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一座大坝飞跨山间，像一排金色的纽扣，扣住了山水的壮阔，让苍茫的大水直抵天边。我一眼就认出这幅画画的是“新中国第一坝”——1954年建成的佛子岭水库大坝。对我来说，这幅画是定格的地理、流动的旋律，也是美好的记忆。

这幅画的作者乐建成是我读师范时的美术老师，当年下放在大别山腹地皖西霍山县，后来调回上海，专注于大别山山水、江南水乡、上海石库门等专题影像记录和绘画创作。毕业后，我所在的军工厂也在霍山县，距离佛子岭水库大坝只有几十里。电影《上甘岭》有一首家喻户晓的插曲，即郭兰英演唱的《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在优美的歌声中，有一个水库大坝开闸放水的经典镜头，气势恢宏，波澜壮阔，它即取景于佛子岭水库大坝。

离开大别山已经三十年，这幅画让我想起山中岁月，想起那个难忘的夏日。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刚参加工作，二十来岁，在一家军工厂子弟学校教书，稀里糊涂喜欢上了文学。在那个只有几千人的小山沟里，人们每天与钢铁、炸药打交道，即使有一丝文学情愫，也很快消失殆尽。偏偏我怀着一颗躁动不安的心，偷偷做着文学梦。那梦孤独苦闷，却自得其乐，不知疲倦。工厂离小镇六七里，离县城三十多里，镇上、县里虽然都有新华书店，图书却少得可怜，想买本心仪的书或文学杂志都非常困难。

一天，县城的文友写信告诉我，作家祝兴义住在佛子岭水库大坝下的宾馆搞创作，他们在县城已经见过面，让我有时间去请教。祝兴义是安徽怀远人，其创作的短篇小说《抱玉岩》于1978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名噪大江南北。

这个消息令我兴奋，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当即找出一篇自以为满意的小说，装进信封，然后骑上自行车就出发。

那个夏季，太阳天天高悬，石头滚烫，漫山的绿植热得蔫头耷脑。正是午后，一天里气温最高的时候，然而我根本没把高温放在眼里。山路崎岖，柏油路面多处已被晒化，柏油粘着车轮，发出嘶嘶啦啦的声响，拽着车轮不让走。有三四处陡峭的长坡，我只能推着车走上去，然后一阵风似的飞奔而下。顶着如火的烈日，我跑了几十里，虽然热汗淋漓，却不感觉累，反而情绪高涨，有一种幸福感在心头涌动。青春的朝气、幼稚的傻气、小兽一般敢于到处乱闯的锐气，都如那个夏天的热浪，鼓胀在我的心里。多年之后，我的脑海中仍然会出现那个骑着自行车在山路上飞奔的孤独的身影，那长长的乌黑的头发，像一支为了理想而燃烧的火把。

山势越来越陡，远远地看见佛子岭水库大坝了，这座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钢筋混凝土连拱坝，500多米长，70多米高，屹立于山间，真是巍峨壮观，像极了一排放大了无数倍的竖立着的钢琴键盘。

此刻我无心登坝，径直赶往离大坝不远的宾馆。宾馆坐落在山脚下，掩映于茂密的林木间，浓荫匝地，一片静谧，只是看不见一个人影。那么热的天，人们都在乘凉或午休，哪里来的人呢？只有我，精气神旺盛，根本不需要午休，自然没有想到祝老师需要午休。我忐忑不安地敲门。过了一会儿，门开了，祝兴义老师穿着短裤背心，睡眼惺忪，对我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显然感到吃惊，他努力让自己表现出热情与和蔼。我突然明白了自己的鲁莽和不礼貌。我带着歉意，简单说了自己的来意。他收了我的稿子，我立马告辞。听见身后轻轻关门的声响，我长舒了一口气，走出宾馆，顺原路返回。

初涉写作，没有经验，文字又那么稚嫩，却敢大着胆子，顶着烈日奔波几十里去“献丑”，如今想起来，真是勇气可嘉。一个文学青年，刚刚从文化沙漠中走出来，又迎来一个文学的时代，如此“眩晕”也是正常。大约半个月后，我收到了祝兴义老师寄回来的稿子及附信。信的内容我已经淡忘，稿子写的啥也早就想不起来了，但是那个夏日我一直没有忘记。

乐老师的这幅《佛子岭水库大坝》我收藏了。我收藏的还有那个夏日的情怀、前辈作家对文学后生的鼓励，以及自己当年勇往直前的朝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