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有故事，偶尔也会酿成事故。而别人家的阅读故事和事故，都可以变成自家的阅读动力和阅读素材。

一

中国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安静读书的镜头不少。前些日子，有媒体将上海地铁里的阅读者和他们阅读的书籍拍了出来，并且做了细致的分析。这些阅读者和他们阅读的书籍涵盖中外，语言也不限于中文，十分契合国际化大都市的形象。

相应地，阅读方法指导类书籍如今也越来越受重视。细细搜寻一下发现，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加重视写这类书。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如何阅读一本书》，书中细致讲解了阅读技巧。当这本书流行开来的时候，我曾不以为然：读书哪里需要什么技巧啊，拿起来读便是了。

有这种想法的不光是我，西方圣贤奥古斯丁和中国古代名将吕蒙大概也会加入同一个阵营。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中讲述了自己浪子回头折节读书的故事。某一日，鲜衣怒马放荡不羁的奥古斯丁正在花园里无所事事，忽然听到邻家孩童在大声地唱：“拿起，读！拿起，读！”那稚嫩的童音瞬间击中了他，让他觉得这就是神的昭示。于是，拿起恰巧就在手边的《保罗书信》，随手翻开一页读了起来。正是这相当随意的一瞥，让他看见了足以破除内心疑惑的句子，于是他幡然醒悟，改邪归正。

吕蒙刚执掌军中大权的时候，孙权劝他多读书。吕蒙不听，以军务繁忙为由拒绝。孙权批评他说：我只是想让你从书中学到实用的智慧。你说你忙，能有我忙吗？我治理国家比你治军要忙得多，但是，我每天都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吕蒙无言以对，只得去读书。后来鲁肃前来拜访吕蒙，谈话间发现吕蒙已经变了，于是感叹其不再是吴地的那个阿蒙了。吕蒙的一番答语很妙：“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

还有苏轼这位天性乐观的天才。他的学问靠天赋，也靠读书得来。在对待阅读的态度上，他曾说过“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我昔家居断还往，著书不复窥园葵”。意思很容易理解，就是说，读书只要能专心与有恒心就够了，没有什么其他方法。

二

问题是，读书的专心和恒心从何而来，或者因何而起呢？不同的人读书，有不同的起点和动因。有的人与奥古斯丁一样，因为某个巧合的机缘而爱上读书，由此成名成家。但是，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需要有人提供阅读指导，教一些有用的方法，比如，如何猜读与跳读，如何提升阅读速度，如何抓住字里行间隐含的真意与妙趣，等等。

苏轼也不是生来就爱读书，他的父亲苏洵对其严加督责，才把他培养成才。苏洵年少时同样不喜欢读书。在二兄苏涣的影响下，二十多岁才开始为了科举而发奋读书。他进京赶考多次，次次名落孙山。无奈之下只得居家不出，带着苏轼与苏辙闭门读了十年书。十年苦读的成效卓著，成就了三个伟大的文学家。不过，苏洵的严格管教给苏轼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60岁的苏轼还心有余悸。他刚被贬到海南时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还是个儿童，正在嬉戏游玩时，父亲突然过来检查功课。按照父亲的规定，他应该把《春秋》读完。可是，眼下刚刚读到庄公初年。怎么办？苏轼异常害怕，以至于从梦中惊醒过来后，心脏还怦怦乱跳。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

从父子三人传世的文章和诗歌中可以看出，关于如何读书，苏洵总结过自己的失败教训和别人的成功经验，找到了一些行之有效的阅读方法。在给欧阳修写的《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他曾做过一些粗略的介绍，概括地讲就是熟读深思，但这并不足以指引后来的读书人。

这也许是中国人的普遍特点：虽然讲求方法，但是更重视实践，很少有人会写《如何阅读一本书》这样的书。但西方人都有“谈谈方法”的偏好。曾经开办过学校的古罗马教育家、演讲家昆体良为了培养雄辩人才，专门编写过详细且可行的阅读指南，他的指南至今尚存，中译本《昆体良教育论著选》中就收录了不少。昆体良介绍的一些阅读方法经过后代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的逐步改进与完善，已经成为各国语言学习者通用的基本方法。

三

当然，阅读方法只是入门的钥匙。“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会读书的人经常能够找到阅读的动力或者兴趣，但也难免犯错，酿成阅读事故。

苏氏父子三人用他们的熟读深思法则来阅读，总是能从书籍中发现逻辑漏洞，经常兴致勃勃地与古人争辩。别人无论讲什么，他们差不多都可以找到反对的理由。比如，在《论语·学而篇》中，孔子明确主张“无友不如己者”。苏轼不很赞同，认为“如必胜己而后友，则胜己者亦不与吾友矣”。言下之意，你想和比自己厉害的人交朋友，比你厉害的人有同样的想法，一定会不屑于和你交朋友。

那么，孔子的说法有逻辑漏洞吗？未必。因为老夫子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老夫子还说过：“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在他看来，“上知”是最聪明的人，属于“生而知之者”，不必教诲也不可学习；“下愚”也就是最笨的人，不必向他学，也不可以教诲。绝大多数的人都应该是中等智商的人，既非“上知”，也不是“下愚”。好学不倦的孔子就自认为是中等智商的人，从不神化自己，不敢自称圣人或仁者。在他看来，我们这些中智之人都有自己的“善”，也即一己之长，如果别人的一己之长比我厉害，就值得我学习，如果别人的一己之长不比我厉害，或者对面过来的是个一无是处的人，那我就不要和他交友了。

这么看来，苏轼也许违背了自家的熟读深思法则。至少，他没有就《论语》全书立论，没有顾及复杂情况，只在单一层面的逻辑链上找问题。

相比之下，同样重视熟读深思的朱熹就慎重多了。这位大儒临终前几天还在阅读《四书》，修改他特别看重的《四书章句集注》。因为读得透，他对《论语》的理解也比别人要通透。比如说，他把“学而时习之”中的“学”解释为“效”，就是抓住了孔子“择善而从”的宗旨。专门与朱熹较劲儿的清代人毛奇龄不同意这种解释。他的理由有好几条，其中一条是，前代人从来没有这样解释过。这个理由很值得警惕，前人没有的解释后人未必不能有。更何况，实事求是地讲，《论语》中的“学”虽然不只有“仿效”的意思，但是，“仿效”的确是“学”的第一步。朱熹之所以敢于突破前人，自信心来自熟读深思，来自他对《论语》的全面把握和深刻理解。

苏轼的误读不会减少他的伟大，朱熹的独出机杼也不能保证他从不存在误读。每一本经典书中都蕴藏着无数宝藏，足够我们不断挖掘。这就是我们需要阅读以及能够爱上阅读的一个主要原因。今天，爱读书的人固然应该向东西方贤哲学习，重视阅读方法，通过训练，科学、高效地开展阅读，但是不能迷信方法，也不能迷信前贤。除了重视跳读、猜读、快速阅读训练等方法之外，还要能全面掌握书籍的内容，并且在此基础上开展批判性阅读，读出自己的味道。

我想，读书有两种境界。一种境界是通过自己的眼睛看他人的世界；另一种境界是从书中读出自己的味道，创造自己的阅读故事，并不断审视自己的阅读事故。讲得玄妙一点，这样的阅读就是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