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土生发出的话语。

红高粱，火热的话。泥土中的地瓜，含蓄、暗示的话。水下莲藕，深情的话。麦芒，针锋相对的话。玉米，字字珠玑。风中柳树，挑逗。五月桃树，献媚。一地荆棘，讽刺。竹影隐逸，清谈。水湄芦苇，梦呓……

隔一座山、一条河，土话都会随植物面貌的迁移而嬗变，像淮南的橘子树深夜涉河，在北岸登陆后，突变成枳子树，淮南话一夜间突变成淮北话。

《楚辞》与《诗经》，先秦时代南方与北方的两种土话。前者绚丽艳异、语句参差，后者端庄思无邪，一概与长江、黄河两大流域风物相洽和。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去什么水边听什么曲。

在中原，豫剧也叫“梆子”，有一只枣木梆子，梆梆梆梆裂帛碎玉般，迫使剧中人，与鼓、锣、板胡，一同说出激情和秘密。豫剧，宜演绎侠义恩仇、沙场征伐。南方剧种是细语、低语、缠绵语，宜表达春闺幽梦、离愁别绪。在沪剧、昆曲、黄梅戏中，如何能容得下一只枣木梆子去撕心裂肺地叫嚣？

中原土话像豫剧，直、硬、陡峭、冷峻，似乎有一只枣木梆子在寂静中敲打。即便抒情，“俺稀罕你”，这几个字也咬牙切齿、卷沙扬尘，比“我爱你”，更能让那一个“你”头晕目眩。显然，中原土话宜于辩论、审讯、劝降、将军传令，有一种毫不妥协的霸气；也宜于谈情说爱，像辩论、审讯、劝降、将军传令一样，让那一个“你”，瞬间沦陷。

偶尔古雅诙谐，中原土话也能流露出别样柔情——

“花婶”，花一般的婶婶，父辈中排行最小的那位叔叔的妻子；“满月”，小孩出生一个月，如一轮圆满月亮，让整个家族亮亮堂堂；“暮思雨”，细雨，一个乡村书生在暮色中思考人间大事，会引发一场绵绵细雨；“天擦黑”，天空被油漆匠擦上一层黑，傍晚了；“露头青”，一个像冬日里的青头萝卜突破地皮、张扬自我的家伙；“沾弦”，手指沾着琴弦，有声，行；反之，“不沾弦”，无声，不行；“萦记”，像夜色和大雾萦绕村庄和大地，深深记想着村庄里的某一人、大地上的某一事；“日头”，红日如头颅，在肩膀般的地平线上喷薄而出；“脚回来”，一个人的整个身体也就回来了——

一个还乡者，学生、民工、商人、士兵、艺术家或官员，在故乡晃荡，被长辈热情招呼：“娃啊，啥时候脚回来了？”还乡者若用半文半白的腔调回答：“我昨晚回来的。”就会被指认成背弃乡土的逆子，遭讥讽：“嗷，你坐着碗回来的，我还以为你坐着锅回来的呢！”在中原，“昨晚”一词对应的土话，是“夜尔黑”——“夜色使你黑了”，言语中有具体的场景和怜惜。

在北宋，中原土话是官方语言。宋徽宗坐在汴梁龙亭里，对太监说：“给俺整二斤油馍尝尝（给我炸二斤油条吃吃）。”传令者便次第高叫：“整——二斤——油馍——尝尝——”回肠荡气，响遏行云。那时候，中原土话的地位，类似于当下的北京腔，有非凡感。汴梁以外地域均被称为“外省”。天南海北的诗人，都图谋在汴梁文学界有一把椅子、一杯热茶。比如苏洵，带着苏轼和苏辙，自巴蜀穿州越府而来，揣摩中原土话的韵律与美感，果然就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据三席。

宋江不写文章，入汴梁，对李师师进行公关，用蹩脚的中原土话献媚讨好。在张择端的工笔长卷《清明上河图》内，某酒楼，似乎有宋江学汴梁人的样子，蹲在椅子上与人划拳，酒令铿锵：“一匹马呀，哥俩好呀，三桃园呀，四季财呀，五魁首呀，六六顺呀，七仙女呀，八抬轿呀，九重天呀，十杆枪呀……”

南宋后，汴梁士族文人流落民间，书面语流落于口语，凡夫俗子田间炕头的土话，也得以滋润、更新。但中原声腔的时代影响力式微。囚牢里，岳飞念诵《满江红》，一字一顿空悲切。西湖边，暖风阵阵熏得游人醉，吴侬软语流行。南渡者的后世子孙，偶尔唱豫剧，喉咙一梗，心口一痛，收起板胡与锣鼓，静静看长空雁北飞。当下，吴越一带方言，偶尔有中原土话夹杂、闪烁，像岳飞墓，夹杂闪烁于栖霞岭的山色湖光。

如今，背着水杯这种水井模型离开故乡，中原少年踏上火车或飞机，就开始学普通话，准备去与异乡人谈判、交涉、谈情说爱、争权夺利。也操练充满优越感的京腔、沪语、粤音，试图隐匿小地方人的来历和背景。甚至操练英语、法语、德语、坦桑尼亚语，加大刷牙的密度和力度，遮盖话语乡土气息。直到疼痛难忍时喊一声“俺的娘啊”，才把内心最深处的悲伤，一泻而出。

土话如土，藏魂葬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