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父亲好像一辈子都没有长期在一起生活的缘分。没有这种缘分，一般都会被认为受父亲的影响微乎其微。

祖父在我出生那年就去世了，因此祖父在我心中只有父亲的讲述和照片里的印象。据父亲说，祖父年轻时到广西的祖居所在的县城酱油厂打工，1913年只身来到家乡邻近的广东一个叫“平定”的小镇，开中药铺子兼做京果海味生意，那时候父亲还没有出生。父亲出生后，在镇上读完小学、初中，然后考上县第一中学，那已经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末期了。父亲毕业后考入广东省立法商学院（父亲最终毕业于广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由于祖父学费断供，只好在广州昌北兴仁中心小学任教维持生计，开始教学生涯。之后回到祖父母身边，先后在镇中心小学和镇中学的当老师。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调到离县城两站火车路程的一个镇中学任教了。我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幼儿园可上），父亲又调到他的母校县第一中学任教。那时候母亲经常带着我，在烈日下踩着滚烫的铺路石灰石或枕木甚至铁轨走两里多路，在一个五等小站（只有两条临时停车的铁轨，没有候车室售票处等任何建筑）坐火车到县城和父亲团聚。在父亲任教的县第一中学，四五岁的我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趴在课室外的窗户边看父亲上课。而“文革”开始那年，母亲被“贬”回广西老家，我也开始了伴随母亲的山村生活，连“趴窗户”看父亲上课的机会也没有了。能见上父亲只有两个寒暑假。

我的小学阶段，寒暑假里父亲给我带回了漫画《小海鳗漫游记》，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还有连环画《南征北战》，庞中华的硬笔书法《智取威虎山》唱词字贴等，还常常教我变小魔术，讲语文断句和一些有趣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讲到一个不懂断句的人去帮人打工，主人叫他写下饭食的要求，这个打工者把“饭任吃，没鱼，肉可以；青菜一盘止。”写成“饭任吃，没鱼、肉可以；青菜一盘止。”把逗号写成顿号，结果主人只给他上一盘青菜。父亲还给我讲了一个“造梦者”把小偷吓跑的故事：小偷入室盗窃遇上屋主正在“造”一个小偷入室偷盗的梦。小偷刚刚入室，屋主在梦境里说：“你又来了！”小偷吓了一惊，看了屋主一眼；屋主又在梦里说：“你又看我！”小偷吓坏了，赶紧轻手轻脚逃跑，却又听到屋主在梦里说：“你又跑了！”逗得我捂着小肚子哈哈大笑。

每个假期，父亲都要检查我的《学生手册》，发现哪一门功课成绩低，都要我检讨原因，给我补课。父亲虽教语文，数学却也不差，什么分数、平几、立几、解几、列方程解应用题都通晓，还常常找几道数学难题，饶有兴趣地与我一道运算、求解。我上初中以后，父亲发现我热爱文学，给我买了各种当时出版的长篇小说，还为我订了一份《人民文学》，并把他订阅的《南方日报》文艺副刊收集起来，带回给我阅读。

1978年我高考完，和父亲一起讨论考题，父亲大吃一惊。原来我把名词、代词都当作“关联词”填了。记得当时父亲沉默了好一阵才说话。他是痛心十年“文革”荒废了像我这样整整一代人的学业。他当即决定：让我到他身边补习半年。这就是我懂事后在父亲身边生活持续的最长时间。

在父亲身边，我才得以了解父亲的工作和生活。我发现父亲原来藏有很多书。《辞源》《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古代散文选》《左传》《史记》《汉书》《唐诗》《宋词》应有尽有。这些以前一直锁在一个双面合拢的大木柜里。

父亲说，“文革”期间，这些书籍没有散失，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到了父亲身边，他并没有马上给我补课，而是把《左传故事选译》《国语国策故事选译》《史记故事选注》《现代汉语》等给我，让我自己阅读。原来这是父亲的一个教学方法：先让学生熟悉具体内容，有了感性认识，然后讲起课（理论）来学生就容易接受。父亲说，中学阶段主要是打好基础，考试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基础。那些猜题的做法，就像香港赛马的彩票，是靠“碰”上的，不扎实。

父亲教高中毕业班的语文，工作是繁重的。白天上课，晚上常常有一批批学生来请教学习中的难题，他往往要到深夜十一点多才能安静下来备课，或批改作业、试卷，每晚都要十二点半一点才能休息。繁重的教学任务，使父亲的头发渐渐白了，就像一年一层霜。

1979年，我考上了大学。母亲也落实了政策，回到了父亲身边。我虽然因为上大学远离了父亲，却离不了父亲的影响和教育。父亲的来信，有时专门谈一篇作文的写作，有时专门谈一个古汉语虚词的用法。高考制度恢复后，父亲连续多年都到省城来参加评卷工作。我们父子一见面，谈的又是当年高考语文试题的特点、难点、深度和广度……

父亲对我的要求是严格的，我大学一年级写作课的一篇作文要收集进一个集子，父亲来信叮嘱我要反复修改，并说，一篇文章收集进集子很不容易，一定要简洁、凝练，有一个多余的字也不好。

一次，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散文，第二个月又被《新华文摘》选载；几个月后，这篇文章又在一份小刊上登载了，父亲知道后，来信狠狠地批评了我，信里开头的第一句就说：“此子才尽矣！”我给父亲做了解释：原来我把文章寄给一份小刊，后来小刊停办了，我便投给了报社，谁知后来小刊复刊后又把我的文章刊载了。父亲知道原委后，竟又来信道歉。父亲的治学是十分严谨的。

父亲后来是中教一级教师，学校语文教研组长，省普教系统先进工作者，市语文教研会副会长，县政协常委，还三次获得人民政府颁发的立功证书。1984年底，他终于实现了他梦寐了几十年的心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前些年父亲病重期间，他整理的文字资料，仍是他的教案精华。

几十年来，父亲搬了几次家。俗话说：“搬屋搬屋，不见几萝谷”，而父亲的藏书则一直保留着。我每年回家乡过年，都翻看一下这些藏书，特别是那本父亲最忠爱的上世纪五十年代购买的《辞海》。看着看着，我惊奇地发现，很多书还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购买的。因为当年新华书店出售的图书，在封底盖的购书纪念章都带有购书日期，没有印章的父亲也在扉页写上“某年某月某日购于某某书店”的字样。看着这些藏书，我的内心一阵激动：这不是我这样一位亦父、亦师、亦友的父亲留给我的一大笔“文化遗产”吗？！

（作者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