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四季有表情的话，微笑当属于春天。

3月22日，中国现代文学馆一期名为《文学馆的春天来了》的视频特别好看。文学馆院子里的玉兰花和一同入镜的丝丝垂柳，在蓝天、风中、阳光下笑意盎然，摇曳生姿。

那天，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在微信上一句“来看花”，我的心先飞回了北京。

我曾经是澳门驻京机构的外派工作人员，后来在北京安家，做了北京媳妇儿，北京一住就是十多年。记忆中每年一到三月，家门前那株玉兰，如约开花，我形容这是京城早春里的第一抹笑容。

春天的北京，成了花海。识花如认人，奈何我患有“脸盲症”，记不住人脸，也分不清花容。在我眼里，唯独玉兰，有很高的辨识度。玉兰有绰绰仙姿，她的向上生长之态，有恰到好处的骄傲。对于这个世界，不讨好、也不低就。

今年，是我从北京搬回澳门的第九个年头，却从未停止过对这座城市魂牵梦萦的思念。这份思念里有玉兰花。

一周后，我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不专为看花而来，却也为看花而来。

以文学的形式“回家”

3月29日，我们四十三位港澳作家应中国作家协会之邀，在北京开启为期三天的“作家回家”活动。加上今年是澳门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纪念，“回家”恰逢其时，别具意义。

三天活动行程，尽显中国作协设计心思。除六场文学畅谈交流外，我们游故宫、过后海、穿烟袋斜街而行、赏什刹海夜色；走进天津，参访冯骥才文化研究院、梁启超故居、李叔同故居，还聆听了一场82岁高龄的冯骥才先生讲他对民间文化守护历程的讲座。与紧凑行程并行的是媒体采访安排，让我们尽可能地在媒体上多多宣传港澳文学的现状和未来，让更多读者认识港澳文学和作家。

首日活动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进行。文学馆所在路段被命名为“文学馆路”，可见这座城市对文学的尊重。进入文学馆，站在洒满春日阳光的院落里迎接我们的中作协全体书记，和那些早在一周前就隔屏见过的玉兰花，是映入眼帘的第一道“回家”的风景。

李渔在《閒情偶寄》里形容玉兰：“千幹万蕊，尽放一时，殊盛事也。”

我曾无数次回自己在北京的家。这一次，玉兰花见证，我们以文学的形式回中国作协大家庭、中国文学的“家”，殊盛事也，当为盛事！

高尔基建议把文学叫做“人学”。文学是以人为描写的中心，探索和表达人性。“大仁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伟大文学作品，无一不是以悲悯之心写人。我们读过的文学作品，必然是为细节的描摹而感动、而记得。因文学之名的“回家”活动，同样是以细节温暖和感动着每一个回家的人。

会场内的欢迎仪式，铁凝主席目含温情，走到代表团每一个人面前，亲切握手并说 “欢迎回家”！我从宏森书记手上接过中国作协颁发的入会纪念牌，上写“今天是您成为会员的第5031天。您以优秀的作品，点亮万家灯火，我们以文学名义，向您致敬！”我既为自己是作协大家庭的一员而骄傲，同时又为自己未能写出好作品而惭愧。回澳门后，我把这块纪念牌放在书桌上，用以时刻提醒自己不辜负作协会员的身份。文学于我，是阅读经验和写作经验叠加成的人生经验，并成为我的人生底色，它让我知道这世上有很多远比金钱珍贵的东西。

此次，我们也应中国现代文学馆之邀带来个人作品入藏，同时带来了前辈作家们有温度的手稿、信劄捐赠给文学馆，它们和文学馆九十多万件藏品团聚，让澳门文学以回家的形式汇聚到中国现代文学百年文脉之中。主持澳门日报副刊多年、也是代表团成员的汤梅笑捐了前辈鲁茂、穆凡中的手稿；八十多岁的李观鼎先生也捐出自己的手稿。《澳门日报》两位老社长李成俊、李鹏翥的手稿，我多方问道求索不果。捐赠藏品中如果没有两位老社长的手稿，此次“回家”，终觉遗憾，难称圆满。

