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风一起，上海农贸市场的水产摊位上，出现海鳗。

水产摊老板将之去头开背、掏空内脏筋膜，抹上白酒和盐，再用竹筷横向撑开，变成一面面一米多长的旗帜，悬在菜场里猎猎招展。风一吹，旗和旗互相触碰，轻轻打转。海鳗从立体的活物变成平面的，又把平面的市场拉长成立体的。原先是渔人在观察俯视翻滚海里的它，如今是成了鲞的它在俯视市场里人声沸腾构成的浪。

湿漉漉空气里，带着鲜味的咸腥。

鳗鲞挂得多了，把摊位上的灯光光线遮蔽了些。水产摊老板两夫妇，轮流用晾衣叉整理高处的鳗鲞。他们仰起的脸，就在明明暗暗的竖构图中轮流出现。一整条鳗鲞，售价大约在两三百元，差不多是市场里单价最贵的东西。老派的客人进入腊月就会下订。你仔细看悬挂起来的鳗鲞上，一般都夹着标签纸条，上书若干价，开始腌制的时间，张先生、王女士，或者建国和秀英订的字样。有时还留着手机尾号以示区别。进入年关，一面面大旗被扛回各家，变成悬在居民区窗檐下或者阳台上的鱼旗，叫人家远远一看便知，这是一户沿海人家的后裔。

记事起，每年过年，去外婆家总能见到这面特别的大旗。每次看到这面旗，舅舅阿姨和妈妈都要快活地惊呼一声：交关好，是过年才能吃到呢！于是我便知道这是硬菜。对矜贵食材的礼遇就是清蒸——简单加些生姜黄酒，然后大火蒸透端上桌来。妈妈会特意起身去洗手，然后立在桌边，把整个食指外侧到虎口都贴紧黏黏的鳗鲞皮，慢慢掀去，再改用筷子挑出鳗鲞大刺。只见最后放上来的，是纯净一盘鳗肉，雪白似玉石。

我家和外婆家，同在上海市区，距离不过一个多小时车程。但妈妈到了这里，却像换了一个妈妈，她改说宁波话，行动比在家里放松些，也撒娇些，这叫我觉得新奇。同样新奇的，还有摆在八仙桌上的三北豆酥糖和一大盆年糕。吃豆酥糖，糖粉落满衣襟。外婆摸摸我的头说，“小歪灰”。我心想，灰？什么灰？我低头看春节做客穿的新衣服，觉得不开心。舅妈出来翻译，说，慧是说你乖的意思啊。她打开碗盖，拣了一块放凉的鳗鲞给我吃，我只觉得咸。又不好意思吐出来。心疼满嘴的糖被盖了味道。

1996年，妈妈带我回宁波慈溪为外公扫墓。记忆里，这是外婆家族第一次所有成员出动。从上海到慈溪，先坐火车，到站后再转坐亲戚开的小轿车。窗外日落，我坐在轿车后排，也许是在车厢里吃多了瓜子不消化，我晕车又呕吐，整个人渴睡又发臭。阿姨让我靠在她的肩膀上，她开了一点窗，让风吹进来安抚我。外面已经夜色深沉，是黑洞洞的宽阔，远离我熟悉的街道和楼群。一切都是陌生的。风不停灌进车内，车像要永远开下去一样。我出生前外公就已去世。我想当然觉得外婆以及所有的舅舅阿姨和我妈妈一样，完全属于上海。我想，此刻我们浩浩荡荡一大队人要去的这个地方，究竟和我有什么关系？

甬江自四明山发源，独流入海，从海上坐船，外公的父亲从宁波到上海做生意，这大约是一个世纪前的事。他沿着苏州河上的河南路桥头走到桥堍北侧，看见天后宫。天后即妈祖，妈祖保佑出海的人。于是这个来自一个海港城市的人，在另一个陌生的海港，一下子感到了心安。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这个宁波异乡人，选择住在上海的天后宫边？

妈妈是这个宁波移民家庭第三代第六个孩子。等她出生，外公外婆都已经是上海忙碌的工薪族。他们每天要上班，于是把外公的母亲从宁波乡下接到上海来照顾我妈妈。老人常带我妈妈去家边上的天后宫玩。那时天后宫的殿堂已经被用作学校、住过人，里头还有过一个棺材铺。木工在宽敞的庭院里切割木料，用做棺材的，有柏木、松木、柳木、桐木，也有檀木、楠木。木匠手起刀落，木头纤维毕露，散发植物香味。祖母用一个小竹篮，讨买些刨花拿回家，浸在水里，浸出胶质，用这水给自己梳发髻，给我妈妈梳麻花辫。妈妈说，她那时候上学，跳绳，跳橡皮筋，到下午发丝也不乱，散发淡淡香味。整洁的仪容总是会被老师表扬。

