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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斜记

时间:2024-02-28来源:悦读文网 作者:陈再见 点击:

北斜是一个村庄的名字,好长一段时间,却成了我母亲的名号。

我们那地块的习俗挺怪异,村人不是以姓名称呼嫁过来的女人,而是以女人娘家的村名。母亲来自北斜村,在村里自然就被唤作“北斜”,而北斜嫁过来的女人也不止母亲一个,之前或之后都有,如何区分那些不同的“北斜”们,似乎也成了一道难题,所以经常会出现有趣的一幕:一人在巷口高喊一声“北斜”,不同的门楼会探出好几个人头来。我小时候不太懂,一度还以为母亲的姓名就叫“北斜”,还讳莫如深,没敢说出口——父母的姓名尊贵,儿女们可不敢轻易叫唤。不过,把女人一辈子和各自的村庄拴绑在一起的做法,现在想来倒是挺新鲜,似乎还带有某种隐喻。

这当然有特定的年代和地方作为背景——我是说我童年时期的那个年代,上世纪80年代末的粤东乡下。那时我们的童年生活还是挺“原始”的,尤其是各种游戏,几乎都充满了集体智慧,需要集体配合才能完成,无论是丢乌橄榄籽、跳草绳、撬寸、丢石子(一般是女孩儿玩的)、指指点点、撒人仔、戽水摸鱼、抱着一堆破瓯烂碗过家家……无不是一帮子人才能玩得起来。玩是天天都在一起玩,架自然也没少骂,孩子们的联盟本来就不牢靠,稍有一句拌嘴就得起阵,瞬间就会站成两派——貌似不牢靠的外部,内部的关系却又挺顽韧。玩的时候谁都是朋友,队伍一站立马就敌我分明。一般而言,孩子之间的派别除了沾亲带故,剩下的就是房头之间的隔阂。不过,骂架可是一门体现水准的技术活,骂脏话、下诅咒是一回事,这谁都会,我方会骂对方也会骂,比的只是声音大小、架势强弱,真要想骂出点独家窍门,必须得剑走偏锋,骂出一剑封喉的效果,喊对方父亲的名字是一招,然而父亲的名字在村里已然公开化,没什么杀伤力,最有杀伤力的,当数能出其不意地喊出对方母亲的名字,便如同晴天霹雳,再嘈杂的闹架现场也会瞬间寂静下来,等着看连母亲的名字都失守之人丧气又激愤的样子。敌我阵营瞬间也会改变,那个“秘密失守者”会被现场孤立起来,仿佛武侠片里“功力尽失”的倒霉蛋,不会再有盟友相助。

我不记得是哪一年知道母亲名字的,大概是小学五年级,那会儿我们村没有完小,五年级开始得去邻近的双塘村上学,学校可能需要填报什么资料,我意外地拿到了母亲的身份证。身份证上的母亲一点都不像她本人,我看着照片上那个颧骨很高,剪着齐耳短发的女人发了一会儿呆,尽管是黑白照片,却也可以看出照片里的人比母亲要年轻许多。母亲生我时已经四十多岁了,在我的记忆里,她就没有年轻过。这点我挺羡慕几个年龄比我大得多的哥哥,他们肯定见过母亲年轻时的样子。据说,母亲年轻时长得很漂亮,她带大儿子回北斜村做客时,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是姐弟或者恋人关系,并不相信是母子。那张藏匿在证件里的照片却一点也看不出漂亮,反倒因为陌生,有一种硬生生的距离感。

我端详了一会儿,才想起身份证上还印有母亲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母亲的年龄我不感兴趣,只有母亲的名字让我浑身突然一凛,像是与班里暗恋的女同学在学校走廊里狭路相逢。我终于认清了那三个字:蔡银春。是的,那正是母亲的姓名,它是那么的普通,又透着一股神秘感,像是一个从遥远的地方来投奔我家的陌生亲戚。它与母亲的形象完全对应不上,瞬间又能完美地契合。我很激动,以至于一直用手掌捂住身份证,不能让第二个人看了去,包括弟弟——弟弟嘴碎话多,难免会说漏嘴。我仿佛怀揣着一个天大的秘密,责任一下子变得十分重大。也就是说,从那天开始,村里如果有孩子知道了我母亲的名字,那肯定就是我的个人过失,是我不小心把母亲的名字透露出去了。我清醒时能保守秘密,睡着了呢,不敢保证就不会说梦话啊。这几乎成了我童年时期的负担,我不应该那么早获知母亲的姓名,反倒羡慕起弟弟,他什么都不知道,多好啊!

