动了大手术，做了化疗。杨敬业是个孝子，他再也按捺不住回家的心情了，决心将公司交给副总打理，回家照顾父亲一段时日。

再次回乡，杨敬业觉察到了村里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天翻地覆，不是沧海桑田，但它确乎发生着；古道整饬过了，村庄变洁净了，躲在角角落落的年深月久的垃圾不见了。这些都是外在的，用杨敬业的话说，这是“面貌”，是一层皮囊，并不代表灵魂。

不过这段时间，这个古老的村庄修正了杨敬业的一些认知，尤其是对城杨人的认知。能有这样的改变，大概和他这二十年在外闯荡有关，他发现，这地方的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坏”。例如李红莲，她确实性情强悍，但也很勤劳，儿女不在身旁，她一个人照顾丈夫，还要打理五六亩田地，很不容易。有一天杨敬业和她聊了聊，恍然明白，她违章搭建的草房里面放着许多木柴，是给丈夫煎药用的。再比如杨贵金，他听说杨敬业的老爹动了手术，特意从鸭群里挑了两只肥大的老鸭送来，还拎了一篮头生鸭蛋。杨敬业还发现，村庄里的生活令人心安，出门不用上锁，下雨前必有人帮忙收被子。和城市相比，村庄里的善意质朴、细小，就像田埂里蹿出来的小花，热烈自然。

二十天的回乡生活短暂又漫长，四十六岁的杨敬业，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生活过的地方，仿佛打开了一本少年时读过的书。他心里的偏见，已经被生活的筛子筛去了许多，他愿意带着理解的眼光看待这个村庄。每天早晨，他都要去村北面的古道走上一段，那是他小时候通往外面常走的路，是他挑着竹笋绊倒在地的路，是父亲从外面挑着粮油和糖果回村的路。望见晨曦越过村口，落在井然有序的屋瓦上，他的眼睛有些潮润。

三

父亲的手术做得利索，肿瘤切除后，未有向周边扩散迹象，身体恢复得快。二十天后，杨敬业重又离开城杨，一头扎进大城市快节奏的生活。

转眼到了二〇二〇年年初，疫情暴发了。装修房子的人少了，杨敬业的装修公司进入入不敷出的状态，苦苦支撑数月后，他只能中止公司业务，待日后重新开张。那段时间，母亲和妹妹常打电话给他，让他先回城杨住。二〇二〇年夏天，杨敬业再次回到城杨，顺便想想下步棋怎么走。

那阵子，城杨正经历着一场蝶变。村庄的每一个部分都在热烈生长着，中国人民大学的艺术学院教授带领团队进驻城杨，对村庄进行了整体设计，以艺术赋能乡村的方式，全面改造着这座古老的村子。原先的城杨，好比一本被人翻破了的旧书，而今它要轰轰烈烈书写新篇了。

通往城区的主路铺上了沥青，开阔井然。车行其中，青山次第打开，村庄渐渐入眼，仿佛进入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河道整治拓宽，亭溪焕出新颜。杨敬业卷起裤管，走到清可见底的溪水里，水花拍打着他的小腿。曾经多少次，他卷起裤管和村里的小伙伴在这条溪中玩耍，此刻的他，仿佛还能听到当初回荡在溪岸的笑声。

信步走去，村中已有了十几处景点。最令杨敬业触动的是三个篾匠，他们用掉近两千斤毛竹，在村口做出一个大型装置艺术——《竹编草帽》。没错，那个教授就是这么说的，这叫“装置艺术”。对于杨敬业来说，并不是作品本身的大令他震撼，而是“装置艺术”这个词和城杨的土手艺人连接在一起，让他的内心格外震动。他没有想过，城杨村这些土生土长的泥疙瘩，有一天竟能激发出艺术细胞。

回村不到两个月，有一天，村里派人来拆李红莲违章搭建的草房。让杨敬业诧异的是，李红莲竟乐呵呵地在现场指挥，还给村干部和干活的师傅递了茶水和西瓜。杨敬业有所不知，艺术学出身的教授，正到处挖掘村民身上的艺术细胞，这一挖就挖到李红莲身上了。她身上还有艺术细胞？杨敬业起先以为她身上只有吵架细胞呢。事实证明这确实是偏见。不到一个月，违章搭建处立起一个半开放的回廊式展示馆，教授和他的研究生还给取了一个网红名字——草帽物语。展出的一顶顶帽子，均出自李红莲之手，她的草帽编得娴熟细腻，有章法，一种凭直觉塑造出的美感，一股热烈的不事雕琢的气息，在帽子的经纬之间流动着。

改变的岂只是艺术细胞被激发？更难得的，是人的梦想和热情被激发了。杀猪的圆眼阿大成了“志愿者”，跟着建筑队兴致勃勃改建公园，改造村庄。千年银杏树旁，村民刘爱丽开了一个书吧，这也改变了杨敬业的印象，他总以为村里的人不爱读书，可刘爱丽告诉他，开书吧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她将石头小屋敞开，放上书，顺带出售自己做的小饼干、小糕点。她的藏书多得惊人，只是隐藏了很多年，今天才被看见。

一个轰轰烈烈生长着的村庄，最要紧的是人心的萌动和生长。几百颗向阳的心，几百颗富有创造力的心，几百颗深怀梦想的心，冲破了岁月的尘土，纷纷勃发起来。

城杨已经不是二十四年前的城杨了。

四

这一次，杨敬业在城杨住了五个月。整整五个月，他一直在打量这个村庄，试图重新认识它，认识它的面貌，发现它的内里。

“在新的时间坐标中，理想的村庄会是怎样的呢？城杨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村庄？”杨敬业在心里问自己。他隐约想到，理想的村庄是敞开的，好比一台联网的电脑，随时接受来自广阔世界的信息，以此带来改变。如此看来，城杨很有希望。

二〇二一年春天，杨敬业要返回上海了。他特意来到那棵千年银杏树下，仰起头，掌心向外，双手紧紧抵到树干上。皲裂的树皮仿佛时光留下的痕迹。他禁不住想，银杏树见证了村庄的故事，也即将见证一个新的时代，一个独属于这片土地和人的时代。和煦的风自东边吹来，树叶簌簌响着，仿佛回应了杨敬业心里的声音。这时，一个念头自内心深处冒出来：“我是不是应该回来，在这里做点什么？”

这个奇怪的念头，刚探出头，就被杨敬业挥手赶走了，它违背了他的初衷。车一路向前，驶离东钱湖，上了高速，杨敬业还是被方才的念头牢牢揪住了。初衷是什么？是执意离开一个地方？是一定要在城市和乡村间划出生活的界限？当然不是，初衷是为了让生命在适宜的地方开出花来。城杨的确还是村庄，但它迎来了现代的生活方式，这里的人有了新的观念，他们正在咬破习惯和世俗的厚茧，正在变得有想象力、行动力，变得包容开放。是的，这里不但有了咖啡馆，也有了钢琴的声音。当杨敬业坐在城杨的咖啡馆里，点了一杯焦糖玛奇朵，钢琴的声音清晰地叩击着他的耳膜，落进他的心海。

车还未到上海，杨敬业就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回城杨，做一个理想的民宿。这个愿望那样迫切，又那样坚定地占据了他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