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爷爷，拄着一根拐杖，站在老地方，一站90年。

车水马龙，秋霜冬雪，风景转换几代人，唯独老爷爷眼都不眨，直视前方中山大道，不管身后汉水如何扑入长江。

1933年，老爷爷来到了六渡桥，站在十字街头当中不走了，这里从此得名“铜人像”。东西南北，不能不以它为圆点，东往长堤街，西到王家巷，南至集稼嘴，北抵单洞门，老汉口有了新坐标。

一下子，铜人像的名气与六渡桥争锋，成了它具体方位的代称，也成了我爷爷家的代称。铜人像左手没几脚路，红十字巷国新里10号二楼，爷爷住了叔叔住，叔叔家的孩子就叫“铜人像的伢”。节假日，爸妈带我们“走人家”，手一挥“去铜人像”，我们便欢天喜地。

1938年，武汉沦陷的至暗时刻，爷爷一家未挤上跑重庆的船，在东湖难民营躲过一阵，只得入住宗族抱团而聚的国新里，以求平安。那年父亲未满10岁，叔叔不到5岁，哥俩到长堤街口打酱油，随眼一瞄，逃不脱铜人像。爬上楼顶晒台放鸽子，俯身之间，还是铜人像。20岁，父亲跟随军代表去岳阳军工厂，匆匆离别铜人像。洞庭湖边5年，抬头得见岳阳楼，乡愁不是黄鹤楼而是铜人像，尽管他出生在黄鹤楼下青龙巷。

从10岁到20岁，父亲长大成人的10年，时代发生巨变的10年，铜人像目睹天翻地覆声色不动，父亲却经历了日伪、国民政府、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在动荡不安中觉醒，参加进步学生组织，冒险为新四军代购军需品，都在铜人像周围。

初到铜人像，父亲去花楼街居巷小学上课，每每战战兢兢，日军设了路障，放了岗哨。稍大一点，有次蹲下身系鞋带，误为图谋不轨，一枪打过来，击伤了路边炸面窝的小贩。好不容易日本投降，百姓奔走相告铜人像，看到日本兵点头哈腰扫大街，父亲相信抗战真的胜利了。

父亲目睹的历史场景，我曾向著名武汉文史研究专家徐明庭老先生求证，这位“武汉活字典”说：“铜人像就是汉口的地标，1944年日军俘获几名跳伞的美军飞行员，也要拖到铜人像示众，还浇上汽油点火戏弄，激怒了美机报复狂炸日租界。”

1949年解放军“四野”南下武汉，老百姓又是到铜人像迎接部队进城。父亲奉地下组织之令，暗中协助维持秩序，亲见118师首长向孙中山先生敬礼，给新时代来临一个庄严的“仪式感”。

铜人像，就是这么一方社会舞台，不断上演情节悬殊的活剧，我小时候听父亲这么讲，我儿子小时候还是听爷爷这么讲。

铜人像落地六渡桥，源于纪念孙中山先生，修筑了民生、民权、民族和三民路。弯曲的巷子拓宽拉直了，拉杂的商铺聚拢做大了，小广场铜人像一竖，官方、商家、民间的公共活动，似乎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权威中心。

铜人像四米高的花岗岩底座，自发行使信息发布职能。法院判决书，警察局通缉令，进步组织传单，青红帮联络暗语，封建迷信图符，花柳病广告……花花绿绿，鱼龙混杂。挨着一圈铁链子外围，玩气功卖打药，摇铃铛拆字算命，插标子卖儿葬父，举牌子招工揽客，当头人拉会，做笼子诈骗……无奇不有，红黑通吃。“古三皇”小巷有个开茶馆的傅老五，江湖上打码头仗义，逢到强人并不斗狠，往往轻描淡写“铜人像会哈子”，那霸气，嘿嘿，又有谁敢惹呢？