幸好有惊无险,直到我上了中学,随着年岁的增长,知道如何正确看待一个人的姓名了,哪怕是母亲的姓名,这事才算释然。之前的紧张和负担让我感到可笑。至今,母亲的名字仍是村人无从知晓的秘密。不过也没人在乎了,能直接叫母亲“北斜”的同辈人基本上都过世了,剩下的都得管母亲叫阿姆、阿婶,“北斜”都很少有人叫了。在我的印象里,作为名号的“北斜”和北斜村似乎是一体的,它们都把一端的线索捆绑在母亲身上,无论是听到“北斜”,或是想起母亲的娘家北斜村,自然而然就会扯出有关母亲的记忆。

2011年,我写了第一部中篇小说《迎春》。这个小说以母亲的名字(谐音)命名,写的就是北斜村的故事——除了湖村,我这辈子最为熟悉的村庄,大概就是北斜村了。我打小就宅,如若不是什么必须要做的事情,大多时候就留在村里,很少往周边的村子走,之所以经常去北斜村,还真是有“必须”要做的事情,比如跟随母亲去看望年迈的外婆,赶上过节还得送点物件。外婆在世时,母亲去北斜的路走得很勤,几乎每周不落,我自然次次都跟着。那时也没有摩托车,有时会去公路口叫辆大鹏脚踏车——我们习惯叫他们“拗角仔”,就是后来城市地铁口扎堆的摩的。更多的时候,我们步行去北斜村,沿着村后荔枝林遮蔽的小径往东走,过了八仙公庙,再穿进青寮村的荔枝林,继续往东,再过新饶村。记忆中那儿还有一座古旧的石板桥,石板桥一过,远远就能望见北斜村——即便是望见了,想要走进去,还得费不少时间,因为在新饶村和北斜村之间,横亘着一大片几乎一眼望不到边的田野。我们顺着田壆,横穿过田野,才算到了北斜村巷口。

北斜村的大,是年少的我所无法想象的,说是村,其实是镇的规模。小孩向来缺乏宏观的视角,再大的物件,在他们眼中,也只有目之所及的局部,我所熟悉的,无非就是外婆家附近的几条巷子。我的活动范围老早就被母亲限制住了,她比我更清楚一个大村落意味着什么。除了几条巷子,另外再加上从外婆家到大舅家那段曲折的路程,其间的拐弯抹角,我永远记不住,就像记不住课本上那些要求背诵的七律古诗——它们构成了我对北斜村的全部印象。

外婆家位于村里的中巷边上,所谓中巷,每个村子都有,一般就在村子中间,正对着巷口,相当于城市的主干道,无论是出工劳作,或去巷口做买卖,人们都愿意走中巷,中巷宽敞啊,能走板车也能骑单车,就算纯粹为了热闹,村人也愿意往中巷凑一凑,尤其是北斜村那样的大村落,人口上万,中巷便一天到晚都少不了人,横巷墙角还不时有个小摊档摆出来,卖点香料、姜蒜、软糖,或散装的烟丝。我没有到中巷去耍的勇气,也不被允许,一般就站在厝角头,像观望风景一样看路过的行人。我尝试过点人数,发现根本数不过来,一度还很为生活在北斜村的人伤心,他们得记住那么多的同村人,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随时随地都能喊出名号来。后来更让我伤心的是,原来村庄一大,就跟小村子不一样了,他们根本无需认识所有人、记住所有人——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北斜村突然叫出某某人的父亲或母亲的姓名,人们会以为你们认识,而不会觉得你是在骂人家。

