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不是读书天，只是要上学的孩子们只有在学校例行的春游那一天，可以大方而理直气壮地将这句话放到台面上。待到春游归来，老师一定会布置一篇游记。记得大多数的作文开头，都会诉说自己在春游的前夜如何兴奋激动、辗转难眠，乃至梦中的情境也是坐上了去春游的大巴。落在这样的俗套中，我们不会有互相抄袭的顾虑，因为那是遵循了老师的教诲：作文要真情流露。这真情看起来千篇一律，却是实在的——面对内心的悸动，那时的我们难免词穷。草长莺飞，一切都是未知的，萌动的，暗合着内心的密码。尽管接下去会面对一系列缺乏新意的标配——红宝橘子汽水，纸杯蛋糕，跳跳糖，乃至地点也是常设的，比如动物园，但它们不会稀释我们的渴望，反而成了一种标识，预示着明媚春光里的奔跑和拥抱。直到现在，那些肆意和纵情的欢笑声，依然会在春日的清风里招摇。只是回头望，会渐渐明白，对春游如此的渴望，根底上是因为可以偷得一日逍遥，将上课的铃声抛至身后，至于去哪里，并不重要。但老师们为什么总是钟意动物园呢？今天的我们，完全能设想老师们的作答——因为春游是为了让你们亲近自然，动物是自然的重要组成啊。只是能轻易料及的答案，总是脆弱的，带有令人质疑的基因。

但不管如何，这个观念深烙在心，以至于即使在长大之后，会在觉得压抑时，会在幻想要汲取自然的力量时，想到去动物园，并且会自然地去到学生时代春游的标配地——上海动物园，上海人习惯性地叫它西郊公园。西郊，内涵着曾经的地理和年代上的遥远。这么多年来，这个古老的动物园翻新了许多设施，迎进了很多闻所未闻的动物族群，但是曾经的印记都在——参观路径、场馆基地，甚至是指示标牌。我禁不住会想，小时候我见过的那些猩猩、大象、长颈鹿，现在还有哪些曾经见过那时的我？但阅历渐长，事实上，每去一次动物园，我都会对去动物园是为了亲近自然这个看似是公理的观念多一层疑惑。

上海动物园一直有一个庞大的动物标本，伫立在入园不久处的爱心亭里。依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它时的震动乃至恐惧，当时磕磕绊绊地读完一旁的介绍牌——长颈鹿“海滨”，1978年出生于日本横滨，1980年7月5日赠与上海动物园，开始取名“海滨”。1993年7月12日早晨突然腹部剧痛，犄角抵墙，惨不忍睹，虽经全力抢救，终告不治，于上午九时半死亡，遗留下出生仅二十八天的第六胎幼鹿，哀叫不已，令人唏嘘。经解剖在“海滨”胃中堵有两大团球状塑料，系平时误食游客抛掷之食品塑料袋所害。”

喂食动物不仅危险，甚至残忍。然而，喂食行为却依然时有发生，至今在动物园的许多区域，尤其是灵长类动物区，园方录制的“请勿投喂”的录音循环不绝——猴子们甚至将长臂伸出铁笼主动乞食。料想人们投喂动物的用心并不至于险恶，但既知后果恶劣，又为何屡禁不止？因为想获取动物的注意力。为什么要获得动物的注意力？因为事实上，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动物园里的动物们，对于来了又去、聚了又散的游客群，眼神是空洞的，淡漠的。喂食或者是游人可以想见的唯一诱惑动物们靠近自己、关注自己的方式。

动物与人类的关系从来扑朔迷离。达尔文的进化论虽无法获得完全的共识，却已经毋庸置疑地深入人心，以至于似乎要退一步，人类的生命才会降格、与动物相提并论。但事实上，在人类对于自然的未知和恐惧里，动物的影子一直在影影绰绰。只是一种天然的优越感，让人们觉得自己看动物的眼神和动物看自己的有着本质的差异——它们是被观察和研究的对象，是被作为工具和原料的对象，但反之不然——我们与动物的对视并不可能，即使看起来能，也并不平等。我们习惯性地用自己的规则去揣度动物的生命，于是，隐喻诞生了。寓言和童话的世界里，猴子、狐狸、乌鸦、蛇，一切都被借来诠释人类的特点——机敏、狡猾、愚蠢、恩将仇报……日复一日，人们一厢情愿地在想象的天地里为动物们安排序列，幻想能左右它们的世界。我们的自以为是越来越根深蒂固，动物们从真实世界中被彻底边缘化了。孩子们会觉得手中的动物玩偶或是迪士尼里的卡通才是动物该有的样子。

