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老家卫生大扫除。墙角一只背篓，引发我一段儿时回忆。

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印象中，老家西屋窗台下摆放着一溜背篓，从大到小排列整齐。每到农忙时节，背篓随着父母、哥姐早出晚归。

我们村叫西涝洼，因特殊地理位置，吃粮靠天，饮水靠担，运输靠肩。当时，大牲畜很少，春耕、秋收、内运、外售，主要的运输工具就是背篓。

早年间，爷爷用篓背着全部家当，一路乞讨，辗转多地来到西涝洼。爷爷上山割荆条时，左眼被树枝抽伤失明。爷爷把根扎在山里，也把一身的编织技艺传给父亲。

父亲年轻时，用背篓给北山游击队送过物资，也背过伤员。

三年困难时期，父亲的背篓里装过野菜、树叶、谷糠。我依稀记得，全家人连续吃了几顿糠饽饽后，排便出现问题。母亲在糠里加上少许豆粒、玉米渣、糖精，又采来酸枣磨碎掺进糠里，增加黏度和甜度。尽管如此，厕所里依旧传出用力排便的“吭吭”声。

一个晚上，母亲说：“采些树叶来，调剂一下饮食。”“村内不好采了，我去外乡转转。”父亲道。

鸡叫头遍，父亲起床。父亲热了一碗剩菜粥，感觉不够，又加了半瓢水，尝尝没味，从腌菜缸里?出一勺腌菜汤，放进粥里。那时，腌菜吃没了，汤也不舍得扔，炖菜、煮菜粥加入腌菜汤，省下买盐钱。

父亲后来告诉了我们他那天所经历的——走进那条沟时，已临近中午。父亲打眼一看，平缓地段的树叶早已没有了，靠近山崖的树还有一些叶子，可路太难走了。父亲坐在一块巨石上犹豫很久，眼前总浮现出一家人吃饭时的痛苦表情。“发昏当不了死。”父亲自言自语着，起身走向崖边。几次将镰刀伸向树枝，总也够不到。于是，父亲将镰刀绑在木棍上，双手握紧，镰刀前伸。随着树杈折断声，碧绿的树叶到了父亲手中。篓子装满后，父亲背起往回走，行至一陡坡时，父亲脚下一滑，双手急抓，没攥住任何东西，人和背篓连翻几个跟头，幸好背篓被两块石头卡住，父亲才没有继续翻滚。望着几丈深的悬崖，父亲惊出一身冷汗，腿打软，好长时间站不起来。

那天，父亲一路上歇息了许多次。渴难挨，捧起沟里脏水就喝；饿难忍，掏出篓内树叶就嚼。

父亲很晚才回到家，进门就瘫坐地下，大口喘粗气。裤腿撕开一段，褂子破了，手脸带伤，两肩黑紫色，脊背水泡成片，磨破的地方露出嫩肉，有血水流出……母亲眼角的泪如豆子般滚落下来。

找出几粒药片，母亲用擀面杖碾成碎面，敷在父亲伤处，鼓起的水泡也做了处理。

那晚，母亲缝制了两块垫肩，篓子背绳换成结实的宽布带。

父亲是村里有名的编匠，编出来的家具好看、耐用。父亲为村里人编家具都是无偿的，遇老弱病残户，父亲编好后，还亲自送上门。每到年节，有人请吃饭，父亲都婉言谢绝。

我出生时，家里已有8口人。人多劳力少，日子过得紧巴。母亲吃不饱饭，奶水不足，我饿得总哭闹不止。

父亲骑自行车往返70公里去三河赶集。卖掉背篓后，买回两袋白薯碴，半斤红糖。母亲舀一小勺红糖，加半把豆豉，糖水有咸味，母亲喝个水饱。

我刚出满月，母亲就去地里干活。母亲将我放在篓底，背至地头，由二姐负责看护。幼年时，我没少遭罪，感冒经常、肚疼不断。我10岁那年，旱灾造成粮食减产，野菜、谷糠、麸子成了主打食品。圈里养的猪，饿得撞圈门、啃泥吃。一只小鸡掉进猪圈，被猪吃得连毛都没剩。有一天，母亲背着篓子赶着驴去采树叶，走到半路，眼前一黑倒在地上——饿昏了。

那些年，父母拼命挣工分，家里的背篓隔三差五就坏一个。父亲的腰、母亲的腿相继出现问题。

1976年3月，我家搬迁到山下的黄松峪村，用篓背逐渐减少，取代它的是胶轮单车、双轮车、畜力车、摩托车、三马机动车。

2013年至今，10年间，我家已有两部轿车，用背篓运输已成为历史。

前不久，我想买个背篓，转遍整个集市也没发现。曾经卖背篓的老人说：“背篓早就没人用了，山上的荆条都长成树了。”

背篓装满心酸的过去，也见证了时代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