从外婆家的厝角头望过去,巷子对面有个伯公庙,时有老人们举着缭绕的香火,口中喃喃有词。到了傍晚,外婆也要过去拜伯公,她那时腿脚已不是很方便,走路得拄根木拐杖,还要腾出一只手拿香烛。这时她才会朝我喊一声:“来帮阿嫲拿呀,勿灵勿精。”我连忙过去把香烛捧在胸前,随在外婆身后,穿过中巷,到对面的伯公庙。我怕外婆再说我“勿灵勿精”,心里也乐意,站在庙门口回头看外婆家的小巷口,竟晦暗狭小如猫狗的洞穴。伯公庙前是一大片空地,有两座厝地那么宽吧,修修补补,都铺了水泥,看着是个埕地,厝边前后要晒个芝麻黄豆什么的,都会端到埕地上来;要是正月,埕地则又成为赌钱的地块,一种我们当地人叫做“暗堡”的赌局,赌徒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现场也确实像个“暗堡”。村子大,钱赌得也大,我大妗子就好赌,听外婆和母亲说过,有一回,大妗子把给表哥娶亲的钱都给输光了。我不知道那时阵娶个老婆要多少钱,少说也得上千块吧。

更多的时候,我在外婆家门前那面被雨水浸黑的墙壁上涂涂写写,在那上面,我画过孙悟空,画过李白,默写过“鹅鹅鹅”,还写过班上某个女生的名字。粉笔是我自己带上的,彩色的一般都舍不得用。母亲时不时从屋里探出头张望,叮嘱我不要乱跑。外婆家门口左手边放置着一口碓臼,应该没用了,老有半臼子水,浮着几片类似金钱草的植物。母亲一来,总得先把碓臼清洗干净,她永远容不得家里的物件长出野草来。之后,她还得帮外婆洗地擦桌椅洗衣服洗瓯碗洗眠床……做好这些,才开始在灶膛口坐下来烧柴煮饭。好在外婆家不大,物件也不多,就一间厝屋,中间隔了屏风,里屋是卧室,外屋既是厨房,又是客厅。说是客厅,除了一个旧橱柜,几把木凳子,几乎不见其他任何家具,连吃饭的桌子都是把平时洗衣物的木槽倒扣过来,饭菜往上一搁,再拉来几把木凳子,就算齐全了。外婆话不多,是个严厉的人,眉毛斜着往上长,眼睛又大,眼皮又皱,即便是笑起来,看着也是不好惹的样子。说实话,我有点怕外婆。不过每次吃饭,外婆总偷偷在我的饭碗里埋个煎鸡蛋,这事我一直记得,我埋头吃着,没敢声张,怕一声张,外婆又不高兴了,要不她怎么偷偷放呢。

我去北斜村也不是每次都那么乖巧,也闹出过事情。有一回,大概是闷得慌,胆子变大,随着行人就往巷口的方向走,到了巷口,发现那儿的人更多,海鲜的档口有几大排,空气中满是冲鼻的咸腥味。一混迹在人群里,我就失去了方向感,往回走时,心里早已清楚,走错了巷子,那压根不是中巷,又弯曲又狭窄,没一会儿,我就迷失在那错综复杂的拐弯抹角里,再也走不出来了。我以为北斜村再大,多转几圈儿,总会找到外婆家的。我还是低估了北斜村的大,重新转回外婆家的概率几乎为零,因为我正在往相反的方向走,来到一棵巨大的榕树下时,其实已经到了村庄的边缘,再往外走就是荔枝林了。我终于哭了起来,之前再慌张,只要还继续走路,就不会被视为迷途者,只要一哭,所有的伪装就都剥落了下来,一个迷途的外乡人惊恐的面目便赤裸裸地呈现出来。开始有陌生人询问,他们越问,我越哭得厉害,与其说我是因为走失而哭,不如说是因为被人识破了真面目……傍晚时候,我的表哥才把我领到母亲面前,母亲见我的第一句就是:“以后别来了。”

还真是,直至外婆去世,我竟然也没去送她老人家最后一程。

那是1998年的事情,我努力回想,那时我在干什么呢?连外婆的葬礼都没参加。外婆去世后,母亲去北斜村的频率明显减少。外婆那间临街的老厝后来是我表哥在住,人一死,生前留下的物件都得丢到河里去,一件也不能留。我们那的风俗还挺无情的。表哥连厝内的灶头、橱柜、屏风都清理一空,等于打通再装修,再也没了当年的影子。

