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吃了冰溜儿，就该过年了。我说的是儿时在黔南山区沙包堡镇的情景。

下雪了，融化了，结冰了，屋檐下挂起冰溜儿，参差不齐，像天地吟哦出的长短句。它们晶莹透明，绽放着冷峻的锋芒，在阳光的照射下，仿佛一根根刚拆去油纸的铁钉，崭新而尖锐。我们挥起竹竿，拦腰击中高处的冰溜儿，它们弹出清脆的断裂声，擦伤空气，落到地上，碎成几截；低处的冰溜儿被我们掰下，塞进嘴里，嘎嘣嘎嘣嚼着，就像盛夏吃着脆脆的冰棒儿。

不知为何，一说到那时过年，我首先想起的是吃冰溜儿，似乎吃冰溜儿与过年有着某种必然联系。儿时的记忆就是这么顽固甚至嚣张。想想也是，数九寒天，千根万根冰溜儿悬于檐头，鞭炮声中年到了。

东方机床厂的汽车经过长途跋涉，拉来了一车车蔬菜，有藕、菜花、芸豆等，它们统统来自遥远的北方。在当时的沙包堡镇，人们也只有过年时才吃得到这些。东方机床厂由山东一家机床厂支援“三线建设”搬迁而来，职工以山东人居多，这些蔬菜让他们在丰足过年的同时，也慰藉了他们的思乡之情。汽车还拉来了带鱼，它被冻成硬邦邦的，家家户户都分得了一块。

大年三十的晚上，每家每户逼仄的厨房里，飘出煎带鱼的香气，这气息一致而强大，汇集到一起，横冲直撞在整个宿舍区上空。天还没黑透，在楼与楼之间，我们零零星星地放着鞭炮。到午夜，守夜的人们挑出一挂挂火红的鞭炮，这一波“轰炸”有声有色，惊天动地……

我神往和留恋的是那时过年的情景、氛围和气息。我家的客厅不大，刚好摆下一些简单的陈设，餐桌平常收起来，吃饭时支开。这是一张小圆桌，不及我高，桌面刷着有些亮的黑漆。除夕，我们一家四口坐着小椅子，围桌吃年夜饭。那时物资匮乏，厂子里分什么，家家户户吃什么，餐桌上都大同小异。但那时亲情浓厚，一家人像荷花瓣一样相依为命，幸福和快乐仿佛高高的莲座，照耀着生活的每个角落。过年，父母都和我们兄弟俩在一起。即使我或弟弟被提前送到了荔波县城的外婆家，父母也会在站好最后一班岗后，坐上老牛似的长途汽车，追撵着噼里啪啦此起彼伏的鞭炮声，风尘仆仆地在除夕来临之前赶到外婆家过年。这让我从小就认为，过年就是一家人在一起。一个都不能少才是年的味道，是真正的年味。往形象里说，就是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在饭桌上找到属于自己的碗和筷子，甚至酒杯。

二

我家由黔南调动到了鲁南。有一年，弟弟到新疆当兵去了，不能回家过年。年夜饭时，弟弟平时坐的位子空荡荡的。他在遥远的南疆，此刻，那儿正大雪纷飞，他却不能踏着大雪回家。因为少了弟弟，我家过了一个没滋没味的春节。

去年9月，我到新疆，走连霍高速公路去石河子，路过两边茫茫戈壁滩。猛然，一个地名闯入我的眼帘——巴音沟，唤醒了我沉睡的记忆。啊，巴音沟！弟弟曾经当兵的地方，许多次出现在盖着红色三角形“义务兵免费信件”章的信封上的地名。我不知道新疆有多少叫巴音沟的地方，只是我那时身在北疆，而弟弟的巴音沟在南疆，这当中隔开了多少山脉、河流和戈壁滩呢？我盯着飞速向后倒退的荒凉、广袤和僻远，前方还有荒凉、广袤和僻远正等待着我，我似乎一下子感受到了当年弟弟在新疆的种种。

