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喜欢听老年人聊天，主要是听老话儿。清明前日梦到与几个友人吃饭，这其中有通州作家王梓夫、张宝玺、刘祥、郑建山等七八个人。本来，大家聊得很尽兴，突然间紧邻我右侧的刘祥不言语了，而且他的脑袋开始渐渐变小，这时我下意识地醒了，眼泪不由流了出来。毕竟是清明了，窗外落着小雨，怎能让人不想起故人呢！

3月25日，郑建山给我发来一则消息，说3月23日，通州许多文友集会追念已故作家刘祥辞世三周年。郑建山知道我和通州的文友交往很多，尤其跟刘祥有特殊感情。2020年3月，刘祥不幸去世，因为新冠疫情，没有举行告别仪式，只有极少的几个朋友和家人代为送行。我当时因心脏病突发住进医院，根本无法到通州见上最后一面。在随后举行的几次追思会，也没有人提前通知我，故留下许多遗憾。

我和刘祥交往始于20世纪80年代，具体说是1983年夏季。那年我中考失败，迷茫之时学起了写作。在一个黄昏，我骑车到通州闲逛，无意行至位于西海子公园的通州文化馆。其时，馆里已没几个人，我在好奇中走到二楼，见有一间办公室门框上写有“《运河》编辑部”字样，便仗着胆子闯了进去。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进入编辑部的门槛，想象中里边的人应该文质彬彬，屋内的装饰也应该窗明几净，报刊书籍码放得整整齐齐。可是，当我看到一堆堆混乱不堪的报刊中坐着的一个30多岁的文化人，准确说我不好形容他是中年人还是老年人，便怯生生地问：“您是编辑老师吗？”那文化人见有人进来，就抬起头问：“你找谁？”我说我是路过，见有编辑部字样就找上门来。文化人见我是个学生，就示意我坐下，问我是哪里人，也喜欢文学吗？我告诉他，我是双桥人，初中刚毕业，在家没事干，就学着报刊上的文章练习写作。接下来，文化人就给我讲起了浩然、刘绍棠……不知不觉，聊了竟有一个多小时。临走，文化人还送我几本《运河》杂志和几本稿纸。等到了文化馆门口，这时我才意识到，由于紧张我竟然忘了问文化人的名字。

多年以后，当我再见到文化人，我已经在京城的一家报社当了记者。在参加通州的一个征文颁奖活动时，意外地见到了文化人。文化人还在文化馆编辑《运河》。当我们两个人的目光相视时，都本能地张口要叫对方，只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也不知道我的名字。会后，我知道文化人的大名叫刘祥，自然我也告诉他我的真名和笔名。说来也巧，就在我和刘祥重逢后的几年，我俩和另外几个人分别为通州的先进人物写了报告文学。如王梓夫写的《生命之光》，刘祥、郑建山、刘康达合写的《大地的回声》，孟献良写的《牛文祥》及本人写的《月儿弯弯照九州》。1997年，我调到《中国文化报》主编文学副刊，多次向刘祥约稿，可他一次也没投。我觉得，他不投的主要原因是怕给我添麻烦。这是我几十年从事编辑工作中，唯一相知而不相烦的人。

刘祥是个老实人。他自幼在农村长大，后来到县宣传队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考入北京大学分校中文系，算是受了专业教育。他调到通州文化馆后，一直担任文学辅导干部，编刊物、举办文学讲座，业余时间也写些散文、小说、歌词、剧本，这样的群众文化干部在县乡以至各个村庄，都有那么几个人。刘祥人本分，不想当官，据说让他到博物馆当馆长还是张宝玺等人做了多次工作才勉强上任的。即便如此，他把心思还是放在文学上。后来，王梓夫和张宝玺等人商量，不妨让刘祥担任通州作家协会主席。这个虚职他没有推却，干得卖力，也干得扎实。

我曾经说，刘祥如果不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对文学爱好者的培养上，他在文学创作上肯定会取得大的成就的。记得2001年的冬天，一天刘祥给我打电话，说王梓夫和张宝玺约我们一起到八里桥吃涮羊肉，顺便说点事。那是个寒风凛冽的天气，我们四个人品着白酒，谈论着文学，王梓夫说通州的写作者不少，可惜很多人还没出过书，即使出了几本，也很难引起社会的关注。张宝玺则说，我们都快六十了，这辈子再怎么写也就这样了，应该多培养年轻人。刘祥说，他接触的一些作者也都有出书的愿望，只是现在市场不好，文学书很难出，如果出，就得合作出书，说白了作者得自己掏腰包。我说，全国目前能拿稿费出书的作家也就二三百人，有的作家出书会放弃稿费。假如通州的作者都要出书，最好以丛书的形式，那样会节省很多钱。于是，我们四个人便围绕丛书名称、作者入选条件、出版时间等热烈讨论，弄得我们心潮起伏，仿佛要干一件了不得的人间大事。王梓夫最后表态，他和张宝玺负责筹集经费，我负责联系出版社，刘祥负责联系作者并做具体的编辑工作。丛书的总名称为《运河文库》，至今已经出版10多套，受益者100余人，其中也包括通州以外的部分作者。

通州历史悠久，是大运河北上的终结点，现在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我原来居住的双桥，1956年前归通州管，后来划到朝阳区。2000年，我在通州梨园买了商品房，很大程度上是与通州的作家交往比较多的缘故。我在梨园住了八年，跟刘祥联系最密切。在通州，刘祥属于老派知识分子，但他说的话从不文绉绉，更多的是当地老话儿。我喜欢看他喝酒、抽烟，那是一种几分陶醉几分怡然自得的样子。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不管是城里还是乡村，都有一批说老话儿的人。譬如，刘祥称呼人总爱说您，爱说赶明儿个、甭介、姆们、宁们、大家伙儿。我进北京城30年了，接触人比较杂，什么地方话都听，但还是最爱听京东家乡话。我有个小学同学，特别喜欢说“你讲话”，有次我问她，您总说这口头禅不怕别人说你土吗？她笑着说，咱那块儿都这么说，难道你不说吗？同学的话令我很尴尬，甚至感到脸红。

我知道，刘祥、王梓夫、张宝玺、郑建山等通州文友也都会说“你讲话”那样的老话儿。如今，刘祥老师已经仙逝三年了，我再也听不到他说的老话儿了。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天津市群众艺术馆牵头，在全国文化系统举行了第二次内部刊物交流评比活动，我推荐了由通州区文联主办、刘祥担任执行主编的《运河》季刊，很荣幸获得了优秀期刊称号。本来，我还推荐他作为优秀主编的候选，但他婉言谢绝了。在天津颁奖那天，他只和我匆匆见了一面，然后就乘当日的高铁回了北京。想不到，这竟成为我们最后的诀别。

这几年，我很少去通州，去了，我便会想到刘祥，想到那个说老话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