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名儿是奶奶起的。

听妈妈说，1944年重阳节，奶奶发现一只喜鹊站在豆角架上望着她，一动不动。伸手去摸，喜鹊竟顺势站到了奶奶手掌心里，不停地喳喳喳叫。

奶奶把喜鹊捧回了家。刚进院门，就听见一声婴儿的响亮啼哭——奶奶看到了刚刚出生的我，她的第七个孙女，说：“就叫她喜鹊吧！”

从此，注定了我和奶奶一生的情缘。

我的家乡山东即墨是老解放区。有一天，奶奶回到家，说：“村里告诉我，咱家得出一个兵去支援前线。说咱们家儿子最多，怎么也得去一个吧？”

我的父亲是有名的孝子，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娘，你不用愁，我去。明天就走！”又说：“娘，你放心，我不在家，三个哥哥还能不管吗？”

谁料，奶奶前脚刚送走小儿子，三个大儿子就吵着要分家。奶奶苦劝加哀求，三个大儿子才暂且作罢。

没过多久，我的弟弟出生了。母亲带着我和弟弟本就艰难，三个大伯哥却重新提起了分家之事。

分家势不可挡，奶奶的哭声震动了古老的小山村，最后确定她在三个大儿子家轮流生活，一个月一轮。奶奶又说：“我要带上老五的女儿喜鹊一块轮，你们如果不同意，就别想分这个家！”

打我记事，就常听村里人说我奶奶如何如何刚强：我二伯父累死在地主家的地里，同时传来我闯关东的爷爷病死在东北的消息……相继失去两位至亲，可村里人硬是没见到我奶奶掉过一滴眼泪。

分家一事，奶奶却是当众大哭了。

此后的日子，奶奶挎着小筐，领着我，走村串乡“讨生活”。我胆怯地扯着奶奶的衣襟，跟在奶奶身后，这个月走进大伯父家，下个月走进三伯父家，一块不大的地瓜、一碗白水，每天两顿，再无其他。

每次，我和奶奶都知趣地低下头，把地瓜吞下就赶紧离开，返回我和奶奶住的小屋。只有那里，才是我们祖孙俩的自由空间。一间小屋，土炕占去大半，我和奶奶或坐或卧，共枕一个枕头，共用一床被子，尽管被子已经百孔千疮，但依然温暖。

我把双腿放在奶奶身上，奶奶紧紧地搂着我。听着我背课文，奶奶叫我这样背、那样背，有时还会给我讲很多好听的故事，比如岳母刺字、林冲雪夜上梁山……听着听着我就睡着了。

不等天亮，奶奶就会把我叫醒，让我起来做算术题。

到邻村去讨饭，遇上好心人给一块玉米面饼子，祖孙二人千恩万谢；有时要到一把花生或一块咸鱼干，奶奶就会放到一个小筐里，挂到炕上的最高处，实在饥饿难耐的时候，拿出来给我一个人享用。

我能够上学，在当时当地实属另类。那完全是因为母亲的开明，也是奶奶坚决支持的结果——应该上学的年龄，父亲解放战争之后，又整编制开赴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与家里失去了联系。母亲克服重重困难，义无反顾，坚持把我送到学校，恳求校长收下我，她说她坚信孩子的父亲没有死，她要把孩子培养成有用的人。

我在学校上课，奶奶会在外面等着，一放学就带我回到小屋复习功课，让我给她讲学校里的事儿。

我就读的郑家村小学条件极差，然而，那里是我人生的启蒙之地，是我后来走向军旅生涯的始发之地。

院子里安放着一盘石磨，我经常在那里推磨，把地瓜干磨成粉，每天吃地瓜面，一年365天不变样儿；逢年过节吃顿面条，也是用地瓜面擀的；饺子则是用地瓜面做皮儿，地瓜叶做馅儿。

大年三十，供桌上的五个大馒头才是实实在在的白面做的，惹得我和弟弟天天站在那里看。待到“破五”，撤下供品，母亲才会分给我们每人四分之一个馒头。当时我们多么盼望过年啊，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白面馒头，虽然每人只有四分之一个。

直到现在，我对白面馒头依然情有独钟，怎么吃都吃不腻。

弟弟九岁那年，我们终于把爹“熬回来”了——从朝鲜回国后，父亲转业，在吉林省延边自治州汪清县工作。回来是接我们一起去东北。

父亲陪着奶奶和我们过了一个温馨的春节。奶奶故土难离，说自己年纪大了，不想远行；无奈之下，父亲只好谨遵母命，我们一家四口按期上路。我一步一回头地看着奶奶离我越来越远，直到看不清了，看不见了……我开始感觉到，离开奶奶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

1957年夏天，我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升入柳河一中。经过三年住校集体生活，正当我满怀欣喜准备以全校第一的成绩保送直升高中部，我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来校挑选学生的人选中，并收到了经吉林省委保送到军事技术院校学习的录取通知书。

母亲说“我女儿命太苦，刚刚回到爹娘身边，又要分离，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去当兵呢？”父亲深明大义，极力劝慰母亲，终于按照部队要求的时间、地点，准时把我交到了接兵的军官手里。

来到北京，穿上军装，我有两个完全没想到，一是没想到我会成为钱学森老师的助手之一，二是没想到我这边学习边工作的学员，一个月还有23元钱的收入。

1960年，16岁的我，平生第一次拿到工资，情不自禁就想到奶奶，想到要把钱寄给奶奶。这时我才猛然想起，辛劳一生的奶奶竟然没有自己的名字。我只好把收款人写成堂兄，在汇款单附言中注明“劳烦堂哥收到后转交给奶奶”，并为此特意给堂兄写了一封信，问候之外，再次恳请他把钱交到奶奶手上，并表示希望能收到他的回信。

去信如石沉大海。我第二次汇款，还是没有回音，也没有收到退款通知和退回的信，却收到了一封郑家村小学郑老师的来信。我这才知道，我两次给奶奶的汇款，奶奶一分钱也没见到，都被堂兄取走了。奶奶委托郑老师写信给我，让我千万不要再寄钱，也不要再写信了！奶奶一切都好，身板硬朗，还和以前一样，在三个伯父家轮流吃饭，叫我不用牵挂！爸爸给奶奶的钱，也被奶奶分给三个伯父家了……

紧张繁忙的军旅生涯，马不停蹄，让我没有机会回去看望奶奶。1973年，春节将临，算来我已离开奶奶18个年头了，那段时间，我终日坐立不安，烦躁的心怎么都静不下来，心心念念牵挂着奶奶。计算着奶奶的年龄已是90岁有余，不知她身体如何？生活怎样？于是我心急火燎要去邮局给奶奶汇钱。

但是，邮给谁收呢？

想来想去，想到身在东北的父亲，不如让他转给奶奶。

期盼中，终于等来了父亲的回信，父亲告诉我：见到你的信和让我转给奶奶的钱，我放声大哭，因为奶奶已于腊月初八那天永远离开了我们……那一天，她把自己从头到脚擦洗得干干净净，换上平日舍不得穿的衣服和鞋袜，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上炕，躺下，再也没有起来……

奶奶的音容笑貌，那间盛满奶奶的爱的小屋，我和奶奶相依为命形影不离的点点滴滴，顿时涌上心头，浮现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