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间居住，我照例每天醒得很早。这醒得早，不像以前那样被乡间晨际的鸟们吵醒，而是一种生命的习惯与自然。当然也有鸟鸣。除了鹧鸪远远悠长的啼咕，屋边那些叽叽喳喳或脆脆的鸟鸣声也很悦耳。但我吃惊地发现，听着这些鸟鸣，我却不知道它们的名字。如同现在回到老家看见村庄许多孩子，儿童相见不相识，我叫不出来他们的名字一样。

在乡间居住，早上起来我会去母亲的房间请一声安。记得祖母在世时，我若是在家，也会在早上走进祖母的房间问候一声。但那时年轻贪睡，更多的时候还是祖母颠着小脚，走进我的房间喊我起床。直到现在，妻子还在笑话我，说我爱睡懒觉，但只要祖母早上一喊我，我就乖乖地爬起来吃早饭……祖母逝世已经多年，这回我居住在乡间，是因为我的母亲摔伤，在医院做了一个手术。尽管治疗一段时间，她也出了医院，但她还不能完全起床下地。弟弟告诉我，母亲这次摔伤，完全是在一个平地上。母亲摔了一跤就变成这样，不仅表明母亲实实在在地老了，更表明生命的一种脆弱。

母亲年轻的时候，承担着一大家的家务活。生活让她拼命地劳作，她很少有这样卧床休息的时间。但母亲终于走到她人生的暮年。这次母亲摔到时，我在外地，母亲住院手术时，妻子赶了回去，妹妹赶了回去，轮流陪伴着母亲。作为儿子，我当然应该陪伴自己的母亲——我自年轻时外出谋生，后来把家安顿在了异乡，离母亲越来越远。我陪母亲实际上更像是一种仪式，一种心灵的仪式。我无法给母亲改变什么，不能让母亲轻松，不能还原母亲原有的美丽和年轻。我陪母亲就是陪伴生我养我且伟大的生命。

这回我在乡间居住，也不全是陪伴母亲。其中还有祭奠我的两位亲人——我的二叔和一位婶娘的意思。两位亲人都在那年腊月相继离世，其时二叔86岁，小婶71岁，一个年迈，一个患病。在我们这一大家子里，这两位亲人都真切地存在过。他们养育着自己的儿女，也给予过我温暖和爱。二叔生前曾在县棉织厂食堂工作几年，我第一次进入县城，了解城市的生活就是因为二叔。我住在二叔的宿舍里，在县戏院看完一场戏回来，县棉织厂灯火通明，织机声声。深夜，二叔将他亲手蒸的馒头递给了我。在那个饥饿的年代，那白白的馒头给一个少年永远留下了幸福的记忆。这是在二叔生前我没有对他说过的。

相对于二叔，我的婶娘略显年轻，但年轻的婶娘却是这个家族下辈们喜欢的长辈。她豁达、开朗，她关注着家族的每一个人。记得那年我在异乡生病，我没有告诉母亲，但她闻讯后和小叔不远千里赶到北京看我。她关心我，也关心我的孩子和我的母亲。然而，她不幸被病魔盯上，没有逃脱那个腊月……两位亲人相继辞世，表明了生命的无常。面对无常的生命，我们一直软弱无奈。我这次回到乡间，正赶在了他们的忌日，按照乡间的风俗，我们得跪拜磕头，表达活着的生命对逝去生命的一种哀思。

我在乡间居住，当然也会被朋友们喊着外出。看看风景或者吃饭什么的。一个异乡人，尤其在一些朋友们眼里看着还算是顺眼的人，有时还被朋友当作本地一条新闻被传播。在自媒体发达的时间，稍有一点动静，都会被朋友们贴上朋友圈。对于这些，有些人可能理所当然，甚至会有一种深深的成功与自豪。但我没有。真的没有。我不但没有成功感，反而还感到一些惶恐。因为我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成功。我为家乡的贡献很少，我为人类所做的几乎是零，甚至是个负数。我只是一个年轻时拼命奔向异乡，到老了又拼命地想回故乡的人。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我和我的前辈一样，也走进了人生的宿命。外面的世界很热闹。在热闹中回到乡间居住，我更像一个在外面弄得遍体鳞伤，回到乡村暗自舔着自己伤口的哺乳动物。我应该感谢我的乡村。

终于说到乡村了。说到乡村，我发觉人生大多是在画一个圆圈，早年我要离开的乡村——也即现在乡村的孩子正拼命离开的地方，竟然是我无限留恋，却又无法深刻理解的故土。在这片故土上，曾经生活过我的父亲、我的祖父……一代又一代。我的祖辈们在这块土地生活与生存，或许有过迁徙，也有过逃离，但他们进入历史和某种永恒之后，他们身后的山、池塘、河流、村庄……乡村一切的一切大都保持原貌。他们陌生、熟悉，再陌生、再熟悉的乡村，留给他们的只有一个活着的背景。我和他们一样。我们谁也没有探究出土地和乡村的秘密。就是门口的一条河，一棵树，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它们也依然这样“生长”。天性比人的寿命悠长。有鸟儿飞过天空，有鸟儿栖息村庄，乡间总有鸟鸣……乡村有许多的秘密，或许什么也没有。我们对鸟儿的不认识，就表明我们认识世界的东西其实很少很少。我们认识自然的能力非常非常有限。对山川河流的无力改变，只能表明自然的强大……看到或认真地想到这些，我就真切地发现，人是多么的渺小和无知。我是多么的渺小和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