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笔的历史，怎么说呢，从铅笔、粉笔开始算，少说也有30多年，中间凑合过圆珠笔、毛笔，还有蘸水笔。蘸水笔现在看来是接近于文物类的东西，当年很风行。盖因它们便宜，一支笔尖值不了几分钱，配一个蒜头状的杆儿，戳在公共场合，如邮电局柜台上，供人应急时使用，十年八年坏不了，也丢不了。

这种笔如果小孩子们用来打闹，有时因笔尖锐利、笔杆好握，常常成为凶器。而且更主要是它们只靠笔尖上一点点小铁兜存墨水，写字时常出现空白，这就须不断往墨水瓶里蘸墨水，很麻烦，久而久之，它就被钢笔（自来水笔）淘汰了。另一个原因是经济状况好转，学生们甭管学问多深都时兴佩钢笔。一般说来，小学生的上衣口袋插一支，初中、高中的学生插两支，插三支以上的，他的身份就有几分含糊，十有八九是修钢笔的手艺人。由此可见在五六十年代钢笔具有青春装饰的特殊功能，大约像如今的名牌领带、意大利皮鞋和钻戒一类的东西，能给佩戴者以心理的荣誉感，从而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走在革命的大路上。

真正与笔有缘，照例是在走上社会之后。在此之前不过是学子生涯的一种陪伴，既无数量，更谈不上质量。而且我的学生时代最后阶段笔的性质有些改变，不同于正常意义的笔，变成“拿起笔，做刀枪”。以笔为刀枪，为的是反修防修打豺狼，有笔如此，持笔者如我辈还算上什么学生？！

于是打起背包从军云南，真的拿起了枪，玩起了炮，玩的还是迫击炮加农炮榴弹炮，后来又加上火箭炮，笔，自然是疏远起来。虽然也偶一用之，但不过是写写家书而已，军营枪炮林立，笔们让它靠边。“百夫长”（大约相当于我的连长）没当上，当起了排长，挺带劲的。可偏偏舞文墨的旧习不改，笔下居然出现了几行称之为“诗”的文字，不幸又被印成了铅字，我不时地脱离枯燥的军营到省城改稿，当时的称呼是“工农兵作者”。既为作者，自然要执笔创作，这时我拥有了一支“英雄100”型金笔，是一位军队医院的女护士赠我的定情物，绿色的杆，金黄的笔尖，当时的价值是我两三个月的津贴。这笔因此成为我家产中仅次于手表的一个重要物件。

女护士后来成为我的妻子。她大概是从军区小报上读到我的幼稚的诗，遂崇拜不止。尽管结婚十几年这种崇拜早已冷却，但每当我拿起那支绿杆“英雄”金笔，都像按动温馨回忆的开关，使妻子的目光顿时充满温驯，只可惜这种神色稍纵即逝。

这支笔使我度过了军营中最后的时光。在离开云南的最后一天，乘公共汽车看一位朋友，笔被挂在一位女士的发辫上，走到车门我才发现笔不见了，急出一头汗。慌忙寻找，从那女士头上摘了回来——自此便将它锁入抽屉，以文物般的待遇不再为我服务。另一个原因是这支笔的杆太粗，握起来吃力，写不到两千字手指就发酸，或许是写字握笔太紧。妻子魔术般地又赠我一支钢笔，即现在写下这篇文章的金笔，黑杆，金尖，杆上有一行小字：“花柳德兵卫舞蹈团”，是当年岳父出访时受赠的纪念品。

这支金笔造型匀称，下水流畅，字迹也纤细，在它帮助下，我起码完成了好几本书的著述。但我只知它好用，却不知它的身份。直到不久前因更换吸墨水的胶管，到一家修笔店去造访，那老板一见我这笔眼睛顿时放光，连说好笔。细问，才知这笔是名牌派勒斯，值得珍存。

说来也怪，不知笔的身份时随意驱使，让它代我写出一行行有趣的或乏味的文字。一旦知道了它的价值，总有一种暴殄天物的感觉，好像昔日一位官僚用万历年间的青花瓷盆装鸭汤待客，号称“万金汤”一样。鸭汤不值几个钱，汤盆却是罕见的古玩，值得上万金。

把这种心情偷闲向我的岳父道出，老爷子神秘地一笑，说：“这支笔算什么！我再给你几支。”说着，他从衣柜里掏出几支笔，有一支是绿杆的派克，一支是墨绿的雪弗，还有一支派克笔属新型产品，铝合金杆，银光闪闪，让人目眩。

我的岳父掂着这支绿杆派克，说：“抗战时有一位八路军旅政委看中了我这支笔，非拿一块金表跟我换不可，我没换，那老兄还很生气——后来他牺牲了，我很后悔没换给他。”

拿着这支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的老笔，我感到一种沉重的沧桑感。岳父最后说道：“这笔我是再也用不着了。你是写文章的人，宝剑赠英雄，你拿去用吧。”归家一用，发现两支名牌老笔俱已笔尖粗大，不堪写作时使用了。我把它们的墨水洗净，拭干笔尖，郑重地收藏起来。

笔如老骥，虽伏枥下，但笔胆中贮藏的历史烟云、笔尖下流泻的时代怒潮，不足以让后来者警醒反思吗？

有人曾赞名画家张大千画技：笔笔是自家写出，亦笔笔从古人得来。我不是画家，但艺理相同，既然选择了写作这一职业，须心与笔相通，胆与识共赏，尽绵薄秉笔直书，方无愧于手中这支“金不换”。

是为“笔”记。说记笔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