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斜是一个村庄的名字，好长一段时间，却成了我母亲的名号。

我们那地块的习俗挺怪异，村人不是以姓名称呼嫁过来的女人，而是以女人娘家的村名。母亲来自北斜村，在村里自然就被唤作“北斜”，而北斜嫁过来的女人也不止母亲一个，之前或之后都有，如何区分那些不同的“北斜”们，似乎也成了一道难题，所以经常会出现有趣的一幕：一人在巷口高喊一声“北斜”，不同的门楼会探出好几个人头来。我小时候不太懂，一度还以为母亲的姓名就叫“北斜”，还讳莫如深，没敢说出口——父母的姓名尊贵，儿女们可不敢轻易叫唤。不过，把女人一辈子和各自的村庄拴绑在一起的做法，现在想来倒是挺新鲜，似乎还带有某种隐喻。

这当然有特定的年代和地方作为背景——我是说我童年时期的那个年代，上世纪80年代末的粤东乡下。那时我们的童年生活还是挺“原始”的，尤其是各种游戏，几乎都充满了集体智慧，需要集体配合才能完成，无论是丢乌橄榄籽、跳草绳、撬寸、丢石子（一般是女孩儿玩的）、指指点点、撒人仔、戽水摸鱼、抱着一堆破瓯烂碗过家家……无不是一帮子人才能玩得起来。玩是天天都在一起玩，架自然也没少骂，孩子们的联盟本来就不牢靠，稍有一句拌嘴就得起阵，瞬间就会站成两派——貌似不牢靠的外部，内部的关系却又挺顽韧。玩的时候谁都是朋友，队伍一站立马就敌我分明。一般而言，孩子之间的派别除了沾亲带故，剩下的就是房头之间的隔阂。不过，骂架可是一门体现水准的技术活，骂脏话、下诅咒是一回事，这谁都会，我方会骂对方也会骂，比的只是声音大小、架势强弱，真要想骂出点独家窍门，必须得剑走偏锋，骂出一剑封喉的效果，喊对方父亲的名字是一招，然而父亲的名字在村里已然公开化，没什么杀伤力，最有杀伤力的，当数能出其不意地喊出对方母亲的名字，便如同晴天霹雳，再嘈杂的闹架现场也会瞬间寂静下来，等着看连母亲的名字都失守之人丧气又激愤的样子。敌我阵营瞬间也会改变，那个“秘密失守者”会被现场孤立起来，仿佛武侠片里“功力尽失”的倒霉蛋，不会再有盟友相助。

我不记得是哪一年知道母亲名字的，大概是小学五年级，那会儿我们村没有完小，五年级开始得去邻近的双塘村上学，学校可能需要填报什么资料，我意外地拿到了母亲的身份证。身份证上的母亲一点都不像她本人，我看着照片上那个颧骨很高，剪着齐耳短发的女人发了一会儿呆，尽管是黑白照片，却也可以看出照片里的人比母亲要年轻许多。母亲生我时已经四十多岁了，在我的记忆里，她就没有年轻过。这点我挺羡慕几个年龄比我大得多的哥哥，他们肯定见过母亲年轻时的样子。据说，母亲年轻时长得很漂亮，她带大儿子回北斜村做客时，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是姐弟或者恋人关系，并不相信是母子。那张藏匿在证件里的照片却一点也看不出漂亮，反倒因为陌生，有一种硬生生的距离感。

我端详了一会儿，才想起身份证上还印有母亲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母亲的年龄我不感兴趣，只有母亲的名字让我浑身突然一凛，像是与班里暗恋的女同学在学校走廊里狭路相逢。我终于认清了那三个字：蔡银春。是的，那正是母亲的姓名，它是那么的普通，又透着一股神秘感，像是一个从遥远的地方来投奔我家的陌生亲戚。它与母亲的形象完全对应不上，瞬间又能完美地契合。我很激动，以至于一直用手掌捂住身份证，不能让第二个人看了去，包括弟弟——弟弟嘴碎话多，难免会说漏嘴。我仿佛怀揣着一个天大的秘密，责任一下子变得十分重大。也就是说，从那天开始，村里如果有孩子知道了我母亲的名字，那肯定就是我的个人过失，是我不小心把母亲的名字透露出去了。我清醒时能保守秘密，睡着了呢，不敢保证就不会说梦话啊。这几乎成了我童年时期的负担，我不应该那么早获知母亲的姓名，反倒羡慕起弟弟，他什么都不知道，多好啊！

