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里，有家理发店。二十多年前，我住进小区，搬家一身泥猴，头发又脏又乱，看见这个理发店，走了进去。店不大，只是靠着围墙建起的一排屋子中的一间，有些拥挤，三把理发椅，几个凳子，一个带热水器的洗脸盆。墙上贴着几张美女的大头像，大概是从画报上剪下来的，映在镜子里面，自己对着自己搔首弄姿。

快过春节了，人不少，本想要走，一个小伙子笑脸相迎地叫住了我：“一会儿就完，您先坐在这儿吧！”南方话中夹杂着并不地道的儿话音。吸引我坐下来的，是他的长相。这是一个中等身材的小伙子，模样端庄，五官清秀，完全配当一名演员。乍一看，有点儿像张国荣。

理发店里一共三个员工，两男一女，年龄都不大，张国荣——姑且就叫他张国荣——和一个染着一头黄毛的大个儿，是理发师。两人都穿着黑色的衬衣，打着笔挺的领带。小姑娘撑死十七八岁，负责洗头染发和扫地。人长得娇小玲珑，白净净的脸上一对浅浅的小酒涡，储满笑意，很有些亲和力。我想如果把他们包装包装，演一出电视剧，特别是那种青春偶像片，不见得比眼下那些当红的演员差。

果然等的时间不久，张国荣一边抖着手中的围裙，一边笑着叫我。我坐在理发椅上，他先问我：“您是第一次来吧？”我点点头，就算聊起来了。小伙子很健谈，我知道了，他们三个人都是从江西靠近南昌的农村来北京闯天下的。理发店老板是北京人，在马甸桥还有一家大得多的理发店，一般不上这边来，把这个小店交给他们打理。很显然，张国荣是负责这里的小头头，一问，真是。“什么头儿，就是按时给老板交钱。”张国荣有些羞涩地笑笑。

我问他：“快过年了，不回家吗？”他说：“我们要忙到年三十的夜里，大年初一上午走，都买好火车票了，京九线的，到我们家有一站。”“过年能给家里拿回多 少钱？”“没多少，刨去吃住，最后也就剩下几千块钱。”黄毛大个儿和那个小姑娘在一边笑着说他：“他带的钱可比我们多，他家里用处多。”那笑中似乎别有含义，不怀好意。我忙问：“是不是有女朋友在家里，得专门带给她呀？”他的脸一下子红了：“哪儿有女朋友呀，您说现在谁愿意找我们剃头的呀？”等着剪发的一位大婶接过话说：“那就在北京找一个！”他的脸红得更厉害了：“北京的姑娘眼眶子长得比眉毛都高，谁看得上我呀。”大婶说：“可别这么说，出落得这么漂亮的一个小伙子，还愁没处找去？”黄毛大个儿回头说道：“那您捎带手帮我也找一个吧！”惹得大家都笑起来，笑声把小店烘托得暖气融融的。

以后每次理发，我都到那儿去，发现去的大多是和我一样的回头客。特别是小区里的大爷大婶们，更是常客，常常带着自己的洗发水和焗油膏，花费在小店里的钱很少，他们一样笑脸相迎，大爷大婶的叫得格外甜。

我已经知道，他们就住在小区一栋楼房的地下室里，住宿和饭钱，是由老板支付，不过每天的饭钱三人一共只有10元钱，负责做饭的是那个小姑娘，我问她：“你们老板可真够抠的，这么点儿钱够吃的吗？”“没有办法呀，除去买米买面和买油的钱，剩下买菜的钱没多少了。夏天还好，菜便宜，还能够买一点肉炒菜。我只能够每天下午人家菜摊快收摊的时候，买一些搓堆儿的便宜菜。”

每次洗头时，小姑娘都爱和我说话，有一次，对我说她来北京都快两年了，附近的公园玩过了，一直想去一趟长城，就是太远，店里的活又忙，没人能陪她去，再说去一趟也得花不少钱，一直没去成。

哪个小姑娘没有点儿愿望呢？哪个小姑娘又不爱美呢？有时看到她穿着新衣服，戴着手镯，扎着耳坠，便会夸她几句，问她是哪儿买的，怎么突然舍得花钱买这些东西了？她告诉我衣服是从女人街上买的，首饰是从潘家园旧货市场买的，都花不了太多钱。每次说到这里，张国荣都会说她：“她呀，就 会乱花钱！”她便反唇 相讥：“又没花你的钱！”黄毛大个儿什么也不说，握着手里的剪子或吹风机，总是在一边坏坏地笑。

日子长了，我发现并不只是我一个人，认为张国荣和小姑娘在悄悄地恋爱，起码有那么一点意思。男的女的长得不错，脾气性格不错，又每天在一起，你吹笛子我捏眼儿地配合得也不错，大家都觉得挺般配的。但是，大家都错了，不过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一次有位老太太一时高兴，问起正在给她染发的小姑娘，和张国荣是不是有那么一回事？惹恼了小姑娘：“谁老是这样嚼舌头，没影儿的事老往我身上瞎安！”一气之下甩下手里的家伙什跑出了门。张国荣只好走过来替老太太继续染发，然后说道：“大妈，真没那么回事。”

