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正月初七，夜读得知朱自清先生曾住成都宋公桥边，于是次日一早便借买菜之机寻访。沿先生当年从望江楼回家的路，过九眼桥到锦江北岸，顺江前行，到望江楼公园对岸，那里便是宋公桥大体的位置。这段几字形的路程不过两公里，不知先生曾来去多少回，一路又有几多忧愁几多愤懑几多欢喜。

我在这段路上来回寻找，都不见“宋公桥”的字样。宋公桥不在，宋公桥街应该在吧？地铁六号线顺江路站口北边有个围起来的工地，我绕着这片区域打探，穿过几个街口，拐进老旧的化成寺街，走到小巷的尽头，有鸡鸣鸟叫，仍不见宋公桥街。小巷门口有位老人，我便向他打听。老太爷朝三米开外的围墙一指：“早拆了！这个院子之前就是宋公桥街的。巷子这边是化成寺街，对面就是宋公桥街，我家户口本上也写的是宋公桥街。”总算找到一点蛛丝马迹，我便在这里驻足张望。小院米黄的围墙高过人头，里面是一排灰色水泥老楼，围墙里边还有一丛浓密的竹子，伸出翠绿的长脖子向小巷张望。小院四周多是五六层的老旧楼房，在旁边两栋六十余层的高楼映衬下显得更加沧桑。八十余年过去了，朱家旧宅的位置已模糊不清，这个小院应该是与之最接近的地方了。小巷不时有人经过，提着蔬菜早点，转过墙角就消失了。我想，当年朱自清也应该是这样，默默地在小巷来来回回，迎送吴宓、陈白尘、姚雪垠、吴组缃等文化名人。有多少人会知道，这个匆匆而过的清贫的身影有铮铮铁骨，怀锦绣文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朱自清随清华大学南下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1940年，昆明物价疯涨，教授们的生活陷入困境。考虑到成都物价比昆明低，又是妻子陈竹隐的老家，朱自清便安排妻子带上孩子们回成都生活。陈竹隐租了宋公桥报恩寺后院的三间泥地草顶竹泥篱壁的小房子安顿下来。朱自清获准休假一年，放了暑假就从昆明动身，辗转半月回到成都与妻子团聚，次日便去见在四川省教育厅教育科学馆工作的叶圣陶。朱自清在成都的日常工作就是读书、写作，受叶圣陶之约编写中学生学习国文的课外读物。那年11月，朱自清的四女儿出生，叶圣陶第一次踏进朱家住所，深觉“佩弦所赁屋简陋殊甚，系寺中草草修建以租于避难者也”。每逢下雨，屋内就一片泥泞。后来，陈竹隐的中学同学刘云波的妹妹、妹夫金拾遗夫妇赠送了八百块铺地砖，这才好些。

与叶圣陶的交往可谓他乡遇故知，朱自清难得开心。那天，他薄酒简菜热情招待叶圣陶，之后便一起到望江楼聊天。这是叶圣陶第一次登望江楼：“其处布置竹树房屋，雅整朴素。……在楼上坐片时，静寂之趣，足以欣赏。”

朱自清当时月薪不过四百一十八元四角六分，然而成都“索米米如珠”，米价并不比昆明低，1941年3月他记道：“本月支出五百七十元，数目惊人！”此时，朱自清四十三岁，人到中年的他在成都有嗷嗷待哺的小女，远在沦陷区扬州还有垂垂老父和三个难以顾及的孩子。山河破碎，时局动荡，他也没多少闲情逸致书写文学作品，但这一年，朱自清研究著述成果颇丰，学术名著《经典常谈》就是此时修改完成的。10月，休假结束开学，朱自清独自乘船顺岷江而下，经乐山、宜宾、叙永回到昆明。陈竹隐在成都带着孩子们艰难度日。后来，朱自清的大女儿到川大上学，陈竹隐也在川大图书馆当馆员以补贴家用。1946年，全家回到北京。这几年间，朱自清在成都居住的时间接近两年。他在成都街头埋首独行，在宋公桥的陋室里奋笔疾书，为抗战胜利奔走相告，为闻一多被害大声疾呼，这是他匆匆的一生中一段宝贵的时光，当然也是成都宝贵的文化财富。

我返回顺江路，对岸是为纪念唐代女诗人薛涛而栽的一片竹林，粉色的红梅一字排开，宛若一圈红绸。茂林修竹之上，朱柱碧瓦的望江楼卓然独立。宽阔的锦江安静东流，倒映着长桥大厦，倒映着江楼云影。

想必叶圣陶在朱自清返回云南之后，会重到望江楼公园，“独寻洪度井，怅望宋公桥”。朱自清一家离开成都十五年后，叶圣陶重游望江楼，睹物思人，黯然写道：“楼边丛林势干宵，江上烟波入望遥。顿忆佩弦埋骨久，隔江忍对宋公桥。”而今，薛涛制桃花笺的洪度井还在，然而锦江南岸没有了叶圣陶，锦江北岸没有了朱自清，也没有了宋公桥。

桃树、杏树、梨树，都开满了花。锦江春色来天地，而先生却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