幸好有惊无险，直到我上了中学，随着年岁的增长，知道如何正确看待一个人的姓名了，哪怕是母亲的姓名，这事才算释然。之前的紧张和负担让我感到可笑。至今，母亲的名字仍是村人无从知晓的秘密。不过也没人在乎了，能直接叫母亲“北斜”的同辈人基本上都过世了，剩下的都得管母亲叫阿姆、阿婶，“北斜”都很少有人叫了。在我的印象里，作为名号的“北斜”和北斜村似乎是一体的，它们都把一端的线索捆绑在母亲身上，无论是听到“北斜”，或是想起母亲的娘家北斜村，自然而然就会扯出有关母亲的记忆。

2011年，我写了第一部中篇小说《迎春》。这个小说以母亲的名字（谐音）命名，写的就是北斜村的故事——除了湖村，我这辈子最为熟悉的村庄，大概就是北斜村了。我打小就宅，如若不是什么必须要做的事情，大多时候就留在村里，很少往周边的村子走，之所以经常去北斜村，还真是有“必须”要做的事情，比如跟随母亲去看望年迈的外婆，赶上过节还得送点物件。外婆在世时，母亲去北斜的路走得很勤，几乎每周不落，我自然次次都跟着。那时也没有摩托车，有时会去公路口叫辆大鹏脚踏车——我们习惯叫他们“拗角仔”，就是后来城市地铁口扎堆的摩的。更多的时候，我们步行去北斜村，沿着村后荔枝林遮蔽的小径往东走，过了八仙公庙，再穿进青寮村的荔枝林，继续往东，再过新饶村。记忆中那儿还有一座古旧的石板桥，石板桥一过，远远就能望见北斜村——即便是望见了，想要走进去，还得费不少时间，因为在新饶村和北斜村之间，横亘着一大片几乎一眼望不到边的田野。我们顺着田壆，横穿过田野，才算到了北斜村巷口。

北斜村的大，是年少的我所无法想象的，说是村，其实是镇的规模。小孩向来缺乏宏观的视角，再大的物件，在他们眼中，也只有目之所及的局部，我所熟悉的，无非就是外婆家附近的几条巷子。我的活动范围老早就被母亲限制住了，她比我更清楚一个大村落意味着什么。除了几条巷子，另外再加上从外婆家到大舅家那段曲折的路程，其间的拐弯抹角，我永远记不住，就像记不住课本上那些要求背诵的七律古诗——它们构成了我对北斜村的全部印象。

外婆家位于村里的中巷边上，所谓中巷，每个村子都有，一般就在村子中间，正对着巷口，相当于城市的主干道，无论是出工劳作，或去巷口做买卖，人们都愿意走中巷，中巷宽敞啊，能走板车也能骑单车，就算纯粹为了热闹，村人也愿意往中巷凑一凑，尤其是北斜村那样的大村落，人口上万，中巷便一天到晚都少不了人，横巷墙角还不时有个小摊档摆出来，卖点香料、姜蒜、软糖，或散装的烟丝。我没有到中巷去耍的勇气，也不被允许，一般就站在厝角头，像观望风景一样看路过的行人。我尝试过点人数，发现根本数不过来，一度还很为生活在北斜村的人伤心，他们得记住那么多的同村人，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随时随地都能喊出名号来。后来更让我伤心的是，原来村庄一大，就跟小村子不一样了，他们根本无需认识所有人、记住所有人——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北斜村突然叫出某某人的父亲或母亲的姓名，人们会以为你们认识，而不会觉得你是在骂人家。