倒是没有过多久，总有一个高高个子的姑娘，老坐在旁边空理发椅上，不着急理发，也不怎么讲话，就那么静静地一直坐在那里。我见过她好多次，挺好奇，有一次等着理发的人多，便搭讪问她做什么工作，她说是售货员，我又问她在哪儿上班，她说在中关村。好家伙，中关村，离着这里起码有二十多公里，那么远的道！她就那么一直等着，等到空闲的时候，让黄毛大个儿给她染发，也染成了一头黄毛，弯曲摇曳着。染好发，吹好风，黄毛大个儿穿上大衣，两人一起出了门。张国荣对我说：“看见了吗，人家才是真正搞对象呢！这一猛子扎出去，晚上见了，他的活儿都得我替他干喽！”小姑娘在一边抿着嘴笑，大家也笑。

我再去理发，没见到黄毛大个儿，一问才知道是速战速决结婚了，为了和爱人离着近便些，到老板马甸桥的那家店里去了。

小店里，来了一个小个儿的理发师，手艺不如大个儿好，人们都不大愿意让他理发，特别是那些老太太们，小个儿不在的时候，常常发牢骚，还是大个儿在的时候好。可想想也不能为了自己的头发，就棒打鸳鸯，让人家天各一方啊。

小个儿知道大家对他的态度，不过，他不怎么在意，整天乐呵呵的，爱一边干着活一边听耳机里的音乐，一边扭着屁股打着点；要不就是爱和小姑娘逗逗闷子，逗得小姑娘哈哈大笑。有时碰见两个喝多了酒理完发不给钱夺门就走的主儿，一般都是小个儿紧跟着跑出去，拽着他们的胳臂要钱。有一次，钱拿到了手，鼻子被人打出了血，他仍然扭着屁股踩着点儿跑了回来。不爱让他剪头的老太太，再轮到剪发时也不说什么，让他把围裙风似的抖开一个弧度，潇洒围在自己的身上了。

有一天，我去理发，看见黄毛大个儿回来了，那些兴奋的老太太们，纷纷地问他这问他那的。黄毛大个儿新添了个儿子，专门跑回来告诉大家这个消息，也算是个念旧的人。老太太们连连夸他，然后不禁感慨着日子过得可真是不抗混呀，一晃黄毛大个儿结婚都一年过去了，自己的白头发染黑了又白，不知多少次了。

有一年开春四月，我去理发，那时，张国荣在香港跳楼自杀没几天，我对张国荣开玩笑说：“张国荣自杀了，你怕不怕？”他笑着说：“我怕什么呀？我要是也能像他那样有钱又有名，死也值了。”我对他说：“你要是也能够去拍电影，没准能和他一样有名又有钱呢。”“您又逗我，我哪是那块材料！”“还真不是逗你，张国荣最开始还不是和你一样，也只是一个平常的年轻人。”“人的命不一样呀，我的命就是理发，从来不癞蛤蟆梦想吃天鹅肉。”

小姑娘在旁边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搭话：“照你这么说，理发的都是癞蛤蟆了？最起码也得是青蛙吧？”逗得大家都笑了。

过了两年的春节后，理发店贴出了一张停业告示，他们盘下了旁边的一间屋子，准备把两间屋子打通，理发店要扩大地盘了，生意越来越兴旺。大家每天路过那里，看见张国荣、小个儿、小姑娘和一帮工人忙活着，都替他们高兴。理发店再开张，是七月份。这中间小半年的时间，小区的人们尤其是那些老太太们不大适应，大家才忽然明白似的，小小的理发店已经是小区的一景一物一个念想，有它时没觉得多了点儿什么，没它时却觉得缺了点儿什么。所以，当理发店重新开张，来的人特别多。我去了几次，从玻璃窗户和玻璃门看进去，人影憧憧，只好赶在一清早理发店刚开门时去。这才发现真是鸟枪换炮，新扩的那一间新装了两把理发椅和两个蒸发器，还特别安装了一个躺式的洗头装置，一台崭新的29寸电视也悬挂在墙上，外间原来洗脸盆的地方放了一张写字桌，作为专门的收银台。

当然，最大的发现，是黄毛大个儿回来了，而张国荣、小个儿和小姑娘不在了。我问黄毛大个儿，他告诉我张国荣回老家结婚了。小姑娘也回老家了，她搞了个对象在那边。他自己呢，生了孩子后，在北京开销太大，爱人要上班，又要照顾孩子，太辛苦，实在是玩不转了，爱人带着孩子也回老家了。小个儿去了哪儿，他不清楚。老板是个明白人，知道做理发生意，靠的就是人脸熟和人缘好，光是生蟒子重新打江山不行，就让他从马甸桥那边又回来，暂时支撑门面。

小店里原来的铁三角，只剩下大个儿了。新来的两个理发师，都是毛头小伙子。在人们的心目中，论手艺，张国荣第一，黄毛大个儿第二，都认为新来的两个小伙子不灵光，更没有张国荣那样爱说话，会说话，特别是长得又那样端庄清秀，符合小区老太太们的审美标准。

有时我会想起张国荣和那个小姑娘，不知道张国荣在家乡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不知道小姑娘临离开北京前去没去成长城。有时我会问问黄毛大个儿想不想老婆孩子，他所答非所问，只是说现在三个都是男的，没有人会做饭，吃得差多了。

退休以后，我常去国外看孩子，很少到理发店。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小小的理发店还在，一个理发店能够坚持二十多年，就像长成了一棵树，扎根在小区里，不那么简单。前不久，我去了理发店，原来的铁三角都不在了，疫情闹腾了三年，生意不好做，马甸桥的店关了，这家店里，老板亲自披挂上阵，他媳妇给他打下手。我问他那三位元老的情况，他告诉我，张国荣离婚了，黄毛大个儿回家乡开店，他的孩子也大了，在他的店里跟着学手艺。小姑娘的情况，他摇摇头。

老眼惯看往来路，流年暗换往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