父亲刚走的那几年，母亲适应不了生活的巨大留白。她常常一个人坐在屋内，做事丢三落四，一旦和我们说起话来又喋喋不休，像转着轱辘。她牢牢记住的是，过年前后那几天，将门口的灯换成一盏红灯。它凝聚着一颗红心，在大雪纷飞的冬夜，从里向外散射着热烈与温暖，像大红的灯笼。

母亲说，咱们得高高亮起红灯，照彻你爸回家的路，让他看见咱们蒸蒸日上的生活、咱们红红火火地过大年。

三

那年，母亲到黔南荔波县城走娘家。母亲走的当天下午，放学回家的儿子冷不丁地说，今年过年吃不到奶奶做的好吃的了。

我听了暗暗发笑。儿子正读高中，但仍然是个孩子。只有孩子，想到舌尖上的美味，自然而然地就说了出来。

年逾花甲的母亲身患多种疾病，加上家中诸事缠身，已经6年没走娘家。这些年里，是她散居在贵州各地的姊妹和弟弟们，轮流照顾着八旬外婆。这让她常感内疚又牵挂。而这之前，在调到鲁南的21年中，她基本是3年一趟地回荔波陪外婆过春节。

半年前，母亲刚在北京做了腰椎管狭窄手术。乍一听说母亲决定春节走娘家，我十分担心她术后的身体吃不消这辗转奔波，毕竟要跨越迢迢几千里路。可她非常坚决，反复说自己也该尽尽孝心了。我发短信请教给母亲主刀的医生，医生答复没问题，还幽默地补充上一句：去欧洲都可以。末了，祝福她好好地享受生活吧。我彻底放心了，母亲在手术台上受了那么大的罪，正在一天一天康复中，理应面对阳光微笑着享受生活，做她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不再阻止，帮她订了票，送她上了开往上海的高铁，然后从上海飞往贵阳。母亲离开后，我起初没觉得有什么，也经常与她通电话，说些家长里短。但随着一天一天地迫近春节，我的心头闪了一大截，犹如站在雪地中央四顾茫然，又像患了夜盲症眼前一片空白。

我想起儿子冷不丁说的话。当儿子说到吃时，或许他不仅仅在说吃，在吃之外，他还想说与奶奶一起过年的情景、氛围和气息。此刻，我家这过年的一切，都追随着母亲走娘家了，撇下我们站在原地苦苦追忆。

从小到大，我习惯了和父母一起过年，哪怕他们不在我们自己家过，譬如去外婆家，他们也会像大袋鼠揣着小袋鼠一样，带着我和弟弟一起去，我们一家四口形影相随、其乐融融。父亲远行之后，我们也必定在每一个春节，像一朵朵葵花簇拥着太阳似的母亲，又像一只只羔羊聚拢在月亮似的母亲四周，母亲忙并快乐地享受着这些丰盈、新鲜如青草的日子。

我曾经慨叹过某些古老悠远的习俗像水土一样渐渐流失了。譬如过春节，仿佛仅剩下了一个晚上（除夕夜）、一个上午（大年初一）、一台晚会（春晚）、一顿饭（年夜饭）。但幸运的是，在这些简单平淡的数字背后，我们还执着地挽留住了一些习俗，它们在鲜艳美好的春联和福字中，在满载祝福如船儿的饺子中，在与时光一起成长等待钟声敲响的守岁中……

更幸运的是，有母亲在前方引领着我们，我们走出各自的家门，进入同一扇门，团聚在她身边，安享静水流深的快乐时光。

但那个春节，母亲不在我们身边，我们一下子变得手足无措，心无依靠，一如不系之舟。我才明白，自己闪了一大截后留下的空白，是母亲走娘家带来的。

我们常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春运如潮，汹涌澎湃，挡不住回家的路，这是中国特有的亲情现象和文化记忆。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都被亲情驱动着，被乡愁鼓舞着，踏纷飞大雪走在回家路上。雪落在他们的双肩和行囊之上，簌簌抖不落的是密密的针脚、熊熊的火塘、鲜花一样次第盛开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