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红又是一年春。回想去年7月以前，我所工作的驻深圳某研究院，近在我租住的公寓对面；而后搬到30公里外的光明区，于是我便开启了每日超过3个小时的通勤生活。

作为科研民工，能够准点下班的日子屈指可数。某个周六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夜里十点多从塘朗地铁站匆匆往家赶，路边一辆皮卡播放着“书店关张”“图书17.8元一斤”的广播。我缓缓走向皮卡，蓦然怀念起幼时和爸爸妈妈一起逛书摊的时光，并饶有兴致地挑拣像瓜果蔬菜一样论斤卖的书。老板自称开店十年多，颇具挑书心得，但不关我事。我扫视众多注释不太可靠的“四书”“五经”之类的读本，拣出一本混迹其中的《乡土中国》，一本讲玛雅文明的通俗历史小书，还有一本讲谈判艺术的畅销书。放在秤上秤完，支付了91元。我心满意足地带着刚买到的“通勤伴侣”回家。

我留学期间，深谙资本主义社会获取知识的“奢华”程度。针对国际学生昂贵的学费我并无异议，牛津的教育自然有资格收取相对高昂的费用。但我以为，出版物过高定价对教育普及毫无帮助。英国的出版物都贵得离谱，为了购买我所学的化学生物之“专业圣经”——一本900多页的书，我刚到手的3000英镑副校长奖学金，瞬间就花掉了十分之一；连日常用的100页左右的二手教辅书，都要9镑一本。鉴于此，骄傲的无产阶级，比如我，辗转反侧几个日夜才能下定剁手的决心！特别是——特别昂贵的教材，则须化身法外狂徒，从图书馆借出来，深夜用系里的公用打印机扫描成电子版，放在ipad里供日常查阅。但是，如此用起来仍不够爽利，毕竟是翻了二十几年纸质书长大的人，电子阅读总不如纸质阅读来得亲切。后来，我在牛津市中心两家卖书的Oxfam（慈善二手超市），淘了不少几镑就能买来的教科书和古典学闲书，充实异国书架。只是着急用的大部份化学系教科书，还得从着急回国的土豪本科毕业生那里低价回收，来的更划算一些。这心酸的异国购书史，似乎终于熬到可以将“宝贝”们成功带回国圆满收场；然而事与愿违，新冠疫情骤降，寄存在学院储藏室的全部行装，因占时超过期限，最终被打包捐给当地慈善机构。就这样，斥“巨资”淘来的种种书籍，再次回到异国他乡的二手市场。

从那天晚上路遇书摊开始，我每天夜里走出地铁站，心里总充满期待，仿佛感觉下一辆驮着满车书的皮卡会突然出现，滋润没空儿去书店的灵魂。然而，大约近期关张的书店没那么多吧，我再也没能遇到论斤卖书的书摊。

其实，这并不是我唯一一次像买菜一样买书。北京地坛书市，就不乏称斤卖书的摊贩。妈妈曾在几排地摊上，为我挑选了《花生豆》——著名的小狗史努比，便出自这部漫画。我当时的零花钱每周5块钱，这套书正好5块。不幸的是这本书被朋友借走，从此了无踪影。

我读初中时，爸爸丢了工作，在家做全职奶爸，每周家里的娱乐活动，就是跟爸爸去王府井书店买书。我负责跑腿儿查看书名，帮爸爸搜罗民俗、谚语、先秦哲学、诸子百家、“四书”“五经”等方面的新版书。高中时期，离家不太远处，新开张了一座偌大的台湖图书城，二楼角落里有个废旧图书处理售卖区，标价2元1斤。爸爸是不屑逛这个穷酸角落的。我出于好奇，钻到类似称量化肥的大铁台秤旁边，就随意乱丢的书堆间隙，席地而坐，一本一本捞出来翻看都写了些什么内容。