新年伊始，某城市的一家动物园让饲养员分别抱着一只兔子和一只幼虎，让它们进行交接，以示虎年和兔年的更替。只是，饲养员刚一放手，小老虎就腾地扑向了兔子，饲养员赶紧行动，才避免了进一步的失控。观众惊呼，兔子险些成了老虎的年夜饭。讽刺的是，导演这场失控的交接戏的饲养员不应是最了解动物习性的吗？难道人类真的以为能驯化和改变动物的根性？

约翰·伯格曾经写道：“动物从人类的日常生活中销声匿迹之际，也就是公共动物园开始诞生之日。人们到那儿去参观、去看动物的动物园，实际上是为了这种不可能相逢而建造的纪念馆。”于是，动物园犹如博物馆，动物当然是了解自然的途径——我们对此一直深信，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极力地为动物园里的动物们仿制自然的生存环境，但越是如此，动物园里的动物就越是被打上了引号，一切都是人造的，虚幻的。它们在一定的范围内是自由的，但是超出这个范围的笼子、栅栏、围墙是无声的象征，象征着生命的被制约。所以，我们会想走进动物园，很大程度上，对于自我情感的整理欲求会大于真正的去观察动物的目的，尽管我们可能对此并不自知。

记得一个初秋，我去北京开会，好朋友开车接了我，然后问：想去哪里玩？北京的名胜一堆，我一时没有方向，就想着客随主便。出乎意料的是，她说要么去北京动物园吧？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对有限的在京闲暇时间的安排。她也为自己的想法而兴奋：“我真的有好多年没有去过北京动物园了！”

是啊，去动物园是种情怀，带着能重拾天真的希望。

于是，我见到了远比上海动物园更为古老的动物园。一切都太有年代感了，不，是历史感。后来得知，这种历史感并非凭空的感慨——它原来是中国对公众开放最早的动物园，始建于1906年，原来是清朝的农事试验场，后来相当于皇家宠物园。据传，还是慈禧下令开放的。时空的惘然，让园中动物的孤独感更显得深重——在玻璃房里一圈一圈绕着走的大食蚁兽，在狮虎山里迟缓迈步的森林之王，在馆舍里无聊地摆着尾巴的大象……它们是闲适的，也是焦虑的。它们或者已经依赖和习惯周围的一切，但再逼真的仿制也永远无法代替真实自然的蓬勃生命力。它们的同伴有限，更缺乏和其他物种的共存，它们被从食物链中孤立出来，同时被从自然中孤立出来。但是它们被边缘化的过程，又何尝不在映射着人类对自我的禁锢？那天，逛到后来，已经傍晚，接近闭园。动物园很安静，也没有播放“回家”的音乐赶游客。初秋的北京还很燥热，但此刻蝉鸣声也开始稀疏。我有些担心，我们该走了吧？朋友却说，不着急。我于是更着急地问，一会儿闭园啦。但她依然兴致勃勃地拉我去看满笼子蹦跶的猴子。她真的是个天生的小说家，在深吸一口气后，她若有所思地说道：你不觉得，难得有这样安静的时刻，可以跟动物共处吗？

是啊，人已经太久没有跟动物共处了，哪怕是在片刻的安宁中跟笼子里的动物共处。后来，我读到约翰·伯格援引的动物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的话：“观察禁闭的动物那种不自然的行为，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接受并克服我们生活在这个消费社会中所感受到的压力。”心里咯噔一下，默默回溯了一下，为什么我会在感到压抑时想到去动物园。原来，真的并不是为了接近和感受自然这么表面啊。

而我越发相信，在动物园里的动物们并不会因为被剥夺了诸多权利，而真的能全面适应人类带给它们的幻象，任由摆弄。它们被迫被动地接受，但也以同样的边缘化的态度来面对人类，所以它们的眼神会没有焦点，即使你感觉到它们似乎对你有过一瞥，但那是如何无动于衷的扫视啊。所以，我还在幻想有哪几只动物会记得旧相识的我，实在是自作多情。在动物园里的相逢，带着我们不自知的居高临下，实际上，动物未尝不知这种不对等，也未尝不在报复。这教人想起卡夫卡的话：“他们能够这么自信，只是因为愚蠢。”这话刻薄，但不得不让人低头。当渐渐遗忘了对于自然万物的敬畏，当对于神秘和未知的生命不再谦逊，人与动物的真正的相互凝视注定要成为历史——“只身前往动物园的游客，在注视过一只又一只的动物之后，会感觉到他自身的孤单；至于成群的游客呢，他们则属于已经被孤立起来的另一类物种”（约翰·伯格语）。所以，也许是时候想一想，你走进动物园，究竟是所为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