从外婆家的厝角头望过去，巷子对面有个伯公庙，时有老人们举着缭绕的香火，口中喃喃有词。到了傍晚，外婆也要过去拜伯公，她那时腿脚已不是很方便，走路得拄根木拐杖，还要腾出一只手拿香烛。这时她才会朝我喊一声：“来帮阿嫲拿呀，勿灵勿精。”我连忙过去把香烛捧在胸前，随在外婆身后，穿过中巷，到对面的伯公庙。我怕外婆再说我“勿灵勿精”，心里也乐意，站在庙门口回头看外婆家的小巷口，竟晦暗狭小如猫狗的洞穴。伯公庙前是一大片空地，有两座厝地那么宽吧，修修补补，都铺了水泥，看着是个埕地，厝边前后要晒个芝麻黄豆什么的，都会端到埕地上来；要是正月，埕地则又成为赌钱的地块，一种我们当地人叫做“暗堡”的赌局，赌徒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现场也确实像个“暗堡”。村子大，钱赌得也大，我大妗子就好赌，听外婆和母亲说过，有一回，大妗子把给表哥娶亲的钱都给输光了。我不知道那时阵娶个老婆要多少钱，少说也得上千块吧。

更多的时候，我在外婆家门前那面被雨水浸黑的墙壁上涂涂写写，在那上面，我画过孙悟空，画过李白，默写过“鹅鹅鹅”，还写过班上某个女生的名字。粉笔是我自己带上的，彩色的一般都舍不得用。母亲时不时从屋里探出头张望，叮嘱我不要乱跑。外婆家门口左手边放置着一口碓臼，应该没用了，老有半臼子水，浮着几片类似金钱草的植物。母亲一来，总得先把碓臼清洗干净，她永远容不得家里的物件长出野草来。之后，她还得帮外婆洗地擦桌椅洗衣服洗瓯碗洗眠床……做好这些，才开始在灶膛口坐下来烧柴煮饭。好在外婆家不大，物件也不多，就一间厝屋，中间隔了屏风，里屋是卧室，外屋既是厨房，又是客厅。说是客厅，除了一个旧橱柜，几把木凳子，几乎不见其他任何家具，连吃饭的桌子都是把平时洗衣物的木槽倒扣过来，饭菜往上一搁，再拉来几把木凳子，就算齐全了。外婆话不多，是个严厉的人，眉毛斜着往上长，眼睛又大，眼皮又皱，即便是笑起来，看着也是不好惹的样子。说实话，我有点怕外婆。不过每次吃饭，外婆总偷偷在我的饭碗里埋个煎鸡蛋，这事我一直记得，我埋头吃着，没敢声张，怕一声张，外婆又不高兴了，要不她怎么偷偷放呢。

我去北斜村也不是每次都那么乖巧，也闹出过事情。有一回，大概是闷得慌，胆子变大，随着行人就往巷口的方向走，到了巷口，发现那儿的人更多，海鲜的档口有几大排，空气中满是冲鼻的咸腥味。一混迹在人群里，我就失去了方向感，往回走时，心里早已清楚，走错了巷子，那压根不是中巷，又弯曲又狭窄，没一会儿，我就迷失在那错综复杂的拐弯抹角里，再也走不出来了。我以为北斜村再大，多转几圈儿，总会找到外婆家的。我还是低估了北斜村的大，重新转回外婆家的概率几乎为零，因为我正在往相反的方向走，来到一棵巨大的榕树下时，其实已经到了村庄的边缘，再往外走就是荔枝林了。我终于哭了起来，之前再慌张，只要还继续走路，就不会被视为迷途者，只要一哭，所有的伪装就都剥落了下来，一个迷途的外乡人惊恐的面目便赤裸裸地呈现出来。开始有陌生人询问，他们越问，我越哭得厉害，与其说我是因为走失而哭，不如说是因为被人识破了真面目……傍晚时候，我的表哥才把我领到母亲面前，母亲见我的第一句就是：“以后别来了。”

还真是，直至外婆去世，我竟然也没去送她老人家最后一程。

那是1998年的事情，我努力回想，那时我在干什么呢？连外婆的葬礼都没参加。外婆去世后，母亲去北斜村的频率明显减少。外婆那间临街的老厝后来是我表哥在住，人一死，生前留下的物件都得丢到河里去，一件也不能留。我们那的风俗还挺无情的。表哥连厝内的灶头、橱柜、屏风都清理一空，等于打通再装修，再也没了当年的影子。

