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叫李鑫，又叫李小麦。

他1915年出生在河北省安平县一个叫南牛具的地方，距离滹沱河很近。我小学回老家的时候一高兴就跑到滹沱河的大堤上玩儿，看那滚滚而流的河水。为了生计，父亲很小就跟着师傅学唱木板大鼓，而且很快就在冀中一带唱出名堂。那时候父亲长得精神，高挑个儿，眉清目秀的。观众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喜欢看，其中就有我母亲。我母亲与我父亲同岁，是深泽县富人家的闺女，为了看我父亲的演唱，就跟着这帮子人串村。一来二去，我母亲和我父亲就成了家。当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父亲不甘心再唱木板大鼓，就悄然告别师傅，投奔了革命队伍，在县大队当交通员。没多久，我父亲回家看我母亲，被同为一个师门的内奸出卖，在家里被日本鬼子抓走。我母亲连滚带爬跑到隔壁的县大队，等赶过去父亲已经被抓进炮楼里。母亲跟疯了一样要跑进炮楼，被县大队的人拽住。父亲在炮楼里被严刑拷打，据父亲说打他的都是伪军，日本鬼子就在旁边看着。最后父亲被打得遍体鳞伤，身上一块儿好地方都没有。县大队委托村里人到炮楼说情打点，父亲被抬出来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母亲哭得惊天动地，把父亲接回了家，细心照看。别人和我母亲说，你那口子救不回来了，母亲不信，天天喊着我父亲的名字，说我一定要把他救活。父亲醒过来的时候，见到的是我母亲满是泪水的脸。后来父亲在外边打仗伤了腿，又一次回家，母亲仍是细心照料。母亲后来对我说，你父亲没有我早就死了。父亲伤过好几次，他还曾跟我说起白求恩给他治疗时手底下利落，对伤病员态度特别和蔼，是个好洋老头儿。

父亲接到秘密任务去北平做地下工作，也就是负责一个交通站。母亲不放心，因为母亲的父母亲都在北平，我的小姨和舅舅也在北平。于是，她不顾父亲的几次阻拦，到北平找我父亲。父亲的交通站在北平的船板胡同，他给我姨父的一个绸布点当小老板。绸布点的背后就是一个教堂，接头常常在教堂里边。十年前，我专门去了一趟船板胡同，绸布点没有了，但那座教堂依旧在，我仿佛看到父亲在那里秘密工作。母亲不知道怎么得知父亲的行踪，几次跑到绸布点找我父亲，都被机智的父亲躲开了，因为夫妻在里边相见很危险。母亲后来对我说，明明知道你父亲就在里边，但进去就是找不到，狠心的男人。母亲的嘴严，父亲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她没有跟任何人讲，就是和父母、小姨、小姨父也没有说。父亲在北平做交通站工作时经历了不少的风风雨雨，他与敌人斗智斗勇，好几次化险为夷。有一次，父亲带着母亲去天桥看曲艺，就差点儿被敌人抓住，他自己跑开，剩下母亲跟着父亲跑，母亲进了一个死胡同，没看见父亲，只见到一群送葬的队伍出来，最后自己抹眼泪回家了。后来，父亲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当了伪警察，专门管户籍，转运了好几批我党的同志秘密离开北平。我好几次动心思想写父亲，但每次跟父亲说时，父亲都轻描淡写的，其实从只言片语中也能感觉到当时的激流暗涌。在北平，父亲被捕过好几次，但后来都被放出来。我小姨父就当过保人，他信誓旦旦地说我父亲就是一个做小买卖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小姨父知道父亲是共产党，吓得差点尿裤子，因为他当时跟我父亲说过不少共产党的坏话。父亲笑笑说，你救过我，就等于给共产党做过好事。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作为军管会的成员，曾经参与接收渤海大楼、劝业场和中国大戏院。父亲曾跟我说过这段历史，说接收不是不讲价格，是需要用东西交易的。他跟我说过当初怎么跟高渤海谈有关劝业场和渤海大楼的接收价格，用多少袋米、多少尺布进行置换。父亲跟我说得很清楚，可惜我没有记住。总觉得守着父亲过，总会有机会再问。但是，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没有记住。现在有人说是军管会直接接管了，没有与资方交易，这明显是错误的。

