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年前的秋天，毕勒古泰山下，阿爸带领师生和村民种下的白杨树已蔚然成林。到了秋季，金黄的叶子片片飘落，阿爸漫步林间，内心激动又宁静。此时，科右中旗西日嘎苏木（相当于乡）三年一度的干部选举大会刚刚结束，阿爸高票当选副苏木达（相当于副乡长）。选举开始前，有人试图暗箱操作，把阿爸调到其他苏木，好让“自己人”当选。西日嘎村大队书记得知这个小道消息后，害怕选举真出问题，带领村里十几个干部一起去旗里找到副旗长（旗相当于县），恳切地说：“如果小呼不能参与选举，不仅我们不答应，村民们更不答应。”

第二年，旗政府下文件，要求划清苏木与苏木之间，村与村之间的边界。阿爸负责划分西日嘎苏木的边界。这片山地草原地广人稀，历史以来，村与村之间界限不明，村民们都想为自己村多争点地盘，纠纷由来已久，以前因为边界问题常发生打架斗殴事件。这项工作牵连广，难度甚大。阿爸和其他苏木的干部，还有苏木内二十几个村子的书记一同商议后，从旗土地局找来二十多年前的地图，决定以此作为依据开展工作。所有人都觉得这是最好的方法，可具体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

一天，西日嘎村的几个村民把邻村白音温都尔村的一个村民按压在拖拉机车厢内，开进了树林。他们把阿爸叫了过去。领头的是个高大、强壮的汉子，在村里有一定的地位，且与阿爸有旧交。他指着拖拉机对阿爸说：“老弟，你给我好好收拾一下这个人。”阿爸忍着怒气说：“什么叫给你收拾？你们这是在犯法！”领头的不满地说：“他把我们刚栽好的树苗全部掀翻了。”被压住的男人说：“现在苏木都划清边界了，那块地已经归我们村了，你们不讲理，就想霸占那块地。”领头的提高嗓门，对着他喊：“那块地本来就是我们村的！”被压的男人也喊：“历史上就属于我们村，现在划完了更是！”领头的大喊：“你还把我们村的几头牛扣下了。”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眼看着又要动手，被压的男人拼命挣扎。阿爸知道，这时只讲道理已无法解决问题，好在被压的男人没受伤。阿爸伸出手说：“你们先冷静一下。”领头的男人轻蔑地一笑，把铁一般硬的手搭在阿爸的肩头，说：“如果你不行，就把副苏木达的位置让给我吧。”其他人跟着他笑起来。阿爸一米八多的大个头，身材魁梧，但领头的这个男子一米九多，比阿爸还高出半个头，体重二百多斤，更显强壮。他平时做事过于鲁莽、霸道，曾经擅自把一个小偷打到不省人事，也不肯听人劝阻，阿爸渐渐不再与他来往。他经常跟村民们说，他才应该当苏木干部。此刻他死死地捏住了阿爸的肩头。阿爸用力握住他的手腕，把他的手掰了下去，然后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字地说：“西日嘎村和白音温都尔村都归西日嘎苏木管，这事你还没有资格管到我头上，你们现在必须放人！”树林里一下子安静下来，领头的男人悻悻地甩着手，谁也没敢再说什么。

那天，阿爸想了一中午。到了下午，阿爸把两村的干部和当天产生矛盾的所有人召集到苏木会议室，说：“各位老乡，紧挨的两个村子不就是两个兄弟吗？应该相互帮助，彼此包容，不应该反目成仇。”两村的干部同时点头，除了领头的男人，另几个人低头不语。阿爸继续说：“那块地适合放牧，不适合开垦。政府提倡承认历史，照顾现实。依我看，那块地不如就那样放着，白音温都尔村在那里以放牧为主，如果西日嘎村的牛羊，或者说两村的牛羊相互闯入对方边界，赶出来就行啦，你们看怎么样啊？”阿爸的语气非常温和，但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定。人们沉默一阵，随即开始鼓掌，领头的男人摔门而出。

阿爸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了好几起因边界产生的矛盾，因此得罪了好些个“刺儿头”，但更多的村民越来越拥护阿爸，那些“刺儿头”始终不敢惹事。阿爸每次给村民们丈量田地、牧场，都做到了公平公正，没有偏袒谁，没有欺负谁，所以村民们从心底里尊重阿爸。

1988年至1990年间，旗政府所在地巴镇和西日嘎村之间开始修砂石路。原来坑坑洼洼的土路快通不了车了，尤其赶上雨雪天气，起起伏伏的山路大坑小坑随处可见，有骑摩托车掉沟里的，有开拖拉机翻车的，有牛车马车陷进泥里的……由于条件所限，交通局下文件，让村民参与义务劳动，大家共同把路修起来。但要具体实施时，苏木领导觉得，号召二十几个村子的劳动力去修路，有相当大的难度。而这指挥、监督修路的重任就落在阿爸身上。阿爸没有推辞。阿爸给村民们开会，说：“修路的目的不仅仅是方便我们去镇上卖米卖牲口，更重要的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能畅通无阻地去镇上读书。这是我们的责任。”村民们备受鼓舞。这项工作没有出现领导们担心的问题，相反，村民们铆足了劲干，谁干得好谁就会受到大伙儿的赞誉，谁偷懒谁就会被大伙儿监督，群山里回荡着村民们干活的声音和歌声。