我想到自己珍藏有两位老社长的信函，便询问王军副馆长文学馆是否也收藏信劄，他很快回复说“意义重大”，着我一并带上，并且建议我向媒体多讲讲两封信劄背后的故事。

两封信

澳门文学特色之一是副刊文学，绝大多数澳门作家从副刊“豆腐块”写作起步。《澳门日报》的文学副刊一办数十年，培养了众多作者。每年报庆日，报社邀约众多副刊作者餐叙，是延续至今的传统，有宴开二十席的壮观场面。在纸媒面临巨大生存压力的今天，有些地方纸媒取消了副刊，而《澳门日报》的副刊仍然是我们发表作品的主要平台。这当居功于李成俊、李鹏翥两位老社长开拓性的建树，也有现任社长陆波的坚守。此次我们也带同陆波社长代表报社向文学馆捐赠的澳门回归祖国当天的一整套《澳门日报》。

我珍藏的第一封信函，是李鹏翥先生的。

1997年，我出版了人生的第一本小书《戏笔天地间》。我把新书送到报社楼下转交李鹏翥先生。几天后，我收到先生的回信，很是惊喜。我没有想到时任总编辑的先生日理万机，会把默默无闻的小辈的书当成一件正事对待。信中先生称我为“欣欣小妹妹”，理由是称“欣欣小姐”太见外。我更没想到他说书中文章很多已在报上“先睹为快”。那时我爸常常对我耳提面命：“文章发表了就会有人读，一定要认真对待你写下的每一个字。”──此言不假。当然，“文字清新，见解也新”──实在是先生对我的鼓励和谬赞。他称赞封面选画和设计都好，询问出自何人手笔，并说：“窃以为找一个近于米芾风格的更配合文风，这可能是苛求，或吹毛求疵了。一笑。”

第二封信的日期，是2013年5月21日，落款人“李成俊”。

澳门基金会联合作家出版社、中华文学基金会于2014年在内地出版第一套《澳门文学丛书》，含二十本老中青三代澳门作家文集。逾九十高龄的李成俊先生委托我从他的三本文集中精选文章合成一册，作为《澳门文学丛书》之一册。书出版在即，信是回应我索要作者相和简介文字等要求。然而，先生在信中特别说到，要我执笔代写后记，以便向读者说明全书“装修”过程──“这才恰当”；还说道：“书名除作者外，还应列明编者欣欣。未悉以为然否？”这其中体现了先生对人的尊重，眼中看到的是我努力的过程；对我未能尽如人意的编辑水平，却宽容以待。书出版了，我没有遵先生嘱咐写后记，更不敢在作者名之外加上自己的名字。

在选编文集过程中，我除了担心自己力有不逮、达不到先生要求外，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愉快的阅读历程。先生是老报人，笔下也是现今难得一见的报人文风。给我的信，通篇以“弟”自我谦称。书名为《待旦集》，因作者有过东江游击队战斗经历、后来又长期从事报业工作，对“枕戈待旦”终生难忘，对“审稿待旦”记忆犹新。忆人、忆事以及战场上的峥嵘岁月，经过时间的淘洗沉淀，下笔成文，举重若轻，更为澳门新闻、文坛的历史补白。据说先生可以背诵《红楼梦》的章节段落，文集中收有论及芹翁“笔误”的文章，实可视为“红学”研究成果。

两位老社长都曾是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每年来京趁开两会之便，会邀约我夫妇小聚。有一年，李成俊先生一落座，便念道：“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然后看着我问：“我怎么想不起这几句词曲的出处来？”先生是有心考我吧？这出自清孔尚任《桃花扇》剧末套曲《哀江南》，描摹沧桑兴亡，说古，也论今。它和《长生殿 弹词》，我视为词曲双璧。

文化传承，重要的是精神的传承，传承前辈作家处世的谦和之心、对人的关爱之情。如今，这两封信札被安放在最应该安放的地方，也是回“家”。写到这里，我想起回“家”之行在最后一站李叔同故居看到的文字：“华枝春满，天心月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