那时，父亲和其他准备进城的干部在河北省霸州的胜芳集中等待，然后进行培训和学习，做好进城准备接管天津的一系列工作。父亲从那时候起一直到进城，脑子里总有一个想法，就是接我母亲和哥哥们进城。那时，我母亲带着三个哥哥已经回到了南牛具村，等待着与父亲团圆。天津眼花缭乱的生活并没有扰乱我父亲。父亲的心没有改变，他抽时间回到老家南牛具村，赶着马车接回了我母亲和三个哥哥。母亲走的时候，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对亲戚们说，她还会回来，帮她照看着这个家。母亲对老家很有感情，我后来回老家的时候，她总嘱咐我带着东西去看看谁谁，人家照顾她不错，给她收麦子、挑水、养猪。有一次我回老家就住在母亲住的那间房子，一明两暗，有一个小院子。当时，觉得特别温馨，冬天有好心人给我点了炉灶，我睡得特别温暖。家里来了很多乡亲，我在村里辈分大，有些上年纪的人见面就喊我爷爷，喊的我扯脖子红。来的人都说母亲好，说帮助你母亲干活儿，你母亲舍得杀猪，给我们吃肉，让我们解馋。父亲进城以后也犯过错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让我大哥和二哥回老家找乡亲们买粮食。我记得很清楚，大半夜大哥和二哥回来，背着沉甸甸的棒子面。大哥说着给棒子面乡亲的名字，说给钱都不要。他们说，我父亲拎着脑袋在外边闹革命，他们这时候还要钱，算什么人。后来上级领导得知，给了我父亲降一级处分。那年，我10岁，我能看出父亲的痛苦，过去总是乐呵呵的，后来回家也不怎么说话了。我有四个哥哥，加上我就五个大小伙子，都是能吃的嘴。我记得大年除夕，我吃饱了饭，撑得我在大院子里边疯跑。我小时候穿的衣服都是哥哥们的，接长部分是母亲缝补的。大哥结婚，父亲脱下自己的裤子给了大哥，大哥很不高兴，说，结婚都不能穿新的。

1989年的秋天，大哥去上海出差，突发脑溢血去世。母亲知道后悲痛至极，不久就去世了。父亲的精神也有些恍惚，总说他的魂跟母亲走了。两年后，孤独的父亲突然对我说，你岳母也是一个人，干脆我们俩一起过算了，你跟你岳母说说。我很诧异，因为我岳母守寡很多年，谁跟她说都摇头拒绝。再加上，母亲去世才两年，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想的。我不好意思跟岳母说，这件事就拖了一段时间。后来父亲催促我，说，就让你张口说一下，同意就一起过，不同意就算了。我没办法，一天晚上趁着我岳母高兴，就嗫嚅地说了，没想到岳母竟然哭了，我就知道父亲是自作多情，连忙安慰岳母，而岳母说出的一句话，让我瞠目结舌。岳母说，就这点儿事儿，你怎么才说呀。我突然明白过来，父亲和岳母早就说好了，就等着我去挑开。父亲和岳母结婚没有什么仪式，岳母烫了头发，打扮得像个新娘子。我搬来和父亲岳母一起过，看见父亲笑呵呵的样子又回来了，心里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后来父亲对我说，我就想有一个伴儿，要不我一个人就总想你母亲。有时候父亲会当着岳母的面情不自禁地讲我母亲，讲两个人的出生入死、血雨腥风。岳母也不在意，就那么专心地听着。1997年夏天，我闺女考上了大学，得知消息那天，岳母去世。她说，就等着听到这个消息再走。岳母去世，父亲就觉得老天不公，这样惩罚他，让他孤独。两年后，父亲也去世了。那天，我从成都坐飞机朝家里赶。祈祷能见父亲一面，到了医院，父亲已经奄奄一息，但他还是攥着我的手。在他的枕头旁边还放着当天的《参考消息》，他最关心的是台湾什么时候能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和四哥给父亲穿衣服，四哥跟我说，父亲临死前说了一句话，让母亲跟他埋在一起。二哥在加拿大，就别让他回来了。

在给父亲买墓地的时候，遵照父亲的话，母亲和父亲埋在一起。隔着的就是我岳父和岳母的墓碑。有时候扫墓，在安静的时候，我似乎能听见父亲在唱木板大鼓，声音沧桑，透着一种高亢。父亲活着的时候，就总爱给母亲唱《杨家将》。

我父亲就是一本书，为此，我给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红色浪漫》，算是一种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