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明，1963年生于甘肃天水。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教授。曾任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曾获中国好书奖、五个一工程奖、华语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小说选刊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等。部分作品被译为英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泰语。

2007年，我完成了一生中最后一次工作调动：从北方民族大学文学院调至北师大珠海分校艺术与传播学院。那一年我44岁，我心里明白，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调动机会了。

那之前的二十几年，我基本上每过五六年都要换一个单位，我竟然换过四五家单位。这充分表明我这人没长性，少耐心，喜新厌旧。但事后回想起来，又似乎不完全如此，每一次变化，都是巧合、内在冲动和客观原因共同促成的。

一

我老家陈庄，是陇山山脉腹地的一个小山村。村旁有一条路，我们称为官道。官道由西安、咸阳、宝鸡、天水来，向兰州、成都、西宁、拉萨、乌鲁木齐去，据说早在汉代它已经是丝绸之路上的一条重要通道，东去西去，都是出远门的路，只要愿意，人人都可以拎上一个小包袱，走向天涯海角。离开，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身为孩子，我们从小就熟悉绵延不绝的驼队、马队、骡队，一支藏族的骡队曾在村里住过一晚，大夏天，他们仍然穿着厚厚的藏袍。我们给他们送去吃的喝的，能够换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小物件：菩提耳坠、皮革手镯、铃铛手链、黄铜平安扣，甚至唐卡、银器、藏刀，等等。我把父亲的一个白铜烟瓶偷出去，换来一把漂亮极了的小藏刀，之后挨了一顿打，刀子也被父亲没收。

一个大路畔的村庄里的孩子，早早就有出门远行的念头，这是可想而知的。但我的第一次出门远行，还是来得太早。1975年的春天，父母秘密决定，由新婚不久的哥哥嫂子和姐姐姐夫，带着不满12岁的我，前往母亲的故乡——宁夏平原。宁夏平原是好地方，有黄河，有大米白面，所以我很愿意去。我很兴奋，一点都没有离愁别绪，某一天的后半夜悄悄离开时，我甚至没有回头看父母一眼。多年后，我的感叹来自两方面：一是自己年少，不知愁滋味；二是父母敢于把四个劳力打发走，没考虑法律、户口等复杂因素，真有勇气，只有大路畔的人才可以如此胆大。

我在宁夏读完小学、中学、大学，然后在宁夏工作并学习写作，渐渐相信，12岁那次出门远行，让我有了一颗文学心。所谓文学心，简单说就是一个少年早早体会到了漂泊、孤独、无依这类情绪，它们恰如其分地成为写作的最初血液。

二

2007年，我已经步入中年，担任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算是小有成就，应该知足，但接到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的聘用意向时，我还是蠢蠢欲动，在留和去之间毅然选择了后者。当时我父亲已经去世，我母亲还健在。父母在，不远游，按照这个说法，我是不肖之子，但我也想，过后我可以带母亲去广东生活几年。遗憾的是，这个愿望没来得及实现，母亲就病故了。

我收藏着母亲的部分遗物，一个破旧的钱包，一沓崭新的人民币，另有一本红色的农村合作医疗证。

我母亲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全国农村已经普遍实行了合作医疗保险，每一个农民都有一个小红本本（医疗证），有了病，住了院，大部分医药费可以报销。有趣的是，那时候母亲经常给我寄药，用自己的医疗保险买的中成药，补中益气丸、六味地黄丸之类，让我侄子们寄给我。我说我也有医疗保险。母亲半信不信，坚持要寄，说城市的药肯定贵，农村的药不花钱。

母亲不相信的事情还有很多，我到了珠海不久就买了房，按揭二十年，每月还款四五千元。单位的住房公积金基本够用，母亲就是不信，愁得半夜半夜睡不着觉，经常冲着窗外念叨，虎明（我小名）每月还四五千块的账，平常有没有吃饭的钱？

寒假，我带齐了所有能够证明我吃饭没问题的证据，给母亲仔仔细细解释我没撒谎，母亲不识字，看了白看，仍然没那么相信，拿四五千块钱还账了，还有吃饭的钱。据说她还是半夜半夜睡不好觉，生怕我在珠海过着乞丐一样的生活。

三

我在珠海的工资是宁夏的两三倍。一开始我也不习惯，每月的工资卡上都会多出一个大数字，大到令我心里有愧。备课的时候，我总是尽可能多写，以便让自己心安。我们的教案每月要交给系主任检查的，系主任后来终于忍不住，告诉我，陈老师，你的教案是别人的三四倍，其实用不着写那么多的。

但我还是坚持多写，尽可能详细。学生的作业也总是认真修改，有些作业有可能让学生改十几遍，再帮学生推荐出去，力争发表。学生知道，我如果让谁反复改，意味着对谁偏心。没让反复改的学生反而有失落感。后来想，那是一种强迫症，其心理意图，主要在自己，让自己觉得对得住那份工资。

四

珠海的雨很多，时不时下雨，大雨如注，在地上稍作停留，便立即汇入大海，这也让我心里难过，甚至充满忧伤。每到下雨的时候，我就看着窗外的雨帘，心里念叨，这些雨这样白白流走，多么可惜，有什么办法把雨转移到西北呢？

有时候，我会在下雨天和老家的二哥通电话。二哥往往正在地里干活，那些地，都是我耳熟能详的名字：裤裆地、冰草嘴、土条子岘、槐树坪、麻狼地、兔子坪、上大地、下大地……这些地名，在我听起来，都是同一个名字：干旱。