我的记忆力不算好,但有个特点,就是大事糊涂,某些细节却记得很清楚,如在眼里,比如外婆厝里的布置,仿佛洗成胶片印在我的脑海里,稍一触动就会画面般浮现,进门,有一层残缺的台阶,门槛石粗糙不平,长年踩踏,地基不稳,竟还一边高、一边低;右边是灶台,单灶,只能放一个大鼎,母亲每次把大鼎扛出去,扣在地上,用一把锄头刨去背面的黑垢,吱吱吱的声响听着让人怪难受,刨好大鼎,地上就会留下一个圆形的黑圈,太圆了,比老师在黑板上用圆规画出来的都要圆;再往前,就是屏风了,屏风上雕的花草动物,我都能想出大概的样式来,屏风上有门,门进去,里面的空间只够放一张旧式眠床,床头一个大柜,柜子用锁头锁着,说是藏有外婆的首饰,柜子边上是一个木制的尿桶,虽盖着木板,还是能闻到存久了的尿臭味……外婆去世后,大舅一家很难有安宁日子,主要是大妗子在闹,和丈夫闹,和她的几个儿子闹,为的也是外婆留下的那些不知值不值钱的物件。大妗子不但好赌,人还好胜,似乎谁也拿她没办法。我母亲听说了,只身前往北斜村,和大妗子大干了一场。那之后,还真是不打不相识,大妗子竟服服帖帖的,从此对我母亲言听计从。母亲在处理家庭纠纷这类事情上的果断和公正,还真是有口皆碑,类似公亲人的角色,在湖村就没人不服的,后来北斜村也有人暗地里说母亲是“状元出在别人家”——这对一个女人来说几乎是最大的褒奖。

大舅一家,以及我那一生孤鳏的小舅,对他们的姐姐也就是我的母亲一直很敬重。母亲年轻时在北斜村就不是一个简单人物,关于她的故事,我在小说《迎春》里大致写过。生产队时,母亲作为妇女队长,连同大舅的民兵营长,在村里也算是蛮有威望的一家子。母亲当年之所以下嫁湖村,用她的话说,实则是遭遇了一场“骗局”。当年托人说亲的可不止父亲一个,唯独父亲耍了小聪明,两人约好时间去甲子镇相睇(相亲)。所谓相睇,其实就是约在某个地方相互看一眼,不用说话,好不好等回家告知媒人即可。那时大家都是这么定终身的——母亲坐在街上一家布铺里,等着一个戴帽子的男子从街上走过。她后来回忆说,其实那个戴帽子的男人并不是我父亲,之所以要戴帽子,也是诡计,那样母亲就看不太清楚,又是初次见面,也就不能确定当天街上看的到底是不是后来嫁的那一个了,好在母亲留了心眼,她说街上那个至少比我父亲要高半个头。

不过,既然已经应承了,以母亲豪爽的性情,对方即便人长得逊色一些,也无所谓了,用她的话说,自己的命要是好的话,嫁到哪、嫁给谁都差不到哪去。谁知,父亲当年除了欺骗颜值,还隐瞒了病情。结婚没多久,他旧病复发,当时携家带口在苗圃林场当会计,差点死在异地,连家都回不了。后来“四清”运动,林场要查父亲的账目,母亲挺身而出,把怀里的孩子丢给上门清查的人,说要“清”的话,就把他儿子也“清”走吧,一个快死的人了,你们也好意思逼迫。清查的人都不敢动,掉头走了。那年我大哥刚出生,他降生于僻远的林场。

