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在苇岸生前的书房，在窗外右上角处，仍垂着被苇岸视为“家徽”的胡蜂巢。苇岸把胡蜂及其他物种看成是具有其自身经验、价值和目的的存在，是它们承载着人类连绵不断的自然记忆。胡蜂是他最感亲切的邻居，他小心翼翼地不去打扰，保持一份有距离的关怀之情。为了让胡蜂安心，苇岸还专门把一扇窗子封上，然后无比感恩地坐在书房里，“每天我都感受到它们带来的新鲜的原野气息”。

终于有一天，苇岸发现许多胡蜂意外地起飞了，他心里若有灵犀，明白自己与它们告别的日子已到。在依依不舍地环巢飞舞后，一批批的蜂开始离去。苇岸准确记录着飞行的日期，“十月十三日，十九日和二十二日，都有蜂离巢。它们挑选的，都是好天。而最后的几只蜂，在渐渐进逼的寒冷中固守着家园，一直坚持到了十月三十一日。”它们终于全部离去，只剩下一个空巢。

生命是斑驳杂陈的。植物和动物本都拥有一个自足的世界，拥有作为自己生命有机体的隐秘与尊严。这隐秘与尊严正在于自然尚未“人化性”，它的表现方式在于抵制一切人化的企图。苇岸将胡蜂视作可以亲近的同胞，空间上的邻居，而不会刻意去书写、附会胡蜂身上的“人性”，也不探寻胡蜂的去向以标榜自己的“科学精神”。艺术之美之所以未受到完全压制，正因为自然美拒绝明确的界说，在对自然奥秘的保护中，包含着谦卑、敬畏、倾听、尊重、宽容、非暴力、自由、善良和友爱等弥足珍贵的精神价值。

苇岸对胡蜂这种关怀友善而又刻意保持距离感的苦心令人动容，触发我们关于人类、非人类生命存在现状的思考，即不以促逼与解蔽作为把握世界万物的手段，而是充分尊重万物的本质，同时将人在现代性之下对于自然深层根基的窥探，保持在一个友善、可控的状态之下。

我们常说“初心”，最早也是一个佛教术语。初心是指一颗开放的心，是自我最积极的一面，是自我最完满的一面，对万物，尤其是平凡的熟悉之物有着如初见般的惊异；同时初心又不是“分离心”，不必通过知性分析的一切手段去理解世间万物，而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与大自然深厚的情感和文化连接，并赋予其质朴清新的灵魂气息和精神象征。

在显隐之间甚至是有无之间，动物与人类生存本身总含有一个隐蔽的向度，就是“保护存在之神秘，照管可能之物的不可侵犯性”（海德格尔）。苇岸刻意保守胡蜂为何远去的“谜题”，正是要“守护着这片大地上万物的遮蔽状态”。那是一种非对象化、非实利性的缄默境域，那里只留给我们一种可资回味的忠告：自然之域的无蔽与澄明，只与适度的距离和尊重可以很好地兼容。

所以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在《美学理论》中指出，自然之美近于真理。大自然语言的谜性特质不应被不依不饶地追索，上乘的艺术作品应使主体保持沉默，“取而代之的是大自然那无以言表的特点”。

耐人寻味的是，苇岸其实对陶渊明并没有较多的认同。他认为中国历代文人雅士纵情山水物我两忘，淡泊宁静之中，得自然天机之趣，固然高妙惬意，但总好像少一点对大自然的端敬与同情。所以“很惭愧的是，祖国源远流长的文学，一直未能进入我的视野”，因为“在中国文学里，人们可以看到一切：聪明、智慧、美景、意境、技艺、个人恩怨、明哲保身等等，惟独不见一个作家应有的与万物荣辱与共的灵魂”。

苇岸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疏离并非全无由来。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自然叙事，都是把自然物仅仅视为工具、途径、手段、符号、对应物，来抒发、表现、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在自然景物的背后，全是人的悲欢和心事，比如说英雄末路、美人迟暮、士人气节、举子悲欢等，无不是人的精神世界之延伸；暮春、寒鸦、深秋、归鸿等物候意象，无不是人的心理情感或悲剧体验。自然成为人心境的背景与旁白，人之情意大于自然之风景，而且自然描写也并非十分具象。