我翻到一本字号极小的缩印本《汉语大字典》，它纸张很薄，印刷质量也不佳，因为有些年代，书衣塑封皱皱巴巴，不过内容倒是很不错，也许对爸爸写《母亲词典》有助益。我搬着城砖厚的几本大书，跑去请爸爸挑选并定夺是否下单？颇为鄙夷的老爸，嫌其品相不佳，不打算收它；但是抬眼看到我满头大汗，一脸期待——我说这么厚的书原价188元，现在称斤卖还不到20块钱，实在太便宜，或许对爸爸有些用呢——慈爱的老爸这才点头收入囊中。后来据老爸讲，许多古籍中的生僻字，在《辞海》《辞源》《汉语大词典》《康熙字典》等工具书查不到的，此书均可立马解决，成为家中字类辞书之王。每一次谈到这本书，老爸都会笑看我一眼。

我常因我国出版物之廉价，而庆幸自己生长于中国。

以牛津大学博士后的税后月工资2045镑为例（约合当下人民币18670元左右），刨去每月700～800镑的房租，每月300镑的生活费，每月200镑左右的水电燃气费，剩余每月可支配收入仅剩800～900镑上下。故动辄几十镑上百镑的书籍，妥妥可以算做奢侈品矣！

知识不是能够通过佩戴炫示的物质资产。讲究投入产出比的精明当代人，很难直接量化某部书对其精神世界的构筑加成值。在这种状况下，潜在收益无法评估，早期投入又十分昂贵，几乎斩断了无产阶级获取知识的途径。而且，资本主义国家针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较为完善，普通民众难以通过廉价的非正版印刷物获取知识，这势必导致知识变成富人阶级才能享用的特权精神产品。然而，知识本应该如此昂贵吗？论斤卖的书是在贱卖知识吗？

以同一本出版物为例，牛津通识读本各单册价格，在英国本土为每本8.99镑；而中国引进的中英双语版本，每本售价39元，各大购物节和不同电商网站上，还会有不同程度和力度的折扣，一般会以标价的60%～70%入手。目前人民币对英镑汇率为1 : 9.13，买中英双语版本的购入价格约为2.99镑（英文部分的分摊价格为1.5镑），是英国本土价8.99镑的六分之一。也就是说，拿着和牛津不相上下的博士后工资，在中国的大都市如深圳，刨除约为牛津生活成本三分之一的国内生存成本，我仅需花费每月可支配收入的千分之一，即可购得牛津需要花费每月可支配收入的百分之一，才能买到的书籍。

因而在中国，通过书籍进行自我再教育的成本，是非常低廉的。正如廉价的《新华字典》的发行，能够提升全民的识字率，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大部份人口存在的扫盲问题，从而强化教育在民众心中的重要性。类似于英国那样，过高的出版物定价，只会加重阶级固化，让本就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缺乏向上攀爬出人头地的有效指南。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断言，贫穷是一种人格缺陷。她说得那么轻松而坚定。只是，日常生活难以为继，过分拮据的人，能有多少余裕改变自己的眼界格局，去憧憬更广阔的世界呢？尽管说，著书立说本来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公义在。然而，用高昂的定价，将其锁在图书馆里束之高阁，岂不失去了创作的本来意义？

古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我亲爱的老爸，在长达两年之久失业的日子里，在我的娘亲一个人工作独立支撑家计的情形下，一直坚持出手阔绰豪奢地购书，固然有迷书爱书不忍割舍的情结，但是“买得起”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先贤的“为天地立心”，首先得“为生民立命”。好的社会，知识应该是廉价的，要让穷人能看得起书。因而，我走出塘朗地铁站所期待的——驮着满车论斤卖书的皮卡，不啻于一种贪便宜的愿望，更是一种美好的愿景。

【李雨书，出生于山西省阳泉市，5岁随父母进京。北京大学学士，牛津大学博士。现在中国科学院深圳某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工作。好读杂书，爱看电影、动漫和学术期刊，偶尔也喜欢写点随笔杂文。2018年在牛津大学读博期间，撰写《牛津日记》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