母亲后来生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然而,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四哥因为上马路捡牛粪,被一辆汕头盐务局的公家车轧断了右腿,母亲不甘心,又连续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我,一个是我弟。那时的村里,最先被人拿出来比的,就是儿子的多寡。母亲为父亲生了六个儿子,这在湖村已经是数一数二的男丁大户了,赚足了面子不说,也让病恹恹的父亲有了扬眉吐气的机会,人们不敢再小瞧,更不敢欺负,连各种运动的工作人员,也不怎么敢再往我家门口来了。计划生育最严那会儿,他们也只是通知我父亲,别生了吧。父亲望着一屋子的小孩,跟个幼儿园似的,他心里一下子有了底气,跟来人大声说,不生啰,再生你帮我养吗?那会儿父亲的病也好了。我们一家直到今天,也闹不明白父亲当年究竟害了什么病,问过僮身,说是被女鬼缠上了,要招父亲去当驸马。母亲听了,差点没笑出声,她说就他那矮个子,长得又粗糙,还不爱洗澡,插秧回来能直接钻床上呼呼大睡,竟然还有女鬼看得上?那女鬼不会瞎了眼吧。母亲不信。父亲也确实有病,而且一发作,还真如鬼上身,咬紧牙根,浑身乱颤,而后又哈哈大笑,学着戏台上戏子的样子,一手假装端酒杯,一手用水袖挡住口鼻……着实把家人吓得够呛,我没能亲眼见着,那时还没出生,或者刚出生,还小。父亲的病前前后后拖了十来年,那些年,我们家就靠母亲一人操持,有人在背后议论,说我父亲活不了多久的,只要父亲一死,母亲肯定会带上几个儿子回北斜村。不但是别人这么说,我那几个叔叔也这么认为,他们的意思倒不是说母亲无情,而是指母亲背后有一个大北斜在撑腰,如若她真要把几个儿子带走,湖村人也奈何不了的啊。

好在,父亲的病终于还是好了,据说是八仙公治好的,也不知道真假,父亲却坚信不已,他的后半生几乎就是八仙公的仆人,没事就往村后的庙宇跑。自那以后,父亲的旧病再没复发过。那时候,我的几个哥哥都长成了青年,村人看到一个差点没落的家庭,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巷头巷尾,那些在村里有头脸的长辈,也得叫我母亲一声“北斜”,好像嫁来湖村的不仅是母亲一人,连带她的娘家北斜村也陪嫁过来了。人们之所以敬重母亲,说白了,敬畏的还有其身后的村庄——这里头涉及一件往事:多年前了,我二哥和村里一户有权势的孩子闹矛盾,打了一架,事后闹得挺大,两家都各自回娘家请人助阵。当天夜里,大舅领了几十名北斜村的壮丁埋伏在湖村四周,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就会散入湖村,助我家打场“硬仗”……也是幸好没打成,对方的娘家路途遥远,远水解不了近渴,关键时刻认了?。

母亲后来经常在我们面前提起那段往事,听其语气,她心里肯定很为自己是北斜村人而深感自豪——每有人叫她“北斜”,她总是应得欢快。

当然,娘家再亲,也会疏远,也会陌生,一个村庄再大也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对于一个外嫁的女子,对娘家的依恋,说到底也是对亲人的依恋。外婆去世后,2013年,大舅也突发心梗去世了——大舅是个沉默寡言心中有大爱的人。我以大舅为原型写过小说《双眼微睁》,算是为他卑微却有情有义的一生留下了一点念想。大舅去世那年,北斜村在我看来已经相当陌生了,至少有十几年没怎么去过,况且那时,北斜村因为一个案件在周边声名狼藉,遇见北斜人都有躲着走的架势。那些年,北斜村确实如同一个膨胀的气球,谁都知道终有一天会爆炸,却又阻挡不了继续往里吹气的快感。“雷霆行动”过后,我在深圳看到了报道,那么熟悉的村庄,突然铺天盖地出现在媒体上,一下子显得十分陌生——致使北斜村名声远扬的是我们都不怎么提及的名字:博社。好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没能把媒体上的“博社”和记忆里的“北斜”连在一起,仿佛它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村庄,或者,我希望它们不是同一个村庄。我真不敢想象,那些被公开报道的巷道和祠堂,就是我从小熟悉并穿梭以及迷失过的场所。

北斜村“出名”后,有人曾劝我写点什么,我却迟迟不动笔,主要是不知道该怎么来定义。一年后,我倒是以小说的形式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六歌》,里面就有北斜村的影子,不过我把故事背景搬到了城镇,刻意模糊了一个村庄的印象和记忆。事实上,正因为北斜村的典型化,让我识相地停止了对它的文学“虚构”,看似不想蹭热度——其实面对这么一个庞杂而盛大的主题,我并没有做好心理和技艺上的储备。

我的母亲呢?她显然不会有我这么复杂的情感纠缠。在她看来,那个案件虽然重大,只要不涉及她娘家的亲人,就与她无关。至今她都不能接受北斜村被叫成博社村,人名不能随便改,村名更要始终如一,她可不想长期被人以“北斜”相称的事实遭到质疑和玷污——还有,她觉得北斜比博社好听多了,也干净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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