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远山和朝阳还在相拥而眠，山野村庄一片浓墨。

我和福红并肩行走，路不平，还崎岖，天天走脚下倒也不趔趄。鸡鸣、犬吠、鹅叫、流水哗啦啦……三两颗星星在天边眨着眼睛，朦朦胧胧，冷露湿重。

前后三三两两的，走着其他人，都是同学，同班的，同级的，至少也是同校的。一声梆子响，敲破了充盈天地间的静，也敲破了夜的黑。东山放出的鱼肚白，佝偻出一个带弧度的人影，左手拿梆子，右手执小棍儿，身前一辆平板车，热乎新鲜的豆腐味儿使得晨露更加湿重。我张嘴喊了一声“大爷”，一声“嗯”闷在梆子声中。我瞥一眼旁边的福红，身前身后不少目光也瞥过来，还有人吃吃地笑。福红噘着嘴、昂着头快步走过去，我脸上也挂起笑快步跟上去。聪明的你一定猜到了：敲梆子的人是福红的父亲。

鱼肚越来越白，村庄山野，庄稼小路，渐渐露出眉眼，炊烟袅袅婷婷，天地生动起来。

福红家与我家住在一条街上，隔着两户人家和一条南北路。当乡人们抡起连枷打起豆子时，就到了白露。秋末，农活儿渐歇，忙碌一年的乡人不再被节气撵着上山下地，收起犁耙锄头，将耕牛赶进厢屋，开始冬藏，但依然忙活。乡人的话朴素至极：只要活着就得忙，要想好好活着更得忙。

乡间小路上，一辆自行车和一辆牛车迎头遇见。自行车问牛车：忙什么呢？牛车回答：忙着活呗。两串爽朗的笑声滚荡在山野间。

再遇见，自行车又问啦：忙活什么呢？牛车回答：上山送粪。

当忙和活连在一起，大家似乎只记住了忙，却忘了忙是为了什么，感受更多的是累、乱、急，忽略了带你上路奔忙的希望和由此带来的快乐、欢愉，甚至惊喜。

都冬藏了还忙活什么呢？各家有各家的副业。福红家的副业就是做豆腐。深夜，人和狗都睡了，鸡鸭鹅猪也都趴窝了，只有她家的灯亮着，热气氤氲着小小的房子。从门窗和烟囱泄露出来的烟依依袅袅，跟昏黄的灯光一起，给寒冷的冬带来一丝温暖，也让夜更加宁静。

有时，母亲会让我捧着一小瓢豆子去福红家换回一小块豆腐，装点一下只有地瓜、饼子和熥白菜的冬日餐桌。别看豆腐再素净不过，却曾给那些年苍白的冬天带来许多颜色。到年根，母亲大方起来，端出一盆豆子，双手交给福红妈。几天后，福红推来一整包热气腾腾的豆腐。热豆腐的香气，勾着我们的馋虫，眼珠子更是直勾勾的。平常总会先割个小角塞到我们嘴里的母亲，此时严厉告诫：供养（除夕夜祭祀）以前，谁都不准动！嘴馋、偶有偷吃的我们，自然知道其中利害，敬畏先人是父母从小的教诲。

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福红爸爸手里的梆子，小枕头一样长扁，乌黑油亮，小棍儿一敲，声音悠长。我很想拿来摸一摸，敲一敲，可我连近距离瞧瞧都不曾有过。福红妈妈膀大腰圆、能言善谈，福红爸爸驼背寡言、不苟言笑，从未见他跟小孩子说过话，我们都不敢靠近他。

年前，我跟朋友去明泉村参观。刚下车，就看见一条长长的巷子，自东向西，顺势而下，尽头隐在晨雾中。梆子声从巷子深处，由里而外，越来越近，一个女人推着平板车，踏着冰雪路，走几步停一下，拿起梆子敲几下。梆子声连接了记忆中的梆子，也勾起我少时的遗憾。我热切地要过女人手中的梆子，细细摩挲。也是小枕头样儿，白白的，扁扁的，肚子侧面被抠了一个细细的长方形的口，散发出木头的味道。看起来，跟福红爸爸的梆子不一样。我右手握着细白的敲棍，在梆子上敲了一下，响声中带着潮气。我又敲了一下，潮气中带着湿气。或许是雪融化后潮湿了空气。

“昨天木匠刚做的。”女人说，“敲棍儿也是新的，还涩，声不亮。”

“你做豆腐多少年了？”

“很多年了。俺公公那阵儿就揍（方言音，即做），后来俺老头儿揍。以前都是他推出来卖，现在他去厂里打工了，只能我出来卖了。”

“白天打工，晚上做豆腐？太累了吧。”

“买了个小机器，不是和以前那样人工用大笸箩揍了。那样确实太累了。俺老头儿打工的厂子就呆（方言音，在的意思）村里。”女人往北一指，那儿有个公司。

“本来说今天不揍豆腐了，可他早早回来了，就揍了。俺公公更是放不下，他说这周围村的人都爱吃，外面买的没有豆腐味儿。”

“给我来两块吧，我要这两个角边。”过年买豆腐的仪式感没有缺失，“都富”“兜福”的愿景早已深入骨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