然而，苇岸似乎没有意识到，在中国文学，我们完全能够看到“诗”是如何有所庇护地敞开着存在本真，它只是缺少思想方法上的具体进路和透彻分析。中国文学的自然表达，就像一条水静流深的大河，氤氲着微妙的雾气和光晕，并最终与两岸的生命甚至兴衰产生关联。在西方文学批评框架之内，中国文学可能没有与源自欧美的自然文学相通的叙事策略和文学格调，但这并不妨碍中国文学纯正的自然品质。

“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古人往来于草莽之间，耕作于旷野之上，高原、荒山、野水、冰川、丛林铺排在人们的眼前。对于中国诗人而言，自《诗经》以降，就别有一种与自然默契互动之情结。尤其魏晋之后，平野风烟、苍山落照、荒石枯草等一类衰飒荒寒的原野风景，无不蕴含超拔壮美之意味，常有诗人以“野老”“野客”“野人”“野夫”自谓。人的精神气度应和着自然万物，共同构成一种玄远的境界。

苇岸持续多年对野兔、蚂蚁、麻雀、杜鹃、白桦以及庄稼、节气进行细致观察，在它们身上“看到了某种大于生命的东西”。他本人栖居于北方平原的普通村落“水关新村”，放眼四围都是麦地，与其它地处郊区的生活小区另无二致，也同样经历着现代性要素的卷入、生活方式的转变和城乡空间体系的重构，“在过去短暂的一二十年间，每个关注自然和熟知乡村的人，都已亲身感受或目睹了它们前所未有的沧海桑田式的变迁”（苇岸《鸟的筑巢》）。具有代表性的东方农业景观，在苇岸眼中“天明地静”，一派质朴和谐、明朗沉静的风貌。

“大地”是无碍无累、不屈不挠的。世界建基于大地，大地穿过世界而涌现出来。“大地”乃是涌现着且庇护着的东西。大地和世界的争执所引起的动荡令双方惊骇无语，最终使得“缄默”内在于艺术作品，成就了艺术作品的“自立”。在缄默宁静的“林中空地”，真理发生了。作品让“大地”成为“大地”。

苇岸的生态知识多来源于与自然的直接接触，同时大量阅读与自然相关的书籍，对于昆虫学、植物学、鸟类学、物候学、农学以及养蜂、养鸟等广泛涉猎，并长久细致保持对身边自然变迁的记录。从博物学角度看，多样性而不是追究现象背后的数学结构，才是真知的源泉，也是我们生活意义的来源。在某种意义上，博物学也是对自然秘密的保守，因为它不像现代科学那样，过分探究自然事物、现象背后复杂的本质及规律，有助于培植对自然世界的诗性回应和结合科学知识的抒情方式。未来的自然文学，仍将是一种将博物学、文化史、地志学、物候学等学科结合起来的诗意写作，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美学共生的文学类型，是人类克服文明异化、重建与自然关联性、使人性和神性充实相融的艺术尝试。

和雨怒风，春露秋霜，大自然的奥秘与谜题一样可以增强人们对更宽广、更遥远事物的感知，弥补生活环境改变带来的文化冲击和身份缺失。对自然隐秘的尊重，会使个体意识进入更高级、更复杂、更多层次的精神组织形式中去。对财富、权力、科学计量等的渴望，消解了若隐若现的世界。当自然不再被改善人类处境的可能性所规定，当我们不再按迹寻踪地去发现它，人类才有望达到庄子所说的至德之世：“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同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

桃花源永远无法从一个与人分离的对象化世界里找到，唯有“胸中廓然无一物，然后烟云秀色与天地生生之气自然凑泊”，这时人才会在蓦然顿悟中发现，“人诗意地栖居”绝非优游惬意定居于某个风景秀美的田园之地，而是我们的存在置身于无蔽之语言（“诗”）所庇护的那个“存在本真”源初性的发生之地。诗意的栖居就在那个敞开的意义世界之中，通过大自然无声地将大地召唤。故园的清泉和树荫，就伫立在“天地万物开始的地方”，阳光饱满的浓荫，无尽的葱茏和幸福，那是无从挣脱的羁绊，是人心深处对纯朴自然生活的顾恋和追寻。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万物将息，倦鸟知返，诗人心如暮鼓，世界静美成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