家里兄弟姐妹多，都挤在父母羽翼下争食。妈妈从小跟着老人单过，反而像个独生女一样得到偏爱。有时这偏爱，不过是，老人出门回家会单独给她一个肉包子，嘱咐她慢慢吃。有时这偏爱，是给她一件绸缎里子的大丝绵袄改的小丝绵袄，告诉她姐姐妹妹们都没有，这是给你的，这是确定的爱。人只有在感受到被爱的时候，而不是在耳提面命中，会全然接受对方的信息。妈妈的成长，就这样跳过她的父母，直接跟着老人对接上了宁波。

老人说，过年吃黄鱼，必须要留着头尾，因为求个有头有尾的吉利话，也不可以在吃鱼的时候翻身，因为宁波人多半要出海，最忌讳翻船。老人说，长辈不动筷子小孩不能动。所以很久很久以后，当我的妈妈自己都到了有孙儿的年纪，她还是会笑着，略带拘束地坐在饭桌边，等待这家里所有成员到齐才动筷子。

妈妈从未在宁波长时间生活过。但她坚守照顾她的老人传承给她的所有规矩，也从中寻找自己此后一生做人的定位。小孩对大人的爱和忠诚，可能远远超乎成年人的想象。只是后来她有了自己的家庭，在我们自己家，她不说宁波话了。就像那件从老人衣服改的绸缎里子的丝绵小棉袄，被收拢起来，外面披了罩衣。可有时那衣服又会露出一角。比如在吃早饭时，她会开一罐黄泥螺，坐下来一个人慢慢用舌尖分辨泥沙和螺肉。有时外出吃席，遇到红膏炝蟹和龙头烤，她会多夹几筷。还有就是，过年要吃鳗鲞。

有时我在介绍自然生物的节目里看到海鳗，它们会一拥而上，从鱼嘴里钻入死去大鱼的身体，然后在内部不断向外冲击、扭动，让那已没有知觉的鱼如丧尸般在海底再次舞动起来，直到鱼身膨胀，海鳗破壁而出，像死亡的花瓣喷出纤长的花蕊。这一幕简直不能让人直视，如果用人类的伦理去评价，海鳗是残忍的。但倘若你顺着“海鳗”的关键词，再往下刷几个视频，看到人们是如何把一把活着的海鳗直接扔上烤架，看到海鳗在高温中疯狂盘旋扭曲身体，然后被钉头剥皮制成食材，被纳入“美食频道”，便也很难对这海洋生物冠之以“可怕”。

就如生存本身，在自然和历史面前，人和万物其实没有差别，也无法被归入好和坏，善或恶的两元。砍伐树木，于园艺意味着结束，于木匠意味着开工。制作棺材，于使用的人意味着生命终结，于棺材铺的人意味着可以进账养娃。变成刨花，于木材意味着被废弃，于梳头的老祖母和女孩来说，意味着收获。就像一百年前一个宁波人决定背井离乡，于他的家族意味着离别，于上海来说，是一个新家庭的加入与开始。就像上海这座城市，告别并不断告别着原本的形状和业态，这里容纳了无数移民后裔，就像沪语自称我们的“阿拉”，正是因为宁波话的加入。

每时每刻，变化都在发生，于是开始和结束，死亡和新生不是首尾两端平行线样的互为凝视，而始终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同一条海鳗，被剖开。挂在高处一转，呈现这一面，再一转，就呈现那一面。就像人类截取海洋中的生物，烹饪咀嚼从中摄取能量，世世代代之后，沿海地区又将之作为地方饮食文化保存进个人记忆。挂着鳗鲞旗帜的家庭，不仅仅标注了自己过年时的口味偏好，也清清楚楚标明了自己到这座城市的来路。

八年前外婆过世，我们不再扶灵回宁波，而是将已经落葬宁波的外公迁坟出来，与外婆合葬在上海周边，留在子孙后代的附近。我们因为祖先的选择而在上海开枝散叶，祖先也跟着我们流转到新的城市落土为安。

甬江汇入东海，东海与长江交汇在上海，这一片冲积平原上，曾都遍布盐场。人们来这里渔猎，来这里煮盐。四面八方的人汇聚，如盐粒从海水中凝结出现。最先是谁的一双手，捧起这把盐，撒向同样来自海水中的鱼获。那双手将盐在动物身上抹匀，高渗透压改变肌理，改变时光，也改变了地上的市集、群落和城池。

风与光与时间使海货变成鲞，再由火和水唤醒它雪白的肉，它重新在蒸汽里对折，严丝合缝，变回活灵活现的筒状生物，它钻进一条死去的鱼，而那条鱼也活转回来，随着千千万万的大鱼一起，摇着尾巴游入海浪深处。

而很久很久以前，今日上海城区的许多部分，还沉沉睡在海中。天后宫还没建起，里弄还没出现，天后宫边上中国第一条营运铁路的火车还没通，没有一艘船只运送过一个移民往来。关于人的所有故事，什么都没有发生。连腌制海货的盐也重新变成白色晶体，重新融入水中，一切回到海。

舅妈打开碗盖，拣了一块放凉的鳗鲞给我吃，我只觉得咸。我从外婆家的八仙桌边上跑开了。那其实不是别的，是海水的味道。