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20日，中国作协创研部在北京召开《梅洁文学作品典藏》（七卷本）座谈会。我万万没有想到，评论家田珍颖女士在丈夫逝世不久、心情极度悲苦、身体欠佳的情况下参加了会议。

座谈会开过两个月之后，在京城乍暖还寒的3月，我去京南方庄看望田珍颖。自1992年因《山苍苍，水茫茫》结识了时任《十月》杂志副主编的田珍颖，二十多年里，我一直称她为“田姐”。客厅里，田姐坐在我对面，异常平静地说：“这世上任何的悲苦都只能独自承受、独自体验，任何人都替代不了。幸福也一样……”

3月的阳光从17楼的窗户射进来，一片暖洋洋，阳光里的田姐显得分外安详。望着田姐，我就在想：这世间真正的智者，任何时候都不是向外索取的，他们呈现给世间的美好仅是其承受苦难的力量外现。任何高贵的内心都是安静的，从不奢求，更不张扬。

转眼，清明到了，在此之前，田姐已和儿子一起在京西万佛华侨陵园安葬了丈夫的骨灰。我的丈夫也安息在这座陵园。为丈夫扫墓那天，我收到了田姐发来的短信——

梅洁好！清明扫墓，又遇三位老友……扫墓相见，不胜感慨，之中有几位是我这样的年高者，大家笑约：待以后我们到地下要办万佛园阅览室和杂志。清明无雨也成泪，你心情别太沉重。祭告你的亲人，这里不寂寞。我们将来会有一个友情醇厚的大家庭，你的亲人也是其中一员。

站在丈夫墓前，我笑望满山葱绿的万佛山，却已泪流满面。我把田姐的短信念给丈夫听。之后回复：“田姐，那时你办杂志，我还是你的作者……”

记得第一次见到田珍颖是1992年9月。当我怀揣着《山苍苍，水茫茫》文稿来到《十月》，同她讲述了鄂西北那块土地、那方人民之后，她就和我一起流泪了。她对我说:“作家最担心的莫过于找不到理解自己作品的编辑。”这个世界上，真诚的理解似乎已越来越少。我们每每像守护儿女般怀揣着自己的作品，为找不到理解者而伤心、落泪，但我们内心却永远自尊自爱着。

后来，田珍颖告诉我，在接纳作品的那天晚上，她的父亲来北京参加全国两会。在亲人短暂相聚的时刻，她向父亲讲述了鄂西北那块土地和人民……父女俩感慨之余，对那块苦难而神奇的土地充满了敬意和同情。此后的日子里，她便不断地给我写信、打电话，就作品本身进行反复切磋，直至发表。

以后的年月，我和田珍颖的相处便是心灵的。

北京这个城市太大，大得朋友们想聚一下没有一整天时间根本无法实现，加之我和田珍颖都是那种不喜热闹、只好独处的人，为此，心里有了想说的话只好打电话。

在一次又一次的电话联系中，一个优秀职业编辑的思想、襟怀以及对作者、作品的尊重，深深地感动也震撼着我。她说：“作家把书写好了，把文章写好了，交给编辑才能发表。编辑这个职业说好听了是桥、是舟，作者要踏在这座桥上，作品要乘上这艘船，才能抵达对岸。对岸是什么？是亿万渴望精神慰藉的心灵，是民族文化的灿烂星空。还有一个比喻，当编辑就是当文学的挑夫，就是帮作家把作品背上山、挑上山、扛上山。没有这种责任担当，不把民族、民众的命运扛在肩上，当编辑干什么？”

她又说：“稿子并不是光靠看，有时要闻其味，那是言外之音。我每每不是看稿子而是闻稿子。我深知，每一篇好作品都充盈了作家的呼吸，布满了他们的生命气息，编辑一定要闻得出来这呼吸、这气息才是称职。”

2016年那场座谈会上，田珍颖从“人民性”和“深情”两个价值取向上，激情阐述了她的意见。

田珍颖这样阐释我作品中的“人民性”——

“她塑造了一个庞大的人民群体，这个群体极具草根性，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纯粹的人民。他们几千年来，以自己的勤劳和勇敢，顽强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他们和那块土地上的阳光、水共同生存，并代代相传。梅洁笔下的这个群体是动辄以‘万’来计数的……每一个数字后面，都是一个生命、一个命运、一个故事。梅洁将这‘一个’‘一个’连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从这个庞大中，他们显示出惊人的强大……我们说是‘人民性’这三个字构成了梅洁创作的一个价值高度。”

接着，又这样阐释我作品中的“深情”——

“和作品的人民性一样，深情支撑了梅洁庞大作品的结构和丰富的内涵。梅洁融汇在作品中的深情，是一种灵魂的出行。如同古日耳曼人能在深夜听到太阳向东运行的声音一样，梅洁怀有这样的灵性和情怀……”

清风如絮，阳光如瀑，轻轻送来天堂人间殷殷的问候。

沐着京西四月的清风，我向两个儿子静静地讲述着。两个儿子听完，便说：“妈，你与田老师有这样的友谊真好！田老师是真正优秀的知识分子！”

我相信，此刻，天堂里的丈夫也肯定听懂了两个文学女性心灵的真音。

仰望四月朗朗晴天，我想：在生命来了去了的轮回里，我们会化蝶、化烟，但我坚信，无论在哪里，无论以哪种形式存在，我们有过这样的生前，一定会有这样相知相遇的生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