二哥的声音也是干旱的。

放下电话，我心里更难过。我有一种巨大的无力感，无法把南方的雨转移到北方去。我会故意在雨中行走，把自己淋湿，如同把裤裆地、冰草嘴、土条子岘淋湿。我走进一大片橘林，整个地面，铺满了被大雨打落的橘子，都是最好吃的沙糖橘，不光是甜，除了糖分，更有一种和甜十分接近的微酸，甜和酸中和之后不再是甜，也不再是酸，而是一种神秘汁液，来自土地和天空。但现在，它们铺了一地。树上的红色已经有些稀疏。

我无话可说，只有痛惜。

暑假回家的时候，我在认认真真地考虑，如何把南方的水带回老家，不是矫情，是很当回事地在考虑。

回到老家，第一件事就是上南山和北山看一看。好在整个南山已经退耕还林，我家的多一半地在南山，现在都是成规模的林子，有槐树、苹果树、花椒树等等。花牛苹果已经是一个品牌，远销大江南北。光苹果一项的收入，就超过了原来南山和北山种粮食的总收入。农民们现在也需要“提粮食”了。农民们甚至不再养猪养鸡，嫌养猪养鸡太麻烦，成本高。想吃肉了，去市场上割几斤就行。鸡蛋也是临时花钱买的。家家用上了自来水。水是国家花钱从洮河里引来的。洮河距离我家有数百公里。

退耕还林后，我老家的气候也有变化，降雨逐年增多，植被渐渐恢复，河中的水流一年多于一年。在珠海住了几年后，每到雨天就忧伤的习惯，也不知不觉消失了。

五

实际上，我曾经打过退堂鼓，差点又回宁夏了。说实话，一开始我并不习惯南方的生活。酷热，潮湿，并不是最受不了的。关键是，当我不再需要下大功夫备课上课时，我的空闲时间渐渐增多了，我突然发现，我没有朋友，没有熟人圈子，不能像在西北那样，时不时和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喝喝酒、打打麻将、吹吹牛。南方人平时很少相互走动，不需要花时间联络感情。大家都在忙乎，各忙各的，没人觉得感情是需要特别维持的。人际关系简朴、直接，没有那么多弯弯绕，比如，他们不喜欢打小报告，如果有人爱打小报告，会被大家孤立。不跟你玩，是对你最省事最简单的惩罚。珠海更是一个标准的移民城市，东南西北，到处的人都有，据我观察，人们都和我一样，没有根基，缺少安全感，于是，只好拼命工作、拼命挣钱。有钱就有安全感，人们大概是这样认为的。所以，鲜有西北那样的饭局和酒桌，即使偶尔聚在一起，也不喝酒，桌上可以没酒。我坐在桌旁，往往不知道手往哪儿放。在西北，手摸酒杯摸习惯了。现在没酒杯可摸，就有些焦虑。我只好自己培养能陪我喝酒的人，有一个南昌来的学生名叫李颢，五大三粗，文章写得也好，我逼他改稿，改到第十几遍的时候，他眼睛都绿了，我只好不再说稿子，而是下厨炒西北菜，请他喝酒。就这样，他的酒量从二两一点一点升高，后来到了一斤，我都喝不过他了。

但我仍然有巨大的失落感，我发现，我非常依赖西北那种懒懒散散酒肉相伴的日子，那种生活有明显的缺陷，但的确让人有安全感。而南方完全是一个商业社会。我决定回去是因为一个具体的事件：我骑着自行车出入学校，总是被保安另眼相看。老师们都是开车的，而且都是进口的车，我则骑着一辆二手的自行车。有一次，被保安挡住，不让进门。而我那天也没带工作证。眼看就要上课了，我被挡在校门口，还在费口舌。学校管理极严，上课迟到五分钟，就是教学事故。我想起在南方经常碰到类似的事情，人们只会用一个标准看问题：谁钱多就尊敬谁。所以，那次我很生气，和保安大吵一架，并下决心要走人。接下来的一学期，就真的重新回了宁夏。当时我是停薪留职，还没办正式手续。

在宁夏待了半年之后，我又感到对西北有些不习惯。西北的慢节奏，熟人圈子的那种来来往往，酒桌上耗费掉的大量时间，都让我觉得不是滋味。在宁夏又过了半年，我还是回到了珠海，这次也带上了户口和工作关系。还有女儿。

六

转眼我在珠海已经生活了十五年，前五年基本没有写作，后五年重拾写作，写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其中《北京和尚》《母亲在世时》《陈万水名单》《蝴蝶》是有些影响的，再后来的五年，我投入大量精力，专注于写长篇小说，《七步镇》荣获十月文学奖、华语文学盛典之年度小说家奖，《平安批》荣获人民文学奖、中国好书奖、“五个一”工程奖，近期刚完成长篇新作《日月往西 水流往东》。这些作品有些是南方题材，有些仍然是西北题材，我觉得北方和南方都帮助了我，让我有了一种新视野，能够以一个北方人的眼光看南方，又以一个南方人的眼光看北方。对一个作家来说，任何生活、任何体验都是有用的，我要感谢我的不安分，感谢我对变化的热爱。好在有一样东西始终没变，那就是写作。

七

目前我刚刚退休，但我总有一种错觉，我还是2007年调来时的样子，学生们叫我欧巴或陈欧巴；我一度搬出校园，近来又搬回校园，喜欢像当初那样，爬到一个有尖顶的教学楼上，看着红瓦围成的尖顶上铺着厚厚的一层阳光，我独自抱膝坐在一个角落仰望天空，心里仍然飘过许许多多的白日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