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不知具体哪天算过年,就问父母。父亲说,大年初一是春节。母亲说,年三十儿也算过年。父亲又说,正月里都是年。听了他们的解释,我更糊涂了。长大后,我才慢慢领悟到,过年是一个很长很长的仪式。 那时,每当迈进腊月的门槛,“过年”这个词就出现得越来越频繁。“把凳子修修吧,过年来人多,要坐呢。”“该赶集去买过年的粉条了。”“过年谁谁就回来了。”“过年呢,不许……”“过年呢,就要……”年味儿就在这不断地提起中越来越浓,直到过完正月,再在恋恋不舍中散去。 带着年味儿的物和人陆续来到家里,带着年味儿的事也开始不断发生。无论是平时就有的米面油、肉蛋菜,还是稀罕的金针、木耳、带鱼;无论是生活常用的笤箒、蒸布、碗筷,还是过年特有的春联、灯笼、吊挂、鞭炮,都被称为“年货”。只要是年货,就都带着年味儿。这段时间来往的朋友、走动的亲戚,也都带着年味儿。按照我们这里的习俗,朋友们会在正月里聚会,亲戚们会在年前拜访。尤其是看望长辈,一年当中再忙,过年上门的问候不能省,不然就失了礼,就忘了自己是谁。无论来访者还是主人,都是喜气洋洋的。是过年,让所有人放下了平日的烦忧。 每家都开始忙碌,打扫,拆洗,赶集,制作各种美食。平时也做的事,过年做就不一样了,每一件事,每一个步骤,都是有讲究的。我们过年要蒸笼糕、花糕、肉糕,寓意一年更比一年高;还要准备糖果和干果,不仅为招待来客,更寓意着来年的日子香甜。过年蒸馒头,面发得越欢预示着来年越兴旺,每每看到面起得满盆了,母亲就像看到了希望一样高兴。虽然大年三十是最不着急出门的一天,但每家都在暗中比拼,看谁家最先包完饺子去放炮,因为这说明他们是勤劳之家,预示着好运气自然会先到他们家。除夕夜煮饺子要烧芝麻秆,寓意来年生活节节高;煮的饺子要留下一些,留到大年初一,寓意着来年不会饿着。年初一不准开柜,要穿的新衣服得除夕晚上拿出来,这样老鼠一年不会来捣乱。这一天也不准扫地,不然就会把福气扫出去。总之,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被赋予了重大而美好的意义,虽然还是熟悉的地方,仍是日常的事,但都显得非常神圣且正式。 的确,在过年的日子里,无论做什么,都像在进行着一场仪式:贴春联,挂灯笼,放鞭炮;正月十二不睡早,听老鼠娶媳妇;正月十六转寨墙,一年不腿疼。那时候人们对这些事是格外用心的,如春联,大部分人家都是找人写,甚至自己编。我们家的春联由父亲创作,记得我7岁那年春联写的是“换来精面油满瓮,买来彩电购纱灯”。虽然没有什么文学水平,但如实记录了上世纪90年代初,农民生活变得富裕的心情。 除了约定俗成的仪式以外,很多人家还会用独特的方式,体现出过年的心气儿来。一些仪式活动,虽如今已经消失,却在我的记忆中代表着浓郁的年味儿。 我11岁之前,祖父还健在,他每年都会自己制作过年的灯笼。一进腊月他就开始不急不慌地预备材料——铁丝、纸、颜料,开始检查毛笔、钳子这些工具是否好用。他会将铁质的灯笼架拿出来,灯笼架是一大一小,长方体,大的两尺高,小的七八寸高,铁架周正,花式精美。祖父会先给它上油明漆,哪里坏了再修一修,然后糊上纸。大的挂在影壁和大门之间,小的挂在大门洞里。当灯笼里面的蜡烛被点亮,整个院子都沉浸在一种喜庆又庄严的气氛中。 最特别的,还是祖父做的靠山灯。两个灯笼的形状像两面鼓,靠在影壁上。这是祖父的重头戏,他不仅要糊纸,还要在上面作画写诗。祖父每年画的画都不一样,会有一些故事情节在里面。所谓的诗,也就是顺口溜式的注解。小孩心思不在这上面,所以我记得的画面很少,只记得有过老虎、大胖子、穿蓑衣的老人。这靠山灯正对着大门,蜡烛点亮后,总会引来邻居们的欣赏和夸赞。 而记忆中,年味儿最浓的就是磕头了。 大年初一早晨是仪式最多的时候,我的祖父母、父母会四点起床,俗称起五更。他们先给各路神仙摆上供品,再准备好上坟的用品。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和我的三个伯伯,我的母亲就和我的三个嬷嬷走出家门磕头了。 磕头,是每家已婚男性以兄弟为小组,已婚女性以妯娌为小组,去给村里的大辈和兄嫂拜年,大部分人要磕大半个村子。这是新年的第一场热闹。 清冷而新鲜的风让干净的街道更加干净,让喜庆的灯笼、春联、吊挂更加喜庆,也让热情地相互拜年的乡亲们一点也不觉得冷。每个人都穿上了新衣,笑容也是崭新的。这个仪式就像整个村庄的大游行,因为人们都是几代人在一个村繁衍生活,每家都有庞大的家族系统,所以这路线就是宗亲脉络的外化。 我家在村里辈分大,我的祖父母不必出门,只需在家里接待来磕头的人。我们家大概会陆陆续续来二十多拨人,我们小孩儿自然是看热闹的。毕竟是冬天的早晨,大人不让我们出去,我和姐姐就在棉门帘缝处往外看。磕头的人一拨儿接着一拨儿来,他们带着喜气高声喊着“爷爷奶奶”,祖父母就去迎接,来人见到主人就磕头,同时说着:“给您磕这儿了。”我的父母外出磕头了,不在家中,但来人也不能少了礼数,会再磕两个,同时说着:“给我叔叔婶婶磕这儿了。”祖父母总会热情地说:“都有了,都有了。”意思是一个就代表了。但人们那时候都特别实在,总是恭恭敬敬地磕足了。平时非常熟的人,在这个仪式中竟有了些正式感,也正是这正式感,让我觉得这些人格外亲切。人们的亲疏关系、家族位置、长幼身份,在这一仪式活动中再次被确认,再次被唤醒。 尽管时移世易,一些过年的仪式已经消失,但记忆与现实的交错中,每年这个时候,我仍能闻到年的味道。所以,在过年的日子里,我总带着庄严和喜悦去做每一件事,把过年过成一个很长很长的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