不到三年，宽敞、平坦的砂石路从西日嘎村直通巴镇。我小时候，哥哥经常骑着阿爸的自行车，让我坐到横梁上，沿着砂石路骑上东坡顶上，然后调转车把，向西日嘎村俯冲。哥哥在风中喊：“这可是我们的阿爸带队修的路啊！”

修路期间，西日嘎村开始通电，中心小学却迟迟没供上电。校长多次找相关负责人，但一直得不到解决。那天，校长再次碰壁，正垂头丧气地走在路上，迎面碰见了阿爸。他向阿爸诉苦，眼泪鼻涕流了一脸，又委屈又可怜。阿爸问：“为什么不供电呢？”校长说：“领导说如果给学校供电的话，变压器就会超负荷工作，很可能爆炸。”那时情况特殊，哪个单位想通电，就得给苏木交一笔钱，苏木用这些钱维护供电耗材。校长继续说：“其实，就想让学校多拿点钱，可学校现在哪有钱啊！”

这事本来不归阿爸管，但阿爸实在看不下去了。那天下班，阿爸特意到中心小学走了一趟。几十个学生在上晚自习，五六个一组，长条桌拼在一起，中间放一盏油灯，散发着微弱的光芒，昏暗的教室里充斥着浓重的煤油味。学生们低头学习，眼睛离书本不到十厘米，当他们抬头时，鼻孔和嘴巴都是黑的。阿爸看着这一幕，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强忍泪水，走出了学校。

第二天，阿爸找到村里的电工问：“变压器真的无法承受吗？”电工把阿爸拉到没人的地方，悄悄告诉阿爸，目前的变压器不仅能供应学校，还能再点一百只四十度的灯泡也没问题。电工反复叮嘱，千万别说是他说的。阿爸随即找相关负责人反映情况，结果两人吵起来了。负责人喊：“变压器万一坏了，爆炸了，死人了，你能负责吗？你能负责得起吗？”阿爸也喊：“二十几个村子的孩子都在中心小学读书，他们还没走出西日嘎前，一个个都视力减退，呼吸道感染，你能负责吗？你负责得起吗？”负责人喊：“那没办法，困难就是困难，你这么同情学生，那就让学校拿钱来！”阿爸说：“我找镇里的明白人看过，变压器完全没问题。”负责人自知理亏，一时间说不过阿爸，恼羞成怒，转身离开，把阿爸告到了旗领导那里。经过调查后，旗领导认为阿爸没有错，支持给学校供电。

几天后一个黑漆漆的晚上，西日嘎村西的中心小学突然从黑暗中亮起来。整个学校的师生们狂喜，他们在灯光下齐声高喊：“电万岁！电万岁！电万岁！”那一夜，师生们兴奋得睡不着觉。他们的喊声传到了西坡上，阿爸站在坡顶，泪水在灯光中闪烁。

1993年，西日嘎苏木选举大会开始前，阿爸突然被调到另一个苏木任副苏木达。有人说，那是因为有人怕阿爸被选上正苏木达。好些人想替阿爸去旗政府反映情况，但阿爸只是一笑了之。到了陌生的地方，阿爸不仅解决了当地老师们工资被拖欠的问题，还给老师们争取到了年终奖金。

那时，阿爸每隔十天半个月才能回一次家。我只要听到摩托车的声音，就会跑出屋子，爬到牛棚顶上，向东望去。在一次次的失落中，阿爸会不期而至。

三年后，同样在苏木选举大会开始前，阿爸又一次被调到陌生的苏木，这次他降职成了普通干事。很快，这个苏木的选举大会开始了，但阿爸对当地村民来说是一个陌生人，他刚来，也没来得及为村民们做些什么。选举结束，阿爸不出意料地没被选上。但来参加并监督那次选举的领导里，有一位旗委副书记。她把阿爸叫到会议室仔细询问情况后，语重心长地说：“呼苏木达，抱歉啊，让你吃了这么多年的哑巴亏。您不要担心，我回去后，您等信儿！”不久，阿爸的调令下来了，阿爸被调到了旗纪检委监察局，职务是副局长。

阿爸在西日嘎苏木时，起初是宣传委员兼党委秘书，后来管理后勤兼组织委员和纪检委员，再后来是副苏木达……他的时间被挤得满满当当。那时，国家提倡计划经济，每年过年前，旗粮食部门给一口人发三到五斤的白米白面等细粮。阿爸负责开让村民去旗里取米面的介绍信。二十几个村子，有的村子派一个人来，有的村子派几个人来，有的村子一户户地来找阿爸。阿爸为了让村民们过年都能吃上细粮，忙得连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一年腊月末，额吉正在用旧报纸糊天花板，吊顶是用向日葵秸秆做的架子。额吉把用面粉做的糨糊，抹在旧报纸上，一遍遍踩上凳子，一张一张地糊天花板。这期间，额吉还要照顾炕上待哺的女儿。中午，阿爸刚回到家，还没来得及喝水，有个人就急匆匆找到家里来开介绍信，那个人没有关门，跟着他跑进来一头猪，额吉差点被撞倒。猪在屋子里乱窜，后来跑进厨房，把额吉腌好的一缸咸菜拱破了，从一米多高的缸里淌出一地的咸菜，把额吉心疼坏了。额吉哭着说：“别人要过年，我们也要过年啊。”但额吉无论受到怎样的委屈，始终支持阿爸的工作。

阿爸为西日嘎做了很多事，这些事像原野上的春风一样，温柔地抚摸过群山、树林和河流，然后向天空飘散。但这片沉默的山地草原会记住这些事，那些老一辈的村民们，至今仍管阿爸叫“呼苏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