我的记忆力不算好，但有个特点，就是大事糊涂，某些细节却记得很清楚，如在眼里，比如外婆厝里的布置，仿佛洗成胶片印在我的脑海里，稍一触动就会画面般浮现，进门，有一层残缺的台阶，门槛石粗糙不平，长年踩踏，地基不稳，竟还一边高、一边低；右边是灶台，单灶，只能放一个大鼎，母亲每次把大鼎扛出去，扣在地上，用一把锄头刨去背面的黑垢，吱吱吱的声响听着让人怪难受，刨好大鼎，地上就会留下一个圆形的黑圈，太圆了，比老师在黑板上用圆规画出来的都要圆；再往前，就是屏风了，屏风上雕的花草动物，我都能想出大概的样式来，屏风上有门，门进去，里面的空间只够放一张旧式眠床，床头一个大柜，柜子用锁头锁着，说是藏有外婆的首饰，柜子边上是一个木制的尿桶，虽盖着木板，还是能闻到存久了的尿臭味……外婆去世后，大舅一家很难有安宁日子，主要是大妗子在闹，和丈夫闹，和她的几个儿子闹，为的也是外婆留下的那些不知值不值钱的物件。大妗子不但好赌，人还好胜，似乎谁也拿她没办法。我母亲听说了，只身前往北斜村，和大妗子大干了一场。那之后，还真是不打不相识，大妗子竟服服帖帖的，从此对我母亲言听计从。母亲在处理家庭纠纷这类事情上的果断和公正，还真是有口皆碑，类似公亲人的角色，在湖村就没人不服的，后来北斜村也有人暗地里说母亲是“状元出在别人家”——这对一个女人来说几乎是最大的褒奖。

大舅一家，以及我那一生孤鳏的小舅，对他们的姐姐也就是我的母亲一直很敬重。母亲年轻时在北斜村就不是一个简单人物，关于她的故事，我在小说《迎春》里大致写过。生产队时，母亲作为妇女队长，连同大舅的民兵营长，在村里也算是蛮有威望的一家子。母亲当年之所以下嫁湖村，用她的话说，实则是遭遇了一场“骗局”。当年托人说亲的可不止父亲一个，唯独父亲耍了小聪明，两人约好时间去甲子镇相睇（相亲）。所谓相睇，其实就是约在某个地方相互看一眼，不用说话，好不好等回家告知媒人即可。那时大家都是这么定终身的——母亲坐在街上一家布铺里，等着一个戴帽子的男子从街上走过。她后来回忆说，其实那个戴帽子的男人并不是我父亲，之所以要戴帽子，也是诡计，那样母亲就看不太清楚，又是初次见面，也就不能确定当天街上看的到底是不是后来嫁的那一个了，好在母亲留了心眼，她说街上那个至少比我父亲要高半个头。

不过，既然已经应承了，以母亲豪爽的性情，对方即便人长得逊色一些，也无所谓了，用她的话说，自己的命要是好的话，嫁到哪、嫁给谁都差不到哪去。谁知，父亲当年除了欺骗颜值，还隐瞒了病情。结婚没多久，他旧病复发，当时携家带口在苗圃林场当会计，差点死在异地，连家都回不了。后来“四清”运动，林场要查父亲的账目，母亲挺身而出，把怀里的孩子丢给上门清查的人，说要“清”的话，就把他儿子也“清”走吧，一个快死的人了，你们也好意思逼迫。清查的人都不敢动，掉头走了。那年我大哥刚出生，他降生于僻远的林场。

母亲后来生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然而，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四哥因为上马路捡牛粪，被一辆汕头盐务局的公家车轧断了右腿，母亲不甘心，又连续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我，一个是我弟。那时的村里，最先被人拿出来比的，就是儿子的多寡。母亲为父亲生了六个儿子，这在湖村已经是数一数二的男丁大户了，赚足了面子不说，也让病恹恹的父亲有了扬眉吐气的机会，人们不敢再小瞧，更不敢欺负，连各种运动的工作人员，也不怎么敢再往我家门口来了。计划生育最严那会儿，他们也只是通知我父亲，别生了吧。父亲望着一屋子的小孩，跟个幼儿园似的，他心里一下子有了底气，跟来人大声说，不生啰，再生你帮我养吗？那会儿父亲的病也好了。我们一家直到今天，也闹不明白父亲当年究竟害了什么病，问过僮身，说是被女鬼缠上了，要招父亲去当驸马。母亲听了，差点没笑出声，她说就他那矮个子，长得又粗糙，还不爱洗澡，插秧回来能直接钻床上呼呼大睡，竟然还有女鬼看得上？那女鬼不会瞎了眼吧。母亲不信。父亲也确实有病，而且一发作，还真如鬼上身，咬紧牙根，浑身乱颤，而后又哈哈大笑，学着戏台上戏子的样子，一手假装端酒杯，一手用水袖挡住口鼻……着实把家人吓得够呛，我没能亲眼见着，那时还没出生，或者刚出生，还小。父亲的病前前后后拖了十来年，那些年，我们家就靠母亲一人操持，有人在背后议论，说我父亲活不了多久的，只要父亲一死，母亲肯定会带上几个儿子回北斜村。不但是别人这么说，我那几个叔叔也这么认为，他们的意思倒不是说母亲无情，而是指母亲背后有一个大北斜在撑腰，如若她真要把几个儿子带走，湖村人也奈何不了的啊。