正是这样，铜人像担当了议事厅、裁判所的角色，不言而威。抬杠了，会说“到铜人像摆一摆”；扯皮了，会说“到铜人像评个理”。做生意谈业务，遇到一方巧取豪夺，另一方故意放低了声反问：“这能拿到铜人像见光？”当即，对方的胯子只怕矮下了一截。有了铜人像，就有了公众舆论场的压力，讨公道，论公理，谁也不得胡来。六渡桥明事理的太婆，如果碰上“岔巴子”搬弄口舌，只用小小撇撇嘴：“你还想到铜人像打个锣？”八成令她赶紧闭上嗑瓜子一般利索的嘴。

百姓家有事，铜人像当仁不让，立马转换身份，扮演见证者，当上公证人，没了它好像就没了合法性。买房置地，定亲结婚，过继托孤，交友结社，明明是在茶馆酒楼、祠堂会所谈妥的，偏偏也要紧紧锁上一句——“这可是铜人像都晓得的啊！”意在一诺千金，不得反悔。

铜人像面前，开不得玩笑，则出得了洋相。新中国成立前后，父亲在金城银行见习的同窗，在中南被服厂新交的战友，喜欢来国新里“打牙祭”。尽管不是物价飞涨就是粮食紧张，但爷爷和太（奶奶）也要尽量准备丰盛一些，口头禅是“莫让人家翻了吹皮，拿到铜人像去敲”。所谓“翻吹皮”，是指被客人吃得饭锅见了底，那是不厚道蛮丑的。1955年，父亲回到国新里，一帮铁哥照样来，摆出“翻吹皮”的架势起哄，嚇得操持“小锅小灶”的母亲忐忑不安，可见铜人像的无形分量。

铜人像，在民间打造了独有的地位，老汉口人，服。

1958年，武汉开通1路电车驶过长江大桥，三民路既是起点又是终点。铜人像上空，大半圈电缆拖着电车辫子打转转，构成老少皆知的“铜人像磨盘”。到国新里“走人家”，盯着电车辫子打转转，巴不得它擦出火花亮眼睛，胜过在路边搅糯米饧糖。

到了跟父亲一样的10岁时光，铜人像与他当年不同，是那么光鲜地走进我们的年轮。一家人到“老会宾”酒楼吃罢烩三鲜，我和弟弟随父亲进“美成”戏园子看《打铜锣》，母亲去“东风”绸布店挑香芸纱，而妹妹赖在“风华”照相馆橱窗前不肯走。谁料，转瞬风暴骤起，铜人像下挨斗的“高帽子”跪了几排，大字报从中南旅社铺到长盛菜场，一坨坨“大辩论”的人群闹腾到半夜三更。

当1路电车驶入1978年，“陈太乙”药店终于重新挂出了老招牌，铜人像春江水暖，长堤街、统一街、花楼街纷纷开门“做生意”。紧接着，清芬路鞋城红火，集稼嘴码头兴旺，打货购物的人流车流，围着磨盘汇成一圈圈漩涡。我等也长成20来岁大小伙，去中南路建展馆看外国电影，去水果湖洪山礼堂听文学讲座，乘1路电车春风得意，驰骋三镇海阔天空。

很快，铜人像一步跨入地铁时代，空中拆了电缆，地上停了电车，磨盘冷清下来。擦皮鞋的、配钥匙的、修自行车的，占用半边车道，竟也相安无事。我以花甲之身坐上台阶晒晒太阳，一旁等待雇主的“扁担”有些不解，只有头顶默默站立的老爷爷懂得我的默默无言。

起身环顾，老爷爷的头顶明净许多，没有电车辫子打转转，只有塔吊长臂打转转，转出一幢又一幢摩天大厦。是啊，铜人像添了新一轮“背景墙”，关于它的陈年旧话别有滋味。

记得钱钟书重访欧洲时在罗马演讲，借用意大利谚语“好些河水已经流过桥下了”，感叹今非昔比。六渡桥早没有水流过，只有铜人像90年屹立不倒，活在历史中，活在变动中。如同父辈有过他的铜人像，一代一代子孙，定然也会有自己的铜人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