好在，父亲的病终于还是好了，据说是八仙公治好的，也不知道真假，父亲却坚信不已，他的后半生几乎就是八仙公的仆人，没事就往村后的庙宇跑。自那以后，父亲的旧病再没复发过。那时候，我的几个哥哥都长成了青年，村人看到一个差点没落的家庭，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巷头巷尾，那些在村里有头脸的长辈，也得叫我母亲一声“北斜”，好像嫁来湖村的不仅是母亲一人，连带她的娘家北斜村也陪嫁过来了。人们之所以敬重母亲，说白了，敬畏的还有其身后的村庄——这里头涉及一件往事：多年前了，我二哥和村里一户有权势的孩子闹矛盾，打了一架，事后闹得挺大，两家都各自回娘家请人助阵。当天夜里，大舅领了几十名北斜村的壮丁埋伏在湖村四周，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就会散入湖村，助我家打场“硬仗”……也是幸好没打成，对方的娘家路途遥远，远水解不了近渴，关键时刻认了?。

母亲后来经常在我们面前提起那段往事，听其语气，她心里肯定很为自己是北斜村人而深感自豪——每有人叫她“北斜”，她总是应得欢快。

当然，娘家再亲，也会疏远，也会陌生，一个村庄再大也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对于一个外嫁的女子，对娘家的依恋，说到底也是对亲人的依恋。外婆去世后，2013年，大舅也突发心梗去世了——大舅是个沉默寡言心中有大爱的人。我以大舅为原型写过小说《双眼微睁》，算是为他卑微却有情有义的一生留下了一点念想。大舅去世那年，北斜村在我看来已经相当陌生了，至少有十几年没怎么去过，况且那时，北斜村因为一个案件在周边声名狼藉，遇见北斜人都有躲着走的架势。那些年，北斜村确实如同一个膨胀的气球，谁都知道终有一天会爆炸，却又阻挡不了继续往里吹气的快感。“雷霆行动”过后，我在深圳看到了报道，那么熟悉的村庄，突然铺天盖地出现在媒体上，一下子显得十分陌生——致使北斜村名声远扬的是我们都不怎么提及的名字：博社。好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没能把媒体上的“博社”和记忆里的“北斜”连在一起，仿佛它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村庄，或者，我希望它们不是同一个村庄。我真不敢想象，那些被公开报道的巷道和祠堂，就是我从小熟悉并穿梭以及迷失过的场所。

北斜村“出名”后，有人曾劝我写点什么，我却迟迟不动笔，主要是不知道该怎么来定义。一年后，我倒是以小说的形式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六歌》，里面就有北斜村的影子，不过我把故事背景搬到了城镇，刻意模糊了一个村庄的印象和记忆。事实上，正因为北斜村的典型化，让我识相地停止了对它的文学“虚构”，看似不想蹭热度——其实面对这么一个庞杂而盛大的主题，我并没有做好心理和技艺上的储备。

我的母亲呢？她显然不会有我这么复杂的情感纠缠。在她看来，那个案件虽然重大，只要不涉及她娘家的亲人，就与她无关。至今她都不能接受北斜村被叫成博社村，人名不能随便改，村名更要始终如一，她可不想长期被人以“北斜”相称的事实遭到质疑和玷污——还有，她觉得北斜